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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彭康校长与交大西迁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07日10:09 上海交通大学网站

  进入 21世纪,中央决策我国西部地区大开发。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谈论西部大开发,一些大的开发项目已在实施中。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人士也都把目光投向中国西部,发表各种议论,探索可能商机。每当和朋友同事谈起今日西部大开发,我脑海中总是浮现起昔日投身中国西部开发的先驱者之一彭康校长的音容笑貌。40多年前,在国务院、高教部、陕西省委、上海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是他团结交大人在我国建设起一所高水平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也是西部地区规模最大、贡献最多的知名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也因为他致力于建
设西安交通大学,发展西北教育事业,德高望重,树大招风,文革一开始就被无端诬陷,献出了生命。

  今年是彭康校长诞生100周年,也是他离开我们33周年,撰文追忆其事迹,以纪念之。

  20世纪的三十年代初,青年彭康东渡

留学,就读京都,探索哲学,接触马列,回国后投身革命,参加中共,是“创造社”骨干成员之一。三十年代,作为一名文化战士他翻译恩格斯等的著作。在大学任教,为革命呐喊,被
国民党
逮捕,坐牢八年,出狱后参加抗战。四十年代,他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华中局、华东局宣传部长,为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奋斗不懈。五十年代初他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省文委主任,兼山东大学校长。1952年奉召出任交通大学校长,此时他正在东欧各国考察教育。1955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由他主持交大西迁。

  1957年在中央和省、市领导下他妥善处理了交大的西迁问题。六十年代,正当他倾注全力的西安交大蒸蒸日上时,文化大革命的空前灾难席卷中国,作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在一次批斗游街路上被造反派中凶暴杀手当众活活夺走了生命,时间为1968年3月28日上午。七十年代动乱的文革宣告结束,党为彭康同志平反昭雪,在1978年6月24日的追悼会上,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宣布:“彭康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是党的好干部,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为了永远的纪念,西安交大校园内矗立了彭康校长的石雕塑像。

  今天,举国兴起西部大开发,历史更加显现了西安交大开发西部的光辉历程和先锋作用,人们也更加怀念彭康校长当年的献身精神。

  1955年初,朝鲜战争虽已结束,但国际形势仍然紧张,中美两国仍无接触,处于对峙。国内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作为巩固后方布局,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安地区的工业建设将有重大发展,国务院乃决定交大“内迁西安”。1955年5月25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也通过“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交大在西安争分夺秒开始了新校园的基本建设,用以落实高教部的通知要求:“交大在1956年,1957年两年内分批全部西迁。”

  1957年

周恩来总理在回顾当年决策时说:“工业内迁和交通大学内迁就是在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国防形势的要求下提出来的。如果不靠沿海先进地区的支援是不能设想的。上海高级知识分子较多,技术条件较好,从上海调动的多,也是自然的事。”总理的结论:“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是对的”。然而交大西迁实际启动以后,形势开始有所变化,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1955年8月中美开始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周总理说1956年“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1956年5月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要更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形势下,总理认为“1956年情况是交通大学可搬可不搬,也可由交通大学支援一部分力量来解决问题”,然而“工作转变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国家大,转变也慢。”因此交大仍按1955年决策全部内迁,没有重新研究。1957年2月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交大的西迁就作为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非常典型又非常突出地放在交大、高教部、上海市、陕西省乃至国务院的面前。交大内部,主要是一部分教授对迁校发生了分歧,有的主张不应西迁,已迁的搬回上海,有的主张交大用其他方法支援西北,有的主张仍按原决定全部西迁……。

  彭校长在听取各方意见并请示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同意后决定用民主方法让全校师生员工展开讨论,可以提不同意见和不同方案。从4月下旬开始,上海和西安两地的交大放手展开了迁校问题的民主讨论。5月18日交大校务委员会决定派彭校长和教工、学生代表进京反映意见。6月4日总理亲自召开中央各有关部领导和交大部分代表参加的会议,听取意见,并发表了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著名讲话。总理的讲话统一了迁校问题的认识和是非曲直。总理说:“着眼点必须要根据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外一是全搬西安,一是搬回上海。”“如果能够接受去西安,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如果仍有不少教师不愿去,那就考虑搬回上海,……因为搬不动,就不可太勉强。同时形势也许可,沿海与内地兼顾,上海也还有需要,交通大学生活在上海有六十多年历史,同上海各方面关系密切……交通大学即使回上海也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支援西北建设,否则无以对西北人民。”总理接着指出“搬回上海可考虑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多留些专业在西北。第二个方案是全部搬回上海,一个不留,这怕不好,交通大学师生恐也于心不安。第三个方案是折中方案。师生愿留西安的留西安……这样做,既照顾到各方面,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通大学也有利。”总理说:“请交通大学全体师生自己好好讨论,全面考虑,经反复讨论后,报送高教部批准。”

  在总理讲话后,全校展开了民主讨论,广大师生员工拥护总理的分析,珍惜总理对交大的信任。在高教部直接领导下,6月23日校党委扩大会上彭康校长归纳民主讨论中多数意见和杨部长的指示提出:“交通大学分设上海、西安两地,一个系统,统一领导”的新方案,党委一致同意。方案随后又经过校务委员会一致通过并正式上报审批。由于这一方案涉及上海、西安两地好几所大学的调整,并不是交大能解决的。在杨秀峰部长亲自领导和协调下,两地省市委和中央有关部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统一了认识,赞成交大分设两地,有关院校也提出了进行相应调整的方案。1957年9月5日周恩来总理致函杨秀峰部长通知国务院正式批准交通大学分设两地的新方案。至此交大的迁校问题获得了妥善解决。

  交大迁校问题的妥善解决其结果是在西部地区扎扎实实地出现了一所高水平的知名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而交通大学的诞生地上海则仍然保留了一所高水平的知名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1955年初,几乎在国务院决定交大西迁的同时,国务院批准成立上海造船学院。造船学院是以交大有关造船专业和大连工学院造船专业为主组建的,校址就安排在交大西迁后留下的徐汇校区,而船院筹委会主任则由彭康校长兼任。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后,上海又可以建设和发展了,交大西迁后上海仍需要一所综合性的工科大学,于是沿用交大建校时校名“南洋公学”之“南洋”二字成立上海南洋工学院,表达了上海市政府和人民对交大的怀念和留恋之情。南洋工学院首任院长也定了将由交大陈石英副校长担任。因此在高教部与一机部(造船学院主管部)、上海市协调后交大留在上海的一部分与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合并组成交通大学上海部分。

  两年以后,1959年7月由于高教管理体制的调整,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上下放给省市主管,教育部考虑到交大两部分都“已初步就绪,并且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国务院乃批准将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与上海部分独立为两个全国重点大学,分别由陕西省和上海市主管。彭康同志任西安交大校长,谢邦治同志任上海交大校长(谢校长来交大任职前为中央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迁校问题的正确处理,交大人在彭校长的领导下,实现了周总理的指示,既支援了西部建设,又满足了上海需要;既妥善处理了交大内部矛盾,又使一所中国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在中国大地上裂变成两所同样高水平的知名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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