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赣州模式：最大程度尊重农民意愿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赣州

　　外出打工一年多的李红生回到家乡江西赣州市大余县水南村时，竟然迷路找不到自己的家。他没想到，几乎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家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原来的乱坟岗变成了一排排三层小楼，原来的垃圾坑成了水清见底、绿树环绕的池塘，杂乱低矮的老屋不见了，那块地成了一个幽静的小花园，桂花舒展，绿枝摇曳。

　　变化令人吃惊

　　赣州市赣县枧田村外出打工的村民，过年回家时不少也像李红生一样闹了笑话，认不得家，坐车坐过了头。

　　枧田村原来很脏，家家户户自己建着土厕所，道路被见缝插针搭建的牛栏挤得歪歪斜斜，窄的地方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一下雨满地泥泞，穿上雨鞋才能出门。一条穿村而过的小河成了垃圾河，生活垃圾和死猪死鸡人们全往里面扔，到了夏天气味熏人。

　　而现在，全村建了一个大“牛栏”集中养殖，道路都铺了水泥。家家户户都有了像城市一样的室内

　　一年多来，在赣州市，像水南村和枧田村这样发生变化的村子很多。这一切都源于赣州市进行的新农村建设。

　　江西省的南大门赣州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在全市840多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就有670多万。从2004年9月开始，赣州提出建设新村镇、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农民、组建新经济组织、塑新风貌、创建好班子的“五新一好”方针，以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和改水、改厕、改路的“三清三改”为切入点，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自2004年9月以来，赣州全市已经有4000多个像水南村、枧田村一样的村开展了新农村建设，约占全市村庄总数的10%。

　　“搞了这么多基层工作，这件事是真正从上到下形成了共识。我们不怕看，可以到赣州4000多个点的任何地方去看。”赣州市宣传部副部长钟家伟这样对记者说。

　　土厕所消失了，人畜不再混居了，老表颂称“苏区的干部又回来了”。枧田村村民戴玉胜在大门口贴了一副春联：三清三改万户春，五新一好千家喜。

　　农民理事会的诞生

　　喜的不仅是环境的改善，更是整个改造过程中对农民意愿的尊重。

　　保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方法是成立农民理事会，由村民自主推选有威望、有能力、公道正派的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和青年积极分子组成，通过理事会制定村规民约，实现村民的自主管理、自主实施、自我教育、自主服务、自我监督。村庄“三清三改”、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的建设，都通过理事会组织实施，做到建设资金由理事会管理、建设合同由理事会签订、工程进度由理事会督促、建设质量由理事会监管。

　　理事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长期的，每一个自然村都至少成立一个以上的理事会，是地方综合理事会，它不同于村民委员会的政权机构，是百分之百的民间组织，理事会的会长、成员都是农民自己选的。政府和一家一户管不好的事情，理事会可以管好。一种是短期的，以事牵头，比如说修路，成立一个修路理事会，路修完这个理事会也就解散了。

　　修路是最受百姓欢迎的，政府出一点，但主要是百姓出钱。原来干什么工作都是村干部出面，现在由理事会出面，不再是上面让你怎么做，而是“咱们一起商量咱们的事怎么做”。做什么，需要多少钱，什么标准、补助多少，村民负担多少。由理事挨家挨户做工作，看村民积极性高不高，申报率高的择优先行。

　　为推动新农村建设，赣州在全市农村组建了1.2万多个“新农村建设理事会”，负责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管理、项目实施。

　　新农村建设中最难的是钱的问题。“三清”可以不投入，但“三改”是一项花钱的工程。

　　修路每户要600元，粉刷墙壁3000多元，改水400元，改厕1000多元。这5000多元中，政府补贴一部分，剩下的就要农户自己拿了。赣州4000多个点，政府财政仅投入了4.9亿元，资金效率之高在农业资金使用中是很少见的。农民理事会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

　　“上面拨下来100百钱，能用60块钱真正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绝对是好干部，用50块钱这是正常干部，只有三四十块用于正途，这才说明干部有问题。”关于农业资金，这种看法在县一级干部里很有市场。据调查发现，有的政府支农项目最终到农民手里，只剩下实际投资的1/5左右。

　　赣县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赖厚辉说，他们在建设新农村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钱、方案、规划等等都是让农民理事会召集农民商量，有积极性的点先搞，没积极性的先放下来，绝不勉强，现在新上的点都是老表主动申请的。扶助资金每个点有5~10万元，项目资金和财政资金怎么用都是理事会说了算。所有规划，都经过群众两次讨论。

　　大余县新城镇有拆旧建新愿望的家庭占大多数，于是空心村的旧房被成片拆掉，建起整齐划一的小楼。而枧田村经济基础没那么好，而且很多民房本身质量不错，所以实行的是整旧改旧，而不是拆旧建新，重点整治房屋的周边环境。根据实际情况，理事会选择了多数人认可的模式。

　　大余县新城镇书记何文庆告诉记者，政府工作一度费力不讨好，替农民思考，帮农民做主，整天忙着让农民种这种那，很累，万一市场不好还落得农民埋怨。农民抵触情绪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政府号召的百姓就反对”，干部一进村，自己都觉得灰溜溜。而现在，干部一进村，老表都会热情地招呼，主动请干部到家里喝杯茶、吃顿便饭。

　　一直以来，中国在农业项目的运作上，都是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主导，通常模式是地方政府发动，中央批准，然后地方涉农部门实施。至于一个项目上不上，上什么项目，往往不是根据是否当地农民最需要，而是看财政能拨出多少钱。

　　在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下，在具体项目的实施中，除去施工过程中可能会找些农民劳动力，这些项目和农民再无关系，项目的启动农民一般都不知情，做什么农民不清楚，自然没有积极性。

　　开启尘封的智库

　　赣州市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采用不完全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只是重视农民的主体性，最大程度尊重了农民的意愿。但就是这“部分的改变”，已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建设的项目一定要和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让农民参与。”中央党校的徐详临教授说。

　　由专家设计的理想的农业项目操作模式是：农村建立自己的经济组织，赋予这些农民组织提出项目、申请资金的权力，只要申请报告明确上什么项目，为什么上，如何上，项目建成后作用如何等，然后交独立的项目评议委员会审批。

　　“不要低估了农民的智慧，只要国家有制度，农民就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交上完美的申请报告，自己写不了，他们会想方设法请别人帮忙。农民需要的不是外界的指手画脚，而是对自身智慧的开启。政府应该从具体的项目中撤出来，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垄断和包办。”中国社科院教授杜志雄如是说。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介绍，在韩国“新村运动”中，也是政府先确定若干项目，包括屋顶改造、道路硬化、建自来水管道等，由村民讨论选择最急需的项目，并选举一个新村建设指导者。项目获得县级政府的批准后，政府再发水泥、钢筋支持，直接给农民配套。政府有关支农资金也通过农民组织直接发放到户。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农村调查中也曾遇到很多农民提起想上项目，他的回答是，以他的调查看，在外部制度环境不利的条件下，农民上项目95%要失败。他认为，“三农”问题在1990年代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宏观制度和环境。

　　万事开头难，赣州市的新农村建设能搞起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进行的一场捆绑运动：以市农工委牵头，联合水利、卫生等相关部门，这些部门捆在一起，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共同努力，这客观上化解了由于部门利益冲突带来的工作上的难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表明新农村建设仍赖举全政府之力而为，民智仅仅初启。

　　赣州的新农村建设只是初战告捷，要走的路很长，如何让新农村建设工作走上正常化、规范化，是政府下一步需要下大力之处。农民理事会如何定性，和村委会的关系如何协调，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兴国县宣传部部长李坚对记者说，2006年，他们县会在民主管理方面做一些探索，涉及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

　　相关专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