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大代表提议案防范刑讯逼供

　　专家表示若采纳可获双赢

　　审疑犯时律师应有在场权

　　刑事案件中，如果从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时开始，有律师到场的话，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办案机关的违法行为，促进办案人员的办案水平和能力，也能起到对侦查人员文明

执法的保护作用，避免犯罪嫌疑人在后来的程序中诬陷侦查人员。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彭武权提出这一议案，法律专家和刑案律师对此大为赞赏，并称之有积极的意义。

　　代表建议

　　侦查机关权力过大 律师应有“在场权”

　　彭武权认为：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确认了律师在场权。英美法国家的侦查程序中，律师享有广泛的在场权，也有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有律师在场才可进行的规定。

　　但我国法律中却没有对此有具体的规定。只有刑事诉讼法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律师介入的时间、地点、范围、方式及权利等却未作具体、明确的规定。

　　我国的侦查程序具有超强的职权主义色彩，侦查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拥有极大决定权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侦查权过于强大、自由并且缺乏外在制约机制，因此往往会存在强迫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强迫其自认其罪等行为。

　　针对这种情况，如果律师拥有广泛的在场权，可以消除犯罪嫌疑人恐慌心理，杜绝发生刑讯逼供，有利于审讯的正常、有效的进行。这样一来，既可避免侦查机关揭露犯罪的盲目性，又可使揭露和惩罚犯罪规范化、法律化；既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能高效控制犯罪，同时可提高审讯绩效，增强侦查人员办案能力，提高刑事案件的质量。

　　为此，彭武权代表认为，从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后第一次讯问时，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律师在场提供法律帮助，律师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有在场的权利。

　　具体做法：

　　由省政法委主持，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四家单位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要求在全省或某市范围内试行，并发动律协组织自愿参加的律师建立律师值班制度；律师到审讯现场的费用由律师负担。

　　律师意见

　　有了“在场权”可防嫌疑人翻供和诬陷

　　“这个建议如果能得到采纳，并有相应的规定出台，不光是犯罪嫌疑人，对办案的律师、甚至侦查机关本身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的丁一元律师对记者如是说。

　　因为多年办刑事案件，丁一元对这方面有很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如果律师从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时就有在场权，起码有4个好处。

　　第一：规范依法办案，起到监督的作用。律师在场，将一定程度上减少和杜绝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

　　第二：有了具有专业法律素质的律师在场，对侦查机关的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要求更高，从而可以促进办案能力的提高和讯问水平，对于整个司法系统而言，这是好事；

　　第三：律师在场，可以消除犯罪嫌疑人的恐慌心理，而这个心理决定着侦查机关办案的速度和质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盗窃犯被抓后讯问时，因为没有律师在场，他不知道自己的罪行轻重，必然忌讳莫深，不肯轻吐真言，给讯问造成很大的难度。但如果有站在自己这边的律师在场，他认为自己应有的权益有了保障，就可以很坦然地回答讯问，从而讯问的过程会顺畅很多；

　　第四：很多刑案到了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突然会翻供，理由往往是自称受到刑迅逼供。当然有些人可能说的是真的，但不排除有些人是故意陷害，博取法院的同情或者刁难侦查机关。因为讯问的当时没有第三方在场，侦查机关是百口莫辩，如果有了律师在场作证，“诬陷”和翻供的情况就很难存在了。

　　专家观点

　　律师有在场权 杜绝违法办案保护了嫌疑人

　　“律师有在场权，关系到一个国家刑法体系的完善与否，是否真正意义上做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张树义教授对记者说。

　　“在实施暴力行为时，犯罪嫌疑人属于强者，但到了侦查阶段，相对而言，他们却成为了弱势群体，一个人面对着整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地位如何不言而喻；但有了律师在场，将有效缓和可能存在的不公平待遇，比如杜绝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诱供等等；另一方面，在杜绝违法办案的同时也可防止被告翻供和诬陷办案人员”，张树义认为。

　　另外，作为已经在世界上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国家，与西方先进的司法体系接轨，这是一个大的发展的趋势，张树义最后说。

　　记者 李朝涛 夏令 通讯员 梅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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