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朱荣林
狗年春节，我回桑梓嘉兴过大年。久别新逢，惊喜家乡又有巨变。这是一座享有7000年马家浜文化发祥地之誉的古城，曾以全国万分之五的耕地，实现千分之五的田赋，号称“天下赋江南居十九，浙东居江南十九，而嘉禾半之”。但由于长期丰衣足食，以致“民风纯朴，淡于经营”，百姓竟会“离家百里，面带愁容”。然而改革开放之风毕竟也吹拂、也
唤醒了这片小富即安之地，它重新追星赶月，竟然一跃而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数字并不枯燥，它往往折射出“标本”的内在意义。2005年，毗邻上海的这座小城，其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达1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1.2%。但从近年来长三角地区GDP平均增速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的势头判断，决定该地区未来经济前途的关键并非是增长速度，而是增长模式。为什么？长三角地区正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严重约束的局面，其中尤以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为最。一味靠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老路已走到尽头。换言之，当人们热衷于追求偏离质量轨道的增量模式之时，已经种下了遭受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报复的苦果。我曾经在《思路与判断力》一书中说过：“数千年的文明史证明，未来世界的面貌并不是未来人类做出的选择，而是现代人的决策及其实施的结果。人类社会今天遇到的种种困惑皆起因于昨天的错误决策，而今天的错误决策又将是未来人类被迫接受的一种现实。”因此，转换发展模式对我国而言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目标是确立全新的时空观，其核心可用两句话概括之，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作为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的长三角城市，如何以全新思路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模式，以崭新的姿态去迎接“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有三个建议。
首先，要尽早更新发展理念。新的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修正，其要有三：一是增长不等于发展。长三角地区的GDP增量建筑在高昂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和其他社会代价之上，其中不乏属于无效增长的成本，而非有效的收益。建筑在这种代价基础之上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否定。二是建设不等于进步。20世纪80年代全国大规模旧城改造的历史已经告诫人们，追求标准化的“旧貌换新颜”式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建设性的破坏”。英国建筑学会曾经作过估计，全球20世纪70年代旧城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也有人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以建设名义对旧城古典建筑的破坏作过估计，它超过了过去历史上的100年；三是富裕不等于幸福。炮火纷飞环境之中的百万富翁，禽流感肆虐之下的万贯商贾，恐怖分子无孔不入国度里的跨国老板，以及长期身处亚健康导致免疫功能崩溃的超级富翁，已经深刻地感悟到：在人类生存面临威胁面前，金钱已经无能为力。
其次要适时转变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源自两大推动力：其一是工业增长。由于汇率制度的长期非市场化，在导致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的同时，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被低估，进而造成抢购人民币表现形式的资产之局面，以致我国出口加工业呈现供不应求之势；其二是城市扩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推动与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发展相联系的原材料工业快速发展，进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快速增长。这两大增长的背景条件，是我国要素供应的非市场化机制。尽管我国总体市场化率已突破临界状态，达到69%的水平，但是，这种市场化率的水平主要集中体现在商品价格的市场定价(高达96%)之上，而非生产要素的市场定价。推动工业增长和城市扩张的两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要素和土地要素的价位，至今仍由计划模式定价，以致人为压低了资金价格(负利率和汇率低估)和土地价位(形成土地一、二级市场价格关系扭曲的局面)。这种低成本的竞争机制和增长模式，随着我国汇率进入“有管理的浮动”状态和土地资源日益短缺局面的到来，必将走向历史末路。
再次要逐步提高发展质量。我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26年来年均增速为9.6%，创世界之最。但由于资源配置机制“出了毛病”，要素源源不绝地流向了低效的行业和企业，导致库存日趋高筑，资源效率不断下降，因而至今只是一个产出大国而非经济强国。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三贸易大国，但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我国不断地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出口产品的自主率和盈利水平不断下降，进而导致资本积累缓慢。中国人均财富不敌美国的2%，而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里，中国仅占7%。综观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人们不断地在追求经济的速度和规模，而不屑于经济质量和效益。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这种状态的结束已为期不远。长三角作为全国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应当特别注意在规范外资质量管理、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调整资源配置关系上下功夫。
(作者系华东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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