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断代史之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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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

　　记者◎朱文轶

　　毛主席纪念堂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

　　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这处明代建筑，形制与长安左门与右门相仿，位于天安门原“T”型广场南端，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起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称。中华门被拆除后，其址成为广场南部的绿地——一大片从外地移植过来的成熟松树林。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6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3万平方米的二层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位置上，松树林被再次移植到其他地方。

　　第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作辐射状的整个建筑群，人民广场作为新城市中心的地位更被突显出来。

　　天安门广场的“收”“放”之争

　　国庆10周年，天安门广场扩建后，对广场的进一步规划仍在不断地被讨论。主要针对广场南部的不同处理，包括广场南部建筑性质、建筑平面布局、立体轮廓、正阳门的拆与留及广场的交通处理等方面。

　　北京市

　　张敬淦说，毛泽东去世后，中央最终选定纪念堂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北部是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纪念堂于是只能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部。这样，加入这个因素考虑，广场必须仍然根据195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审定的规划向南扩建，即将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路向南打通”，“这种建筑布局，也解决了争论多年的‘收’、‘放’问题”。

　　因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中间，为此修缮了正阳门，同时将广场东西侧向南一直通向前门东西大街，广场的区域就向南一直延伸到了正阳门城楼下。

　　“改建的结果，天安门广场的集会面积由11万平方米扩大到21万平方米，集会人数从40万人增加到了可容纳60万人。”参与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建设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说，因为毛主席纪念堂的体量比较大，它处在原来“T”字型广场的狭长处，便使得广场空间显得有些局促了，这样才拆掉了广场左右两边邻近东、西交民巷的一些建筑:一家德国医院、几个单位和使馆的房子。“这样，原来那个‘T’型宫廷广场成为现在面貌的长方形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这个广场的中心，也成为这个新城市的中心。”

　　历经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规模越发宏大。史景迁在他的著作里说，如果把这个现代广场的布局“搬到美国，就好像将纽约的时代广场，扩展为一个占地长10个街区、宽4个街区的空间”。

　　纪念堂的“天安门广场方案”

　　被选进“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时候，马国馨才30来岁，他当时正在前三门工地，参与前三门住宅工程建设。马国馨是北京建筑设计院被抽调的5名建筑师之一。

　　马国馨回忆说:“从9月10日开始。我们跟副市长赵鹏飞一起去做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方案。当时我们做了这么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在景山，一个是在中南海里的瀛台。一个是在天安门里，一个是在天安门外面的金水桥。一个是在天安门的南边。就是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地方。方案大概做了4天4夜。到了14日，全国各地的建筑师都请到北京来，住在前门饭店，每个地方又提出两三个方案。”

　　“我那时还很年轻，负责从地下室到顶上全部施工平面图纸的绘制。我们有几个负责人，徐荫培是总负责。下面有几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工程，方伯义同志主要是负责内部几个主要大厅的装修，吴观张同志主要负责外檐，整个外立面从花岗石到台基整个立面，到花纹大样的做法。耿长孚负责总图。设计组基本上就住在现场。当时工程指挥部的总指挥就是李瑞环同志。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晚上加班到很晚，下班后大家就去吃夜宵，汤圆和面条，在前门饭店的顶楼。有时候还碰到李瑞环同志，大家在一起开玩笑，随便聊。那时候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有非常崇敬的心情，所以听到要建设毛主席纪念堂，大家都抢着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贡献出来。很多单位为这个真是打得头破血流，都说一定要用我的材料，不能用你的材料。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当时北大厅整个地面用的是杭州出的杭灰大理石，但我们觉得加工是上海做得比较好，但杭州就坚持说他们一定要加工，不能让上海做。结果我们协调了半天，两家都采用了一部分，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汇集各地专家的建议来自于1959年设计北京十大建筑和天安门广场首次扩建时的经验，而此次所有关于设计、规划的讨论都是更为机密地进行。前门饭店有一层楼朝西的半层被设计组包了。时任“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副组长的袁镜身对记者说，设计组的设计要报给“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再由他们上报，等待最终决策。“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是这个小组的主任。这个总指挥部设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九号。为了对外联系方便和保密，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又叫‘九办’。”

　　袁镜身说:“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让我搜集世界上所有名人纪念堂和中心广场的资料。中央领导特别想了解莫斯科红场有关列宁墓以及红场的建筑格局。当时我组织建筑科学研究院情报所的同志，专门找了美国林肯、杰斐逊纪念堂，保加利亚季米洛夫墓，越南胡志明墓的资料和照片。”“列宁墓的史料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苏维埃建筑师舒谢夫关于设计列宁墓的意图和构思的一段文字，大概是说斯大林称列宁是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领袖，这样，陵墓建筑要体现列宁的朴质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所以陵墓的伟大，不仅表现在结构物外形尺寸上，而且表现在列宁与人民的息息相关上……”“我请陆玉清连夜加班译成中文，铅印清楚，报送顾明、谷牧副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参考。”

　　“我记得我们的方案加上地方报送的方案一共是107个，领导都看过一遍，然后说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比如说，毛主席是要活在人民心中，不要给他做陵园，不要给他做墓碑，要给他做一个纪念堂。在这时候。纪念堂的形式已经基本上肯定下来。”马国馨说，这个思想也基本上决定了纪念堂选址定在天安门广场的决定。

　　袁镜身和马国馨都和赵鹏飞一起勘查过纪念堂的备选地址，他们曾调查了天安门前后、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这些地方，进行比较。袁镜身回忆，现场考察后，意见主要是5种方案，“建在天安门前，像苏联列宁墓建在红场一侧的做法。但是金水桥以北，地方很小，建在这里不仅影响天安门视觉上的雄伟，破坏广场的视觉整体性，还会造成天安门前交通的阻塞。建在天安门北面端门的位置上，这里倒是空间宽敞，可以大兴土木，前有天安门，后有午门，东西还可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打通，连成一片，组成一个整体。但考虑纪念堂要有很多人瞻仰，如果建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拆掉端门，这就把完整的故宫建筑群破坏了”。

　　天安门前后这两个方案都被否决后，袁镜身说，意见比较集中的就是景山方案和香山方案了。“景山的想法出于可以远离广场，代表了天安门广场建设‘收’的思想。我们想把景山南北打通，这样纪念堂建在景山里面，人们的瞻仰路线是从景山前面进，后面出，在景山顶部建一高塔。但是整个建筑下来体积庞大，故宫后面有一条河和一条路，留下来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这个方案最终放弃了。香山是备选方案里认同度比较高的一个，因为那里风景好，而且像中山陵布局一样，纪念堂的位置考虑在半山中的玉华山庄，那里居高临下，可以遥望北京城，从大门沿山势修一条大道，通往纪念堂，很气魄。瞻仰完之后，由南山下来，一路修一些纪念性景点，如井冈山、延安、西柏坡，沿着香山饭店下来。但香山方案的缺点主要是离北京城太远，虽然当时已经打算把往西郊机场到香山的一条路拓宽修缮，但最后和天安门广场方案相比，还是舍弃了。”

　　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

　　选址的工程相当繁琐，但还是被紧迫地压缩在了一个月内。袁镜身回忆说，到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纪念堂选址问题的汇报后，做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地点定在纪念碑南侧，仍然有3个方案需要选择。“在南侧，但在南侧的偏南，还是南侧的偏北处”，袁镜身说，这涉及到纪念堂和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关系。一种方案是偏北，纪念堂紧靠纪念碑，纪念碑作为纪念堂的序幕，优点是可以保留广场南端的那一大片松林，松林作院，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纪念环境。但这样设计，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意义。第二个方案，是纪念堂位置偏南，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意图是使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但这样的布置，纪念堂受南面交通的干扰大。第三个方案，纪念堂靠正阳门。但这样，由于正阳门城楼高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在3个方案争论之时，又出现了正阳门城楼的存废问题。“这座北京仅存的保持完整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可以明确广场的南北界限，起到丰富广场南面轮廓线的作用，而且它的存在可以使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三门大街有所分隔，起到作为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门洞远眺纪念堂，仿佛是个画框，更会增加景深。这样，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最后决定将纪念堂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正中。”袁镜身说。

　　关于纪念堂的建筑形式，当年担任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曾回忆说:“当时大家对毛主席十分怀念，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设计都偏大。只有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南京工学院教授杨庭宝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的建筑，他的方案给人以很大的提示。”最后，沈勃在各个意见基础上，用了一整夜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的草图。

　　建成后的纪念堂比最初的计划是缩小了，是长宽各105.5米的正方形建筑。这种正方形的建筑，平面布局平整，造型简洁。建筑形式是对称而立，由于它是在广场中轴线上，中轴线是对称的中心，这样，“纪念堂的修建，扩大了天安门广场”。袁镜身说，“从广场的任何一处瞻仰纪念堂，都是很清晰的。纪念堂75米宽的柱廊同人民大会堂东立面中部的柱廊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空廊的宽度基本一致。从天安门向南望去的透视效果，高耸的纪念碑碑身略突出于横向扁平的纪念堂，两个建筑一竖一横，突出了天安门广场纪念性的特有风格”。

　　马国馨说：“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广场，所以我们在设计纪念堂时要考虑作为广场建筑的中国特色。现在有很多人都讲这个纪念堂像美国林肯纪念堂，实际上是因为这种柱廊的形式，大家都认为比较具有纪念性，因为它比较庄严、肃穆。但是我们还采取了很多中国自己独有的手法，比如西洋的柱式，所有的柱间距是相等的，而中国是不相等的。当中那个开间是特别大的，最两边上两个开间是小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样式，就像太和殿一样，叫明间，次间，稍间。就是在这样细微的变化当中，体现出我们东方和西方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袁镜身说，在纪念堂的高度确定上，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纪念堂的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会压倒纪念碑。为了做到这一点，经过视线分析，纪念堂高度约在30米左右较为合适，这个高度与广场其他建筑高度也大致相称。最后确定为33.6米。“纪念堂的竖向标高的确定，是根据中轴线的特点决定的。中轴线是东西方向排水的分水岭，中轴线的石板通道，是广场上的一个脊背。而中轴线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由南向北逐渐升起，到建筑群中心部分地势逐渐抬高。如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台基前在长达近2公里的距离中，逐渐升高达3.12米，在广场范围内，正阳门北洞中至纪念碑这一段平均以2‰坡度上升，这肉眼是很难觉察的。在广场上的大的建筑标高处理不当，就会使建筑物不挺拔。所以经计算，纪念堂标高比原标高挹高了1米，即从纪念碑至纪念堂北口保持水平，自北入口至纪念堂阶梯以9‰坡度上升到纪念堂，这样在北广场一带看纪念堂就显得地势高亢，而在南小广场上从正阳门洞中看纪念堂，就争取做了5步台阶，使纪念堂显得更加雄伟。”

　　纪念堂打破了我国一般建筑物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北。当时有人提出，正门朝北，如果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似乎使人感到心里不安。设计组领导成员之一赵鹏飞当时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两侧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中，背向问题就解决了。

　　纪念堂建设速度惊人。从1976年11月24日的奠基仪式到1977年5月24日正式竣工，仅用了6个月时间。马国馨说，因为所有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都是24小时昼夜加班，考虑到建设人员的辛苦，谷牧上报中央，经批准，指挥部可以给参与成员发一次奖金，在调查了各单位的平均工资之后，确定的奖金数，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大约是20块钱。当时马国馨的月工资是55块钱，这是一名本科毕业生的国家工资，一名中专毕业生的月工资是37块5毛钱。但最终还是有很多单位在党组开会认真讨论后拒绝了指挥部的奖金，“开会时，大家讨论说，在全国各地都在为纪念堂建设做贡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拿这20块钱？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示作为加班费，应该拿奖金”。-

　　该组封面文章包括：

　　1949年/1950～1957年/1958～1959年/1976年/2000年

　　1949年10月1日——李普:我站在毛主席身后

　　1966年8月18日——张振国:天安门下的普通人

　　1976年4月5日——王文澜:用相机定格历史

　　1984年10月1日——彭兴业:“小平您好”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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