驾驶员维护治安有功可折抵交通违法记分，这是江苏省启东市公安局在《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行为奖励办法》中出台的一项新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出租、客运车驾驶员如以书面、电话、口头或其他方式主动向警方提供信息破获案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或者有效制止违法犯罪、抓获扭送违法犯罪嫌疑人等有功行为，将在得到警方经济奖励的同时，获取奖励分值折抵交通安全违法记分。（据《中国青年报》2月14日报道）
启东市公安机关出台这一规定，本意在于鼓励出租、客运车驾驶员配合警方维护社会治安。应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样一条规定，必然无法回避如下疑问：其一，如果交通违法记分开了折抵的口子，那么非但维护治安有功者可以折抵，见义勇为、劳动模范等等都会有折抵的理由，曾经被寄予维护交通安全厚望的记分办法将成为一纸空文。其二，被施以“法外开恩”的为什么仅仅是出租、客运车驾驶员等少数人，既然鼓励维护社会治安，那么折抵奖励为什么不能泽被众人，对其他驾车者甚或全体公众而言，这将是一种制度设计的不公正。其三，公安部门如此奖励的上位法依据何在，倘若找不出依据，这样的规定应当不具备任何执行效力。
穷究之下，疑问或许会更多。一条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上都存在瑕疵的规定，不能因为其用意的良好而获得理解和宽恕。公众或许会问，这样的红头文件如何能够出台，它是否经过了合法合规性审查程序。因为根据报道，相当地方的政府都启动了红头文件审查机制。但笔者认为，在程序问题的背后，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应当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导致了“将功折罪”规定的诞生。
社会治安和交通安全，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领域和行政执法范围，治安的处罚奖励与交通管理的处罚奖励，由各自的法律法规来界定，基本上属于两条渠道里的水，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交叉或混淆。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治安的功”抵“交管的过”成为可能了呢？有人以为是驾驶员职业的特殊性使然，毕竟他们既有可能在交管方面违规，又有可能在治安方面立功。不过，驾驶员在整个规则制订过程中不过是一个被动的“主体”，他们基本上没有决定规则走向的权力。
将治安与交管混同在一起，并产生出法规错位的，只能是规则的制定者公安机关。在我国现行的法治体制内，公安机关既行使社会治安管理的职责，又行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职责。按照法律的本意，管理职责更多地意味着承担行政机关的法律义务，行政机关所获得的公共权力只能是维护公共管理必要的工具，而不能作为行政机关的首要诉求。然而，现实当中将权力看得过大、甚至唯权力是求的现象相当普遍。被赋予权力的机关，往往将某一领域视为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在执法、行政过程中显露出太多的随意性。
既然治安和交管同属公安管辖，那么用治安的功抵交通的过，岂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许就是“折抵规定”得以出台的思维逻辑。部门化实际上是一种私化，其表现可以是利益的私化，也可以是权力的私化。在法律规范之外行使部门权力，这显然是权力的私化，是权力的部门化。防范部门化的良策毋须枯思冥想，因为法律有赋权的功能，同时也有限权的功能，敦促部门守法行政是防范权力部门化的重要途经。
先用法律的尺子量量自己的红头文件，“将功折罪”之类的条款自然不会出台。
(作者：周之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