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璇：从小聋女到博士生

　　她叫郑璇，有两个在网上几乎不会重名的网名：一个叫“其叶青青”，一个叫“空里流霜”。郑璇说，这两个名字就代替着她的两只耳朵，倾听别人和世界的声音。

　　郑璇两岁发高烧的时候，因为被医生注射了过量“耳毒性药物”卡那霉素，导致她成了一级听力残疾。但这个生性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并没有接受命运的安排，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她不仅考上了大学本科，念完了硕士，还在半年前通过了复旦大学手语语言学专

业博士生考试，成就了一段从“小聋女”到博士生的传奇。此外，她还热衷于中国民族舞蹈，先后加入湖北省和上海市残疾人艺术团，曾与著名聋人舞蹈家邰丽华同台演出《千手观音》。

　　刚刚当完全国爱耳日大使的郑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完全让人感受不到这样一个美丽而乐观的女孩和常人有什么不同，在说起自己的坎坷经历时，她始终保持着甜美的笑容。最后，她还会字正腔圆地告诉你：“我表达了自己，我获得了生命。”

　　两岁·遇庸医失去了听力

　　1981年9月24日，郑璇出生在武汉。这个活泼好动、天资聪颖的女孩，给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欢乐。谁也没有想到灾难很快降临到这个美满的家庭。

　　1983年秋，刚刚两岁的郑璇感冒了，发起了高烧。当时，爸爸郑茂林远在南海舰队服役，家里只有妈妈镇明华一个人，上班、做家务，又要照顾孩子，她每天忙得团团转。无奈之下，妈妈带郑璇去

　　卡那霉素是一种“耳毒性药物”，虽然治疗发热疗效明显，但使用不当极易引起听力减退，现在临床上早已被限制使用。更糟糕的是，那个厂医，居然忽略了幼儿剂量减半的要求，粗心地把药以成人的剂量全部打进了小郑璇的体内。

　　烧很快就退了，郑璇也回到了幼儿园。可不久，幼儿园阿姨告诉郑璇的母亲：“这孩子不知怎么没有以前活泼了，对声音反应很迟钝。”惴惴不安的母亲将女儿带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极重度神经性耳聋，一般人能听到的声音范围在0到120分贝之间，而郑璇的双耳仅剩下95、110分贝的残余听力。根据有关残疾标准，郑璇已经属于“听力一级残疾”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日常交谈的声音一般在50分贝左右，马路上汽车高音喇叭的声音在90分贝左右。”郑璇这样向记者解释。而110分贝，基本就等于全聋了。

　　看着医院的检验报告，父母的心碎了。根据医学标准，郑璇属于“听力一级残疾”，而神经性耳聋更是被看作医学上的绝症。他们不敢想象，孩子这么小，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的美好，就失去了听力，打上残疾的烙印，这未免太残忍了！

　　从那时起，父母便陷入了奔波之中。尽管神经性耳聋被看作医学上的绝症，但怀着一线希望，父母还是领着小郑璇不停地四处求医，北京、广州、深圳……中医、针灸、气功都尝试过了，求得的都是同样令人绝望的结论。俗话说“十聋九哑”，没有了听觉上的刺激，小郑璇很快就把原来所学不多的语言全部忘记，终日沉默，不愿开口。

　　五岁·语言能力接近正常孩子

　　自从陷入了沉寂的无声世界，郑璇的一切都改变了。她不仅无法继续学说话，就连原来积累的一点语言也忘得一干二净。幼儿园没法上了，妈妈只得把郑璇领回了家。没有声音，没有感知，已经三岁的小郑璇成了一个“小哑巴”。

　　为此，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了武汉，外婆也提前退休，从监利老家来到江城。

　　可是到底怎样学呢？这是摆在全家人面前的课题。好在孩子的左耳还有微弱的残余听力。于是，父母节衣缩食，托人去天津买回了当时国内最好的盒式助听器。每天，外婆和母亲轮流在她戴有助听器的耳边“喊”，教她认字和发音。外婆嗓子喊哑了，母亲接着喊，一天就这么喊上四五个小时。可是，对一个靠助听器勉强辨声、语言功能已沉睡太久的聋孩子来说，学习语言是一件多么艰难、多么别扭的事呀。由于辨音能力差，许多正常孩子轻而易举就能分辨出的语音差别，在郑璇的耳朵里却是一个样。家人就从拼音开始教起，韵母a，o，e还比较顺利，声母z，c，s和j，q，x就困难了。许多字音即使郑璇听清楚了，也很难运用喉舌唇齿把它们正确地发出音来。一个音经常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学。“妈妈，我要吃太。”郑璇总把“菜”念成“太”，光纠正这一个发音，全家人就足足用了一个多月。

　　郑璇还记得，当时家里买了一个很大的双卡收录机：放儿歌，录口语。为了不干扰邻居，即使是夏天家里也不得不挂上最厚的窗帘。都说武汉的夏天像火炉，全家人就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火炉中，每天汗如雨下地帮助郑璇练习发音。这种家庭语言康复训练一直进行到五六岁，小郑璇逐渐什么话都能说了，尽管很多字音还咬不准，但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父母想尽办法把郑璇送进一所普通小学。尽管郑璇戴着助听器，坐在教室第一排，但对老师的讲课内容她听清的还不足一半，听懂的更少。同时，由于与人交流不便，她在同学中不受欢迎，经常成为同学们恶作剧的对象。助听器被抢走丢进水沟，进教室门时被门框上的扫把砸到，被淘气的女生扇耳光，这样的遭遇屡屡发生。

　　不得已，家庭成了她的第二课堂，父亲当起了老师，每天晚上给女儿讲课。讲课要扯着嗓子大声喊，还要憋着说普通话，即使是在冬天，这样的“一节课”讲下来，也会全身汗湿。孩子小，玩性大，父亲讲一会儿课，就要陪女儿玩一会儿，经常趴在地板上和女儿比谁爬得快。学完当天的课程，还要预习第二天的新课，几乎每晚都到10时左右，一家人才能休息。

　　十七岁·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郑璇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各种学科竞赛中也多次获奖。小学、初中、大学，她在孤独中一路奋力前行，199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国家人文科学实验班。

　　在大学里，郑璇不满足于父母教给她的汉腔普通话，自己买来普通话培训课本和磁带，在家朗诵、演讲、念绕口令。多年来坚持语言训练，终于使她克服了咬字读音中的种种缺陷，练就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大学一些老师讲课方言重，别的同学轻而易举就能记笔记，她却急得抓耳挠腮，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在课后去借好友的笔记本。

　　虽然郑璇有机会可以免修英语，但是她依然凭着倔强、不服输的性格选择参加四、六级考试。考试时候录音带的声音即使够大，郑璇也只能听清个别的单词，几乎不可能完全听懂整个句子。于是在听力部分完全靠对口型猜测的情况下，她分别以78分和61分的成绩拿到了四、六级的证书，再创了一个奇迹。

　　现在，郑璇逐渐学会敞开胸怀，大胆地去和老师、同学交流，和同龄人一起欢笑，一起成长。她的单纯、率直、热心为她赢得了许多朋友，她从与朋友的相处中平生第一次找到了合群的感觉。大学四年下来，同学中知道她是聋人的竟没有几个。大三时，报纸上刊登了她的成长经历，她身边的许多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很多人对她说：我从不觉得你是聋人。

　　另外，郑璇从小就博览群书，听力和口语的弱势促成了她文字表达的活跃，独特的生活经历又为她的文学之旅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她从诗经中觅得灵感，为自己取了个别致的网名：其叶青青，并以这个名字在网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有的文学网站为她制作了特别专题、开设了个人版块。“小时候我看的书很杂。”郑璇笑着告诉记者，“自己在家里看爸爸的书，《红岩》、《铁道游击队》什么的，有《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各种史书、医书。”她从小特别喜欢唐诗、宋词，小学时就会背诵《长恨歌》等长诗。

　　郑璇将聋人语言学、病理语言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她常常给与自己同病相怜的孩子作报告，和他们谈心，辅导他们学习，武汉各大聋校、康复中心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她还担任了多家聋人网站的管理工作，并参与全国性的聋人字幕工程和驾车运动，为残疾人权益鼓与呼。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郑璇非常有舞蹈天分，虽然她听不清音乐，但是靠听重音节拍，加上数拍子，舞进了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跳过《千手观音》，跟著名的聋人舞蹈家邰丽华曾经是同事。

　　二十五岁·为理想攻读手语语言学博士

　　四年之后，郑璇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为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读完三年硕士，郑璇再次走到了人生抉择的岔路口。

　　为什么不直接工作而是选择读博？在记者好奇的提问下，郑璇会意地一笑：“我也知道女博士总是被称为‘第三类人’，我的父母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希望我的学历更高，以找到好的工作。但我自己则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读博。手语研究是我一直以来的理想。”其实，这中间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郑璇遇到了生命中的另外一半。

　　2002年秋，郑璇到一家心理辅导杂志做兼职，总编把杂志的网站交给她管理。当时，原先在杂志社做了六年编辑的徐先金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但还兼任着网站的管理员。由于他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又有心理咨询的经验，因此，他总在论坛里以独到的见地和分析为人排忧解难。这样，两人在网上相识，只是最初的交流大多是关于网站和文学。

　　2003年1月，郑璇去北京旅游，顺便和徐先金见了面——他看上去不高，穿着一件样式老气的深蓝色棉袄，只是目光明亮而锐利。那天，他们在北师大食堂共进午餐，气氛非常融洽。他开玩笑地给郑璇取了个外号“金针菇”。以后，他们经常上网聊天，偶尔打个电话，彼此都非常喜欢这种轻松而愉快的感觉，两人很快就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

　　5月的一天，郑璇在省残疾人艺术团排舞的时候，突然接到徐先金的短信：“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那一瞬间，郑璇又惊喜又感伤，她推托说，再过半个月就期末考试了，等考完试再说吧！

　　经过反复考虑，郑璇决定向他提三个问题：是否能够完全接纳有听力障碍的她？是否能够承受两地分隔的折磨？自己小他近八岁，他会不会在乎？徐先金没有多说什么，开始用行动来证明。放暑假时，他到武汉来陪了郑璇十多天，两人一起玩电脑游戏，一起去聋儿康复中心，一起学

　　半年前，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北京的他们相约一起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的博士生，不仅成就了自己的梦想，还能够在同一个校园里生活、学习。

　　在采访的最后郑璇告诉记者，她未来的目标就是投身聋哑人康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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