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儒
原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在任该县县长时，据说“具有开拓精神，肯干事，敢冒险”，事实证明此话不假。在三年多时间里，这个武保安让原来不足1亿的财政收入飙升为3.4亿。但是，当他被擢升为县委书记时，却因通过调整干部等手段非法敛财500多万元而落马。翼城县的干部群众对此颇为痛惜，他们甚至说：“翼城县宁肯要一个能干的贪官，也不愿要一个不作为的清官。”（2005年8月9日《中国商报》）此话背后蕴藏着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严重问题，那就是官员的不作为已经引起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了！
翼城县的干部群众产生这个说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说：“有个能干的贪官，他吃饺子我还能喝上面汤；一个不作为的清官，他喝汤我只能喝清水。”显然这是老百姓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你要说老百姓只从现实出发，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觉悟太低，境界不高，不从全社会全局去考虑腐败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这是对老百姓的误解。不能认为有这种说法就断定老百姓爱贪官而不爱清官。要知道这话的“定语”是非常清楚的，贪官的前面有“能干的”三个字；清官的前面有“不作为的”四个字。有了这两个“定语”，就不能再笼统地谈论贪官、清官了。他们之所以这样说，那是表示了他们对不作为的清官的不满和痛恨。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许多清官的不作为所造成的后果和贪官所造成的后果是同样严重的。为数不少的官员在其位不谋其事，尸位素餐，白拿薪奉，成为养尊处优的新贵族。今年4月，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南京利济巷2号”——即亚洲最大的日本“慰安所”被悄悄拆迁；今年5月，东北某市唯一幸存到现在的“九一八事变”的见证物——曾被日本关东军悍然攻击的中国东北军北大营，也被趁着夜色拆毁。（7月7日《广州日报》）我们要问：当地政府有关机关的领导都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纪念地就没有人管理？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政府？还有没有管理的官员？肯定地说政府是有的，官员也为数不少，就是没有人管而已。
据今年9月27日的《京华时报》报道：晋北某县一位居民因房屋拆迁找主管领导反映情况，被县政府办公室推到了城建局，打通城建局找局长，局长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好不容易打听到局长大人那个保密的手机号码，一打却是空号，事后才知道，局长大人一年至少换三个手机号码。一个一年要换三个手机号码的官员，心中哪里还有执政为民的影子？有多少上访的人被推来踢去？有多少官员在挖掘政府与老百姓之间越来越深的鸿沟？宁夏石嘴山市民工王斌余杀人案在审理时，辩护律师曹长安的三点辩护观点中第一点，就是“王斌余在工地经常受到工地承包人、工头及苏志刚、吴华的欺辱，加之工钱被拖欠，王斌余寻求法律援助无果，在产生厌世的情况下才激愤杀人的”？。（9月21日《检察日报》）王斌余寻求法律援助为什么会无果？我们的法律不是保护人民的么？王斌余的人身安全和个人利益为什么就得不到保护？当地的司法机关在干什么？假如王斌余能够得到法律的援助和保护，他还会产生厌世思想而情绪激愤去杀人么？陕西山阳县、洛南县的72名民工4年前患上了职业病，经历了漫长的索赔，到今年8月虽然其中有48名民工拿到了胜诉判决书，但大多数民工至今仍未足额领到赔偿金。民工王书来判令应得4.47万元，但他却未拿到分文。此前，已有21名民工在病痛折磨中离开了人世，其中多人自杀，有人甚至到死也没有看到法院的判决。（2005年第9期《半月谈内部版》）一个非常简单的索赔案，要民工经过4年的奔波才能部分人得到判决书，而即使得到判决书却又不能得到赔偿，那这样的判决书还有什么价值？执行难是法律的耻辱，也是对老百姓的背叛！而那些到死也得不到判决书的人所留下的只有对政府的绝望，对不作为官员的愤恨！够了，无须再来举例，仅这些随意从媒体上看到的事实，就足以揭示官员不作为的严重后果了。可见，不作为的清官和能干的贪官殊途同归，都是危害政府形象、离散党群关系、让人民群众付出血的代价以至生命的罪魁祸首，再也不能让这样的所谓清官存在下去了！
林肯曾说：“在人的一生中，想到你能做点事情来改善那些备受虐待的人的处境，这是令人愉快的。”我们的官员绝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是清官，但真正“能做点事情”的还是不多，这就是翼城县干部群众愤恨不作为清官的真正原因。做点事情是“令人愉快的”，我们的清官缘何不为？这就要追涉到官员的素质了。看来，提高官员的思想觉悟、党性素质和责任感，已经是当务之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