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建议尽快出台《廉政法》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我们30多名代表3次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制定《反腐败特别法》的议案。2005年中纪委在复函中告知，中纪委正与有关部门联手共同制定《廉政法》。我国目前腐败犯罪仍处于高发期、持续期，顶风作案现象严重。为此，我们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再次提交议案，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出台《廉政法》，以推动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

　　廉政建设的内在要求

　　从反腐败理论看，遏制腐败现象，最可靠的保证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把廉政建设纳入法制轨道。廉政一旦被纳入法制的轨道，有关廉政的法律措施就会物化为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的实际力量，对廉政建设起到强大的催化效应。历史已经证明，权力不被监督，就会导致滥用，监督没有法律化，就会流于形式。因此，加强廉政建设，必须依靠法制，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完备的廉政专门法律。

　　从反腐败实际来看，为了防止和惩治腐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廉政法规，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韩国相继制定了《腐败防止法》、《反洗钱法》和《政治资金法》；菲律宾在1989年推出了《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美国、英国、瑞典、德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的贪污腐败现象相当普遍。1959年后，新加坡开始进行全面的廉政建设，相继出台了《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等一系列廉政方面的法律。借助法律的力量，新加坡政府的公信力得到极大提高。实践证明，立法反腐败是反腐败工作的有效措施。

　　反腐败工作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但是，我国反腐败立法尚存在不足之处——

　　一是没有有效衔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目前已经生效，但我国法律与其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我国《刑法》强调受贿罪必须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行贿罪必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公约》没有规定受贿罪必须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要件；我国《刑法》强调受贿内容仅限于财物，《公约》中“贿赂”指任何好处，并不仅限于财物；《公约》将预防性反腐败政策提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提出各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成立专门机构，制定、执行和坚持有效的预防性反腐败对策，我国法律对此规制明显不足。

　　二是没有完善的程序规则。主要表现在：证据规则不完整，一些国家在有关反腐败的制度中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证据推定规则、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特殊规则，但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侦查方式落后，相对于公安、安全等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手段稍显缺乏，老办法、老手段已不能用，新的手段或是没有，或是不会用，而现在职务犯罪活动相对于以前更具有智能化、高科技化的特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传唤贪污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时间作了12小时规定，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手脚，这既不符合国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反贪办案。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制定一部专门的《廉政法》。

　　制定《廉政法》的条件已具备

　　我国目前已经具备制定《廉政法》的条件。首先，通过专门的立法与腐败犯罪作斗争，是我党反腐败斗争的一贯优良传统；其次，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做了大量反贪污贿赂法的专题调研工作，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第三，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将这些措施、经验规范化、法律化，可谓水到渠成；第四，国外立法可资借鉴。

　　要遏制当前腐败犯罪居高不下的趋势，必须尽快出台《廉政法》。笔者建议：

　　——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廉政法》的制定应符合现行宪法和法律的精神；立法务求完备，把惩治型立法和预防型立法两方面有机统一起来；立法要注重中国特色，不可照搬外国模式。

　　——立法时间以快捷为宜，这是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迫切要求。

　　——立法要借鉴多方面的长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借鉴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立法的成功经验，结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我国反腐败实践。

　　——立法体例上要创新，这部法律的内容应包括刑事实体法、反腐败行政法、预防职务犯罪法和程序法，实现反腐败刑事实体规定、行政规定、程序规定和预防犯罪规定四元一体。

　　(作者:童海保 系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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