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甫一颁布，困境即显。这不仅在于条例规定的“官员禁办娱乐场所”所引起的有关治理悖论的议论（既要承担约束官员权力的任务，又要承担管理市场的目标，一个管理条例恐难以胜任），更在于条例规定的“每日凌晨2时至上午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可能对一些人看来正当的营业需求与消费需求造成不小的影响。
在上海，部分娱乐场所一方面表示将遵守国家规定，另一方面表示将会在凌晨2点之
后“只出不进”，即凌晨2点后不再接纳新的客人，已经在娱乐场所的客人可以继续娱乐（2月14日《东方早报》）。在长沙，文化管理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凌晨2点继续营业并不会对社会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影响，“我们会向上面反映，尽可能争取有所调整。”（2月16日《潇湘晨报》）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因为被遵守、被践行而得以被信仰，得以拥有尊严。“凌晨2点后不得营业”的法规既立，对它的遵守就应是一种“义不容辞”。但是，上海市部分娱乐场所表示的“只出不进”，显然没有改变“营业”的本质，而是以一种变通之策对法律尊严的消解；而长沙市文化管理部门官员的表态尽管貌似得体，然而其所传递的信息又是不无尴尬的。
是什么使得法律尊严面临着被消解的困境？首先仍是一种利益的博弈，其次则是规定本身所面临的合理性拷问。正如长沙市文化部门官员所言，凌晨2时的划定可能是参考了北方城市的作息时间，北方城市的酒吧等场所一般也只会经营到凌晨2时，但我国南北方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凌晨2时正是南方城市夜生活火热的时候。此外，“凌晨2点后不得营业”的规定，会不会在限制了娱乐场所的营业需求的同时，也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不难看出，这两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律制订或修订本身的缺憾。法律充满着对于各种利益和诉求的权衡，法律的制订必须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及诉求，因此，一项旨在增进公平的法律规定，必然是经过充分博弈的结果。法律尊严不光在于人们对它的践行，更在于它本身的公平性。显然，是像修订个人所得税法那样博弈于立法前，还是像修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这样博弈于后，对于法律的公平性及尊严度都有莫大的关系。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英国人丹尼斯·罗伊德在《法律的理念》一书中的一句话：“即使完全属于法律业务范围内的事情，也未必像法律人想象的那样，凭他们的法律见解与经验来决定，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问题不适于作周咨博采的调查。”面对娱乐场所“凌晨2点后不得营业”规定的困境，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是一件需要审慎的事情。
杨耕身（湖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