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之前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谈教育产业化问题。产业化这个提法本身很不清晰。教育分为很多层级，基础教育根本不可能产业化。
1998年开始的扩招实际上和教育产业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扩招之后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贫困学生上学难、大学生就业难、部分学校教学质量下降、学校把很大精力放到盈利性活动中去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问题完全归咎于扩招。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扩招
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在扩招之后，上大学人群的覆盖面扩大了，使这些问题显得更严重。
教育的第一要义是公平性，但公平与否，不同的角度看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扩招显然扩大了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机会，扩大了机会公平，这是不容置疑的。
根据联合国数据，扩招前中国只有不到8%的适龄青年能上大学。当时印度是8%，在人均GDP和中国不相上下的菲律宾，以及人均GDP略高于中国的泰国，这个数字在31-37%左右。到现在，中国已经有21%的适龄青年能够上大学，从数量上看是大大增加了公平性。
扩招后，农村子弟上大学的数量比例增加了。根据上海教育科学研究所胡瑞文教授提供的数字，我国1998年招收大学生108万，其中农村子弟40万，占37%；2005年招收大学生447万，其中农村子弟230万，占51%。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子弟上大学不但绝对数字上升得很快，比例也增加了。
公平的最核心部分是机会公平。扩招给了适龄青年更多的选择机会，其利远大于弊。当前要做的不是否定改革的大方向，而是考虑怎么把扩招的弊端降到最小。
大学扩招后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不公平了呢？是因为他为自己上大学的子女交了每年5000元的学费。从他的角度来看，从他家庭的角度来看，是不公平了。但是大学是非义务教育，即使是扩招后的今天，也是28个家庭才有一个人上大学。凭什么要让27个家庭交税来支持这一个家庭的子女免费上大学呢？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过去的那种由全社会出钱，供不到1%的家庭的子女免费上大学，而绝大部分家庭还要交学费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事，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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