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44年延安“外交”

　　笑答外国记者斥蒋“早该下台”——

　　二战后期，为了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美军曾经设想在中国沿海登陆，开辟亚洲的第二战场。于是，美国人把目光投向了在沿海敌占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外记者参观团与美军观察组因此先后来到延安采访、考察，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的幽默随和、远见卓识，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这些政治倾向迥然不同的外国人。

　　三大问题笑答众记者

　　□李蒙

　　1943年底，二战局势已经明朗化。在欧洲，墨索里尼投降，

　　而在亚洲，美军在太平洋的岛屿上屡屡重创日军，但国民党军队仍然节节败退。美国曾设想在亚洲也开辟第二战场，在中国沿海登陆。但国民党军队早已偏居西南一隅，如果想登陆，能接应它的只有在沿海敌占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是，美英在中国把目光转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到访延安。

　　这个记者团共有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宣传部4人，另有2名官方领队，共21人。6名外国记者是：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汗神甫，塔斯社记者普罗岑科。

　　5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爱泼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个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很严肃的记者，武道与国民党有密切的关系，神甫夏南汗则对共产主义抱有敌视态度。

　　但是，他们都受到了毛泽东一视同仁的欢迎。记者们在欢迎仪式上就向他提出了连珠炮般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迅速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国共谈判。毛泽东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但具体的商谈还无可奉告。二是关于第二战场。毛泽东认为没有第二战场的开辟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它会直接影响欧洲，也会影响太平洋和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努力。毛泽东重点谈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他说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政治上需要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民主。这是要求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侃侃而谈的口才令记者们倾倒，他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更让记者们着迷。

　　十五小时长谈不倦

　　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时，首先问他是否愿意改变“共产党这个可怕的字眼”。毛泽东笑了，他告诉斯坦因，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但思想体系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只是我们最后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现在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这是我们在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目标。

　　毛泽东说，中国需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主，实现真正的自由的普选，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在我们控制区域内，这些都已经实现了。中国需要解决土地问题，以便资本主义发展，利用现代生产技术，改善人民生活。

　　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走到院子里捡来一块平底的小石头，垫在一只桌子脚下。斯坦因采访过许多国家的政要，但像毛泽东这样礼遇他，生平仅有一次。

　　他们的谈话从下午一点开始直到深夜，斯坦因几次告辞，毛泽东仍然挽留他，希望多谈谈。当深夜三点时，斯坦因已两眼发困，两手酸麻。但毛泽东的话又让他提起了精神。

　　斯坦因对毛泽东的几次单独采访，总共长达30个小时。1944年10月的一天，他离开了延安，后来发表了《毛泽东朱德会见记》、《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写成《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对毛泽东的崇敬溢于笔端。

　　迪克西使团访延安

　　1943底，当华盛顿开始思考是否在中国登陆时，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的史迪威和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开始在中国搜集情报。史迪威的军事参谋戴维斯向他建议，如果想搜集在中国的日军情报，就一定要到延安去，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有日本的战俘，也只有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内，才能组织一个地区性气象情报网。而且，为了营救那些在日本占领区坠落的美军飞行员，也必须求得共产党的帮助，因为这些地区有共产党的游击队。

　　史迪威把这个建议交上去，不久罗斯福总统就通知蒋介石，美国将派一个使团到华北。史迪威选中了一度给他当过助手的包瑞德上校，准备让他担任使团的团长。

　　1944年4月，国民党40万军队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被12万日军打得一溃千里，丢失郑州、许昌、桂林、南宁等几十座城市，更让美国人下定了决心。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与蒋介石商谈了美国派观察员到延安的问题，蒋介石被迫同意了。7月22日，这个由史迪威管辖的观察组到达延安，史迪威给它取的代号是“迪克西使团”。首批成员有7 名军官、1名士兵，再加上史迪威的军事参谋谢伟思，团长正是包瑞德上校。

　　他们受到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延安为他们提供了比较好的食宿条件，而且慷慨大度地向他们提供了大批日本俘虏和刚刚缴获的日本报纸及文件，这些成为美国军人需要搜集和分析的重要原始资料。

　　谢伟思是个懂中文熟悉中国情况的“中国通”，他在观察组的工作特别重，每周一次撰写的报告都由飞机带到重庆去。在宴会上，他总是被安排在毛泽东和朱德的中间就座，而包瑞德则坐在朱德的旁边。8月23日，毛泽东同谢伟思谈了6个小时。

　　毛泽东说，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使中国政府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美国是否认识到国民党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明显的事实？

　　其实，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后就告诉罗斯福，腐败的蒋介石政府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必须设法帮助扭转它的崩溃，这就要帮助中国国内加速民主政治改革。

　　毛泽东告诉谢伟思，战后的中国应该召开一次临时国民大会，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这个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为止。政府必须直接对大会负责，而大会还将完全负责筹备充分的民主立宪。毛泽东说，为了实际的政治原因，可以事先取得协议，蒋介石将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毛泽东连连追问谢伟思，如果爆发内战美国如何对待国共两党。他认为，美国应该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

　　“乡巴佬”

　　赫尔利自食其言

　　1944年9月，赫尔利少将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到重庆，会见蒋介石。

　　赫尔利轻信了蒋介石的话，接受了他要求美国政府将史迪威召回国内的主张，并向罗斯福报告。10月28日，史迪威被迫应召回国，临行前他这样评价蒋介石：“他无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与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他本身是中国统一和真正为抗日而合作的主要障碍。”他还致信朱德，对不能与共产党军队并肩作战打败日寇表示遗憾。

　　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11月6日，也就是罗斯福第三次连任总统的前一天，赫尔利心血来潮飞到了延安。前来迎接的毛泽东与赫尔利坐进了卡车里，赫尔利东拉西扯，使担任翻译的包瑞德很费力气。看到田间一个农民的骡子受惊不走，他大声嚷道：“查利，从那一边抽它！”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他是俄克拉荷马的牛仔出身，于是偷偷给他起了个外号“乡巴佬”。

　　11月8日上午，赫尔利与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赫尔利拿出了他的5条建议，核心建议是两条：共产党的军队将由国民政府改编，并得到军饷；与之交换的条件是，国民党正式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其他的建议，是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移植”到中国。

　　毛泽东在11月9日的第二次会谈中，强调中国必须有一个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要改组现政府，才能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五条建议。赫尔利看后说：他愿意加以仔细研究，再提出自己的建议。

　　11月10日，赫尔利拿出了他修改后的意见，主要是：中国政府、国共两党将为击败日寇、建设中国并统一所有中国军事力量而工作；现在的国民政府将改组为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团体代表参加的全国联合政府；全国联合政府将支持孙中山为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的主义；所有抗日部队将遵守并执行全国联合政府及其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将得到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承认，从外国获得的军用物资将公平分配。

　　毛泽东、

　　蒋介石看到这些条款后，气得脸色铁青。他表示不能接受共产党为平起平坐的伙伴，并提出自己的三条反建议：一是只同意在战前给共产党合法地位，并收编共产党正规军队为国家军队；二是到了战后的建设时期，共产党应该将全部军队移交国民政府；三是共产党所赞成的国民政府的目的，乃是实现孙中山的主义，在中国建立三民主义的政府。

　　周恩来从赫尔利手中接过蒋介石的三条反建议，马上在12月7日返回延安。赫尔利让包瑞德陪周恩来回延安，并要他说服毛泽东赞成这三项建议，而自己却留在了重庆。

　　包瑞德后来回忆说：“我说到我认为委员长把五点建议看作是逼他下台的手段时，引起毛主席特别愤慨，他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徐肖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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