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亘古不变回家路：劣质奶粉商回家心忏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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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5日11:19 瞭望东方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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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瑛) 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家庭观念，是破解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密码 就在春节前夕，资产数亿的房地产商潘石屹建在网上的家——他的个人博客，访问量突破了100万。潘石屹的“粉丝”留言说，每篇博客都很平等，没有“豪宅”、“蜗居”之分
在绝对属于高端人群的潘石屹的博客中，字里行间被随意提及的不少名字，都是业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不过，与他们比肩的，也有出身甘肃天水乡下的老潘不能释怀的乡土故人。 在不久前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潘石屹记载了一个坚持要找到自己的家的农村妇女“疙瘩娃”。“疙瘩娃”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她很小的时候父母都饿死了，与哥哥相依为命。幼年时“疙瘩娃”被拐卖，辗转落户在潘石屹家所在的村子，成年后嫁人生子。因为生活困窘曾经试图跳井自杀的“疙瘩娃”，坚持要找到自己的家和失散的亲人。她凭借依稀的记忆发出寻亲信，终于和哥哥相见。后来，她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路打听着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在这篇博客的结尾，潘石屹写道，这两天一直忙于参加北京城里的各种活动：给超级女声颁奖，作产品形象代言人，但是想起这个故事，心里还是有很多感触。 另一篇1月18日的博客，标题是“‘老祖宗’被人偷了”：老家村里的人们打来电话，说是潘家家庙里的一幅画被人偷走了。这幅挂在家庙墙上的画像，画中人是四个藏传佛教喇嘛，据说曾在清朝拯救过瘟疫横行的村庄，保留至今已有几百年。派出所说，不立“老祖宗被偷”这样的案子，村里人正忙着跑到文物部门去证明“老祖宗”属于文物。 潘石屹形容说，这件事的严重程度，“有点像本·拉登把美国人的世贸大厦炸了一样”。和文章相配，还有一幅“潘家家庙”的照片，灰黄剥落的墙皮，斑驳的木门。 在潘石屹写这篇文章时，2006年的春运已经拉开帷幕，旅行人次累计将比2005年增加3.15%，达到创纪录的20.42亿人。有18.55亿人将使用长途汽车等公路运输工具，1.44亿人将搭火车，2800万人将坐轮船等水上交通工具，1500万人将乘飞机。他们中许多人的惟一目的地便是：家。 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一支回家大军，也没有比它更能显现中国社会难以消退的“家本位”色彩了。 正是这样，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才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性的时间概念。春节是中国人的情感刻度，是一个种族的精神生物钟，是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春节是中国人自己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每个人，只要有可能，都会暂时褪去他(她)身份、阶层与文化上的诸般表征，向着物理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家园与故乡，急速而同步地闪回。简单地表述就是——回家。 回家，回到钟鸣鼎食的家，回到饥寒交迫的家，回到朴实温饱的家；回到物质的故乡，回到精神的故乡。歇息身心，抚慰灵肉，慎终追远，重新出发。同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一个民族和国家在精神上的返乡，即怎样检视自己的精神遗产，怎样清理自己既往的得失，与回家这一主题具有某种同构的关系。 亘古不变的家国情怀 家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含义：家意味着温暖，家意味着安全，家意味着团聚；家有慈母严父，家有贤妻娇子，家有亲朋好友；家乡有熟悉的山水，家乡有珍馐美味小吃，家乡有历史传说……由家而衍生出来的家乡恋情和国家情怀、游子归故，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一种浓浓的思乡情怀。这种情感，确保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虽饱经忧患、流离失所、漂泊异乡，而思乡回家之情至死不改，造就了一个文明古国的持续强盛。在中国，家，于是总是与国连在一起的，才有了这个文明绵延五千年的“国家”。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孟郊这首传唱千古的《游子吟》，不经意地透露出中华民族的一个回家心理原因：家有慈母盼子归，回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孝敬母亲。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一直是天涯游子思乡之情的真实写照，但这仅仅是一片乡愁吗？ 几千年的封建时代，战乱频仍、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百姓的生活常态，所以家对中国人有着不寻常的含义。一旦稍能安定，那么，必定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月是故乡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同样表达的是中国人的怀乡情结。 西方人讲究皈依宗教，而中国人认为身体和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是最不幸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马克思说，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而中国早在商周时期随着宗法制与分封制的日益结合，就形成了家庭与国家的特殊关系，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或国家模式相对稳定地延续了几千年，它既不因外族的多次入侵而中断，也不因佛教的巨大冲击而改变，这与以家庭为中心的罗马帝国在日耳曼族和基督教的双重压力下趋于崩溃的情况迥然不同。西方传统社会的组织模式是个人与社会对立并此起彼落的“跷跷板式”，而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模式是从“修身”、“齐家”的小圈扩展到“治国 “、“平天下”大圈的“同心圆式”。 矛盾而晦昧的家 而“家”同样也是中国人的一个身心重负。只要看看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就会明白中国的精英们为什么要在一夜间呼喊砸碎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锁链”，推翻封建统治的“ 吃人礼教”。 陈独秀是这样谈中国的旧家族制度和儒家伦理与国民性之间的关系的：宗法制度是种种国民劣根性的产生根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人们长期生活在宗法制度之下，所以才造成以下恶果：一是损坏了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是窒碍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三是剥夺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是养成了依赖性，戕贼个人生产力。 在封建社会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形成了完整的秩序链。皇帝就是“大家长”。在这个缺少法治与民主的大家庭里，无数悲剧曾经上演。“家长制”、“一言堂”的遗风，至今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完全绝迹。 李大钊说，反映中国家族主义的大家庭制度的儒家伦理，尤其是其中作为“防民之术”的“礼防”、“制度”，非但不能造成和谐的家庭关系和社会人际关系，相反却造成了“窝里斗”的国民劣根性。孙中山则称：“外国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原因就是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 社会学研究者岳庆平认为，在传统中国，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几乎无所不在，是娱乐单位、教育单位、经济单位、道德单位、心理单位、人格单位；甚至从家长掌握处罚权角度看，它还是法律单位；从齐家治国的角度看，是政治单位；从生儿育女的角度看是生物单位；从祖先崇拜的角度看是宗教单位。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朝代兴替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这样的社会基础，这种局面决定了家庭变革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地位。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者开始，旧家庭就成为批判的对象，辛亥革命提出“家庭革命”，五四时期，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把旧的家庭伦理批判得体无完肤，青年和妇女在这场思想运动中被发动起来，成为反抗旧家庭的主力军。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家庭被认为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的国家。” 在对新家庭的设计上，上世纪20年代的学者大都赞成西方式的核心家庭取代传统的家庭。但这场革命并没有真正完成。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父亲下班后带回糖果给孩子们吃，星期天一家人去公园玩，其乐融融，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幅家庭图画。但这幅图画很快就变成了全家老小一起面对领袖画像跳忠字舞的场面。 婚后夫妻两地分居也在很长时期里成为一种常情，而这多是由“革命工作的需要”导致的，并随着政治对社会生活的渗透程度的增强而增加。一项大规模的城市家庭调查显示，1949年，婚后两地分居仅有2.11%，到1958年就有7 .23%，1965年竟达到22.06%。 在很多关于家庭的学术研究中，国家和政府被假定为影响家庭的次要因素，但至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这个假定不能成立。国家跃升为制约中国家庭形态的核心因素。国家力量向家庭渗透，其机制在于，通过包揽由社会承担的许多职能，国家将家庭和个人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国家及其代理机构几乎包办了职工及其家属子女生老病死、从摇篮到墓地的一切事务。 在城市，单位以一种巨细无遗的方式把每个人置于羽翼之下，从而使个体对组织大家庭的信赖代替了对小家庭的忠诚；在农村，上世纪50年代后期匆忙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家庭作为合法经营主体的地位，在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家庭被剔除了。 那时候，中国家庭的物质生活是简单而清贫的。而每到各种运动到来，家庭成员之间“划清界限”，成为了见惯不惊的事情，“血统论”、“出身论”则盛行一时。 大变化中的人与家 最近20多年的一大变化是，中国的家庭变得富裕了。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狗年的1982年春节前夕，曾有一位到广东做生意的农民携带大量现钞坐火车返回，乘警在开箱检查违禁物品时发现了这一情况，还通知了公安局。而等到第二个狗年1994年的春节，带着现钞返乡的农民已是成千上万。新华社一位资深编辑吴先生当时的感叹是：外国驻京记者对春节期间中国市场商品供应的丰富感到吃惊。实际上到了这一年年初，中国居民财产总数46000亿元，其中储蓄15000亿元。《25年》一书的作者王安说，中国人大大有钱了。 个人能力而不是家庭背景，越来越经常地成为决定命运的动力。与此同时，家庭变小了，核心家庭更多了。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已经使家庭中的“长者本位”的旧道德为“幼者本位”的新道德所代替：父母对子女的过度约束被解除后，许多当父母的对子女一味放纵和溺爱，孩子成为“小皇帝”；一些青年对父母既不讲义务，也不讲责任，似乎父母注定要终身为儿孙做牛马；子女对父母在经济、社会地位上的依赖并未完全消失；代沟问题变得尖锐。 而丁克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流动家庭、再婚家庭……这些以前在中国罕闻的词语，如今正愈加鲜亮地成为生活中的现实。 银发浪潮正在到来。据一项统计，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是上世纪50年代的25倍，要照顾老人，最大问题是没有时间、精力不足。有的家庭是一对夫妇照顾四个老人，有的家庭自身生活条件已经相当困难，何谈扶老，再说生活节奏加快，劳动强度增大，社会流动趋剧，子女行孝的成本非常高。 人们在惊叹于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常常为现代社会中亲情的淡漠而忧虑。子女与父母长辈的沟通交流确实少了。浙江工商大学信息学院的学生，前不久发起“关爱‘空巢’老人”倡议活动，300个信封被学生一“写”而光。这一活动旨在呼唤子女多关心家中长辈，减少他们独守空房的孤独感。令人感慨的是，不少学子一边写信一边打电话询问父母住址的门牌号和邮政编码，家书竟然不知道寄往何处。实际上，如今很多中国孩子不知道父母的生日、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父母的退休日。 乌鲁木齐市有一位姓章的老太太，可以算是乌市新市区法院的常客，因为她经常打官司，而且常选在节假日。章老太生活殷实：她自己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有上千元退休金，生活尚能自理，可她还是几次三番地打官司，被起诉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亲儿子。 但奇怪的是，每次开庭后，她都主动要求撤诉，弄得法官们很纳闷。据邻居们讲，章老太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自打几年前老伴去世，惟一的儿子又远在珠海不常回来，老人备感孤独。章老太每次打官司的目的，就是希望见见儿子。因为她知道儿子再忙，接到法院的传票，也是要回来的。 而城乡间发展的差距、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城市间发展的差距，形形色色的差距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很多中国人家庭与工作地的高度分离。当人们感觉到家门口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差距时，他们就会选择出远门淘金、进城打工，到另一个天地去寻找发展机会。于是，团聚时也就必然形成“回家”的盛况，轰轰烈烈地扎堆到一起回，就是春运中人山人海地爆挤了。 然后是“春节回家”这个社会行为中包含的浓厚家庭保障色彩。一般来说，特别是在农村，出门在外者正是一家之顶梁柱，家中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老人需要赡养，小孩需要抚养，盼星星盼月亮，这些七七八八的支付都要盼着出门淘金的人 “过年回家”时进行支付和打点。在许多发达国家，有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和救济无缝地存在，而在中国社会尚特别依赖家庭的保障功能这个现实下，很多人在春节是一定要赶回家的。 中国转型面临的另一重大课题是，如何打破传统的人情原则以及家族和小圈子原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新型政治文明。 从传统走向现代，任何一个民族都要经历家庭伦理观念的深刻变革，西方如此，东方也不例外。如何让千家万户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幸福？中国人要回到一个什么样的家中？这已成为当今中国领导人思考的一个基本课题。 找回新家园 2005年1月初，湖南农民左某猝死他乡，和他一起打工的同乡李绍为等四人，将其装扮成醉汉，坐火车准备不远千里将尸体运回老家安葬。他们一行在广州转车时，被警方发现，闻讯赶来的左某亲属责备李绍为等人擅作主张，公安人员在审问时也说李某等人做了一件蠢事。 李绍为和左某，都是60岁左右的人，他们生长在农村，只是一些普普通通卖苦力的农民，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告诉他们，不做孤魂野鬼、回老家安葬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就像李绍为所说的，“在我们湖南那个地方，有个风俗习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四民工偷运同伴尸体回家，其实是一种辛酸的隐喻：繁华的都市、喧闹的街道、轰鸣的机器，对这些谋生技能很少的乡村人来说，带来的并非一种安全感。只有故乡，以及故乡的一切在他人看来“落后”的风俗，方能慰藉他们的心灵。因此，他们追求灵魂和肉体都回归故乡，用时髦的话来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求得身心的“和谐”。 李绍为等因为凑不够回湖南的车费而出此“千里背尸的下策”，但工程方付给死者左某的1100元工资却分文未动，包得好好的。李绍为说：“这是老板给人家死者的钱，我怎么敢用人家的钱嘛！人家人都死了，我做人要老实，不能花人家的钱。”这些贫穷落后的农村老人所表现出的诚信，正是如今富裕和现代起来的中国所亟需的。 亲属群体衰落了，大家庭也成为人们怀旧时的梦想，但是家庭文化中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还保留着，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家庭观念，仍然是破解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密码。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有人听多了觉得烦，有人听一遍掉一遍眼泪，但还有一层意思没有人说：当我们被《常回家看看》打动的时候，是不是说明中国传统的“家”观念已在我们心中动摇？我们又将如何为未来的中国人安顿好新“家”？ 相关专题：瞭望东方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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