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娱乐场所”在当下中国社会语境中的暧昧意味，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腐蚀的结果，娱乐与权力的勾结，使娱乐场所藏污纳垢成为制度性现象。所以，“约束权力”成为新修订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首当其冲的规定：为了加强对娱乐场所的管理，保障娱乐场所的健康发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也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这个规定之后，才列举了对娱乐场所的管理要求。
管理娱乐场所的法规中，开宗明义地先约束官员权力—这种“治民先治官”的治理思路清醒地意识到官商勾结在行业腐败中的致命因素，是对昔日“治民不治官”思路的突破。但说实话，出于对当下行政管理弊病认识，我对“官员禁办娱乐场所”的限权效用不抱丝毫期待：既要承担约束官员权力的任务，又要承担管理市场的目标，这是一个小小的管理条例难以承受的。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认为，一个制度实施起来要有执行力和效率，只能承担一种管理任务和治理目标，对象越单一、指向越明确、任务越简单越好，任务重了、目标多了、指向模糊了，就会耗散制度的注意力，破坏制度内在的执行逻辑，从而在冲突中使制度陷入瘫痪。
而我们看到，《娱乐场所管理条例》首当其冲地规定“国家机关人员禁办娱乐场所”，这样的制度安排使条例承担起了双重任务，既要“管”国家机关人员，又要“管”娱乐场所；双重任务使制度逻辑变得混乱，国家机关人员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条例要约束“这个国家机关人员”，但条例又要靠“这个国家机关人员”去执行，制度如何能健康、理性地运行？
因为官员权力缺乏约束，公共事务又需要官员去执行，我国许多针对市场的“管理条例”不得不承担起了双重任务：既要约束官员，又要管理市场，而被约束者又是管理者——双重任务和冲突的逻辑使制度陷入悖论：强化管理的话，会扩张执法者的权力；弱化管理的话，市场又会无法无天。最终，很多旨在管理市场的制度，还没来得及管市场，就不得不陷于疲于应付“官员腐败”的困境中。(作者:曹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