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转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关键

　　两会观察

　　特派记者徐林郭珊达嫔

　　经历了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的预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话题，不出意料地成为全国两会热门话题。广东厅内，热议连连，代表们形成共识:“新农村建设成为

国家战略，中国转轨的同时，农村转轨也成为关键。”

　　“无农不稳”曾经是各地党委政府的深刻体悟，改革开放行至今日，农村崛起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轨道的进程中成为一项重大历史课题。

　　既是当前紧要任务，也是长期的艰巨进程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危险分田单干，他们当年印下的几个手印，就此揭开了农村改革进而是中国改革的序幕。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着力于农村政策。广大农村先于僵硬的城市，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禁锢后，试图带动整个中国进行艰难转型。但如果再把目光投回改革之源小岗村，“改革第一村”并未富裕，改革进行至今，农村并未富裕。

　　作为改革的排头兵，广东改革同样发轫于农村，却落脚于城市，在长期的城乡二元割据之下，2004年我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由1996年的1:2.56扩大为1:3.06。

　　早在十几年前，

　　农村的切肤之痛是全局的切肤之痛。按照目前城市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预计，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仍会有四五亿人留守在农村，这部分人的生活状态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020年实现小康。同样的，对于已经转移出去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享受到何种待遇也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050年初步实现现代化。

　　苦痛之后，改革势在必行。3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均着力农村，尤其是去年对农业税全面减免，把中央将改革重心重新移回农村的信号带给了国人。信号正式转变为声音，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概念到内涵的全面丰富。

　　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温家宝总理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要让农民分享改革成果。

　　从多取到多予，从奉献到分享，新农村之路目标已然明晰，路途却依然漫长。正如省委书记张德江点出的那样，新农村建设是个渐进过程，要“防止急于求成，欲速不达”。起点有先有后、过程有快有慢、水平有高有低，“齐步走”、一哄而起是万万不能的。

　　既要发展生产力，更是一项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多年来，“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一直是各地求发展、搞建设的中心内容:经济发展了，才能带来社会、生活等多领域的发展，这一硬道理已经为20多年来城市经济的建设所印证。

　　对此有着深刻认识的一些地方，已经甩开膀子干了起来。“广东徐闻的新农村建设是从水泥开始的”，有人说，改水治旱、凑钱修路，这些都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城市经济发展初期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围绕着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展开。

　　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初期，这也成为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方向之一。3月8日，国家三部委就新农村建设答中外记者问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就表示，今年拟安排120亿元，投入到种子工程、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大型灌区的节水改造等等一系列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项目。

　　体现在大量财政转移支付中，“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相对“贫血”的农业来说好比“输血”，这非常必要。但仅靠“输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问题，下一步最根本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为新农村生产力发展提供体制上的保障。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保障，仍基本停留在20多年前那次以土地承包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显然已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建设逐步完善的新形势，必须让农村经济分享到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简单说来，一方面要通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分享到城市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用市场化的手段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农业。

　　在探索新农村建设、进行第二次改革的过程中，广东因地制宜出现了多种模式:有广州、中山等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当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衔接的模式；有佛山等地发展现代农业，以生产发展解决建设新农村问题的模式……

　　“我国现代农业的建设还是初步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正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所以要采取综合性措施推动现代农业建设。”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对此指出。

　　总结20多年来城市建设经验，我们还必须看到，涉及到基层民主、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也必须同步进行，这是不可多得的经验:社会事业既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所在，也可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发展生产力，更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一语道出了这场农村变革中广东的求“新”内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生产发展是关键，生活宽裕是根本，乡风文明是保障，村容整洁是形象，民主管理是基础。

　　3年来，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课题第一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可谓新农村建设的一大亮点。温家宝总理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解决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难和拖欠工资等一系列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佛山禅城区罗南村党总支书记关润尧有着多年来参与农村建设的经验，他在“两会”的小组讨论中总结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抓好人的建设，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大投入，提高村民素质。”

　　既要政策倾斜，又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两会会场里常常听到这样的讨论:“建设新农村，城市需要负责吗？”回答是肯定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这种负责体现在政策的转变上，体现在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上。“项目向山区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倾斜、政策向农业倾斜、保障向农民倾斜、经营网络向农村倾斜、人才向基层倾斜。”这是农村于转轨之时对城市发出的呼唤。

　　政策的倾斜，政府历来有之。回望“十五”，被记者团团围住的省长黄华华细数480亿的支农资金，以及省委十项民心工程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展望“十一五”，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今年即将实行；农村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有11项，估算总投资约490亿元，“十一五”期间投资约310亿元。公路、电网、供水，大中型灌区的骨干渠道、中低产田改造、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农村沼气示范工程……

　　多予少取放活，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面对种种利好政策，新农村的建设前景似乎可以预期的，但仅仅这样就够了吗？“新农村不是钱堆出来的”，“强制措施也是难以为继的”，农民才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广东团在肯定政策倾斜的同时，也对因地制宜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发出呼吁。

　　再次回到关于“集体经济”的讨论上来，充当第一次农村改革先锋的小岗村从“分产单干”到“重走集体之路”，个中缘由，发人深省，但无论怎样，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是决定采用何种发展方式的前提。以强制约束成立的集体经济固然不行，但一盘散沙毫无动力的单干也是难以走得通的。如何像第一次改革那样形成第二次改革巨大的农民“自发”活力成为讨论的热点和焦点，对此，广东因地制宜做出了诸多探索。

　　但无论是东源、云浮等地以解决“一保五难”为重点的模式，还是广州、中山、佛山等建设新农村的模式，多予少取的政策都是重点，放活农民的创造力亦是重点。村委选举、村务公开、村民自治，农村的民主政治运动在最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民的思想。“生产发展是关键，民主管理是基础”使得这种“放活”让农民有了说话做事的权力。

　　“注重制度创新，激发农民的创造活力。”全国人大代表、江门开平市水口镇红花村党支部书记谭国荣将本村的发展经验带到了北京，“农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要靠制度的保证”。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甚至提出，应多考虑通过发展一些群团组织来协调解决基层的问题，即群众的事情尽量由群众自己的组织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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