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2006年2月5日，中国台湾地区公布了性骚扰防治法。按照这部法律，如果被判构成性骚扰，必须支付1万元(
台币)到10万元的罚款，如果长官对下属进行性骚扰，最高罚款可达到15万元。如果出现肢体上的性骚扰行为，受害人提
起诉讼，司法机关有可能判处加害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2006年3月1日正式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通过发送黄色
短信息实
施性骚扰行为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公安部有关官员更是明确解释，如果发送黄色短信息3次以上，应当被认定为违
法行为。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海峡两岸围绕着性问题，同时展开立法活动，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背景令人深思。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国家，男女授受不亲是处理性关系的基本规则。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特别是随着西方性观念
的渗入，人们之间的性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制定符合新时期人们交往的性准则，就成为摆在立
法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但是，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得如此诡秘，如果法律不当地侵入到这个领域，有可能会妨碍人们之间的正
常交往。我国法律首先排斥婚姻关系之外的性活动，然后通过规范人们之间的其他性接触，确保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譬如，同样的黄色信息，对于那些知己朋友来说，可能是调节自己枯燥生活的“甜点心”；可是对于那些感情波动比
较大，并且正处在焦躁不安、郁闷状态的人来说，可能会因此找到发泄的窗口。如果此时公权力机关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中
，固然能够满足一方当事人的要求，达到发泄的目的；可是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却无缘无故地成为了“冤大头”。所以，笔
者主张规范婚姻关系，但是对非婚姻性关系，应当保持适度的宽容态度。
性关系建立在尊重和宽容基础之上。如果法律规范缺乏必要的宽容，那么法律就不可能体现人情。反过来，如果过于
强调宽容，而缺乏尊重，那么，宽容就会让某些不怀好意者阴谋得逞。如果法律对性关系事无巨细作出非常详尽的规定，不但
会破坏人际关系的朦胧之美，而且会增加整个社会的执法成本，浪费国家的资源。
在我国，性骚扰规定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职业女性的权益。笔者不主张制定所谓的性骚扰法，而认为
立法者应当换一种立法思路，强调人际之间的相互尊重，强调男女之间的平等地位。换句话说，与其让法律从人性恶的角度出
发，规范性关系中的不良行为，不如从正面立法，强调男女平等、人际之间相互尊重的必要性。笔者的意思是，在解决性关系
问题时，和风细雨可能比狂风暴雨更加有效。与其在人际之间横亘一部缺乏具体操作细则的法律，不如在人际间架起一道正常
交往的桥梁。
我们对公权力的恐惧应该大于我们对人格尊严被侵犯而产生的恐惧。侵犯我们人格尊严的最大潜在敌人就是公权力机
关。我们应该拒绝公权力机关介入到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宁可提起民事诉讼，也不要为公权力机关介入到我们的性关系中
提供任何法律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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