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外的父与子

　　文/孙永新(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法官)

　　2006年元旦过后，庭里分给我一个简易的盗窃案件。这个案件中的被告名叫石磊，今年21岁。2005年9月 2日，在北京站二楼因偷了一位女士的行李箱，被车站民警发现，随即被刑事拘留。对于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来说，这种案件并 不新鲜，但石磊父亲那些急切的话语和期待的眼神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急切的父亲和冷漠的儿子

　　1月5日上午，我刚刚拿到案卷，就接到楼下保安的电话，他说法院大厅内有一个人要见我，自称是石磊的父亲。当 时我就愣了，通常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不是很清楚案子的进程，只有法官向被告人发应诉通知书时询问了家属的联系方式，通知 了家属，他们才会知道案子起诉到法院了。看来这个被告人的父亲很关心自己的儿子。

　　我刚到楼下，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就迎了上来，不等我说话，就急切地说他的儿子精神有问题，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 什么，是被冤枉的。“我在我儿子被抓这段时间自学了好多法律书籍，我懂法律，你们别想蒙我，我要为我儿子申请取保候审 ，我要为他辩护，他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他越说越激动。

　　我真的不忍心打断他，可是我还是要和他讲明，案子已经起诉到法院，具体情况要经过阅卷和庭审才能下结论，而且 被告人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能不能为儿子做辩护人要征求儿子的意见，我劝他先回家等消息。

　　老人很失望地走了。

　　我回办公室时，刚好碰到了负责这个案件的公诉人，他好心提醒我：“这个人很难缠，在起诉阶段就曾多次到检察机 关来‘闹’，声称有人冤枉他儿子，还一定要为儿子辩护，他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儿子根本就不理他。”

　　儿子不理父亲？公诉人的话在我发应诉通知书时得到了印证。

　　见到石磊，我把父亲想为他做辩护的要求转达给了他，他却无动于衷，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我自己能说清盗窃的 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人为我辩护。”接下来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与他接触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发现他有精神方面的异常。

　　第二天，我又接到了石磊父亲的电话，我把石磊的意思转达给他后，电话那头是几秒钟的沉默。可能被拒绝在他的意 料之中，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问了开庭的时间。

　　案卷中显现的父子矛盾

　　这个案子案情简单、清楚，证据充分，石磊也承认了自己的行为，但父子俩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我对这个案件多了几分 关注。

　　在案卷中，我了解到，石磊的父亲在预审和检察起诉阶段就为儿子提出取保候审的请求，理由是儿子曾患有精神分裂 症，他还出示了一份2004年河北省大名县医院做出的“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书。公安机关也为石磊做了精神方面的鉴定， 鉴定结果与医院的诊断书截然相反，“石磊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

　　在公安机关出具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中，我看到这样一段记录：

　　我是家中惟一的儿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因为父亲开办了个家具厂，家庭条件比较好，不愁吃不愁穿，家里惟一的 希望就是我能考上大学，有个好前程。所以从小父亲就管我特别严，一不听话就打我。上学时我成绩挺好的，中上水平，还担 任过班干部，但我的兴趣不在考大学。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特别想读音乐专科学校，初三时自作主张，转学到了县职业教育中 心学声乐，后来被父亲发现了，把我强行带回了家，还打我，打得特狠，本来我们的关系就特别僵，我被带回家后关系就更紧 张了。

　　2001年，我开始出来打工，多数情况是在迪厅当服务生或唱歌，或在街头卖唱维持生活。但2002年底被家里 找到后就被锁在家里不让出来。2003年因为表兄的介绍和劝说，父亲才允许我出来打工，在朝阳一个小区当保安。没想到 才干了三个月，工资卡却被同事偷走了，丢了2000多元钱。我觉得特窝囊，不想再在那里干了，回家后父母不但不安慰我 ，还不相信我，说我肯定是把钱都挥霍了就撒谎，我爸又打我，逼问我钱都干嘛用了。我本来心情就不好，回去后他们又这样 对我，我心里就特别烦，谁也不愿意搭理，也不想出门，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这样过了几个月，他们也害怕了，说我肯定 是神经出了问题，就把我送到了县精神病院检查，医生说我是“精神分裂症”，病还挺重的，要进行药物治疗。我心里明白， 我什么病也没有，只是一心想离开这个家到外面闯闯，我以前在迪厅唱歌、街头卖艺心情挺好的。

　　接下来的半年里，我曾8次从家中挣脱捆绑外逃，我爸妈就想出了让我结婚的办法留住我，我还不想结婚，又逃过几 次，从今年7月起在石家庄、唐山一带打工，9月1日从石家庄来到北京，9月2日因为在北京站盗窃被抓了。

　　石磊虽然承认自己性情固执任性，有一段时间受过刺激，整天不出门，见人就烦，但他从没有怪异的感觉体验和特殊 想法，只是有点思想叛逆，而这全归咎于父亲的专制。

　　父子遗憾地错过

　　再次接到石磊父亲的电话时，他已经平静了很多。他说他放弃为儿子辩护的请求，但希望开庭时能够来旁听，主要是 想见儿子一面。他愿意按照法律规定替儿子缴纳罚金，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让儿子减轻罪责。我告诉他，他可以来旁听，但按照 规定他不能和石磊说话。他同意了，并表示开庭那天他一定到。

　　1月16日，石磊的案子开庭，说实话，我有点紧张，我怕父子见面以后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开庭的时间马上就 要到了，我并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难道他放弃了？

　　庭审按照公告的时间准时进行，由于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也很好，所以庭审很快结束了。离开 法庭后，法警将石磊带上警车，送回看守所继续羁押。

　　警车刚刚开走，保安电话通知我石磊的父亲来了。他看起来很疲惫，和我说话时还在重重地喘着气，显然是刚才走得 很急。他一再地重复：“我刚从邯郸赶过来，火车晚点了，路上又堵车，现在还不算晚吧？”

　　我实在是不敢直视他那疲惫、急切而又充满期待的眼神。“你刚才在路上没看见警车吗？你来晚了，庭已经开完了， 你儿子又被送回看守所了。”还好书记员为我解了围，说出了我想说却又不忍心说的话。

　　听了书记员的话，他愣住了，几秒钟后，竟然开始哭泣，我顿时手足无措。“你别这样，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宣判，如 果你儿子不愿上诉，过了十天上诉期后你就可以去看守所看他了。”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劝他。

　　他似乎并没有听进我说的话，只是低着头自顾自地念叨：“我大老远从邯郸赶过来，就是想看他一眼，能看上他一眼 我就放心了。下午我还要赶回邯郸，我在那里干了几个月的活，他们还没给我工钱呢，快过年了，我还要回去要账，工人们还 等着拿钱回家过年呢。”

　　我和书记员都没有打断他，我想让他说出来可能心情会好些。突然他将手揣进棉衣，从内衣兜里掏出一把零零整整的 钱，抬起头来问我：“给我儿子交罚金的事我没有忘，我凑了900多块钱，够吗？”

　　我告诉他，虽然这个案件的盗窃数额不是特别大，但按照法律规定，盗窃罪的罚金应该在1000元以上，盗窃数额 的两倍以下。所以至少要交1000元。我刚说完，他又开始哭诉：“我实在是没钱了，家里还要过年呢，我家是河北省大名 县的，要不我先回家取趟钱，这样来回又要三四天，还来得及吗？邯郸那边还等着我呢，我还得马上赶回那边去催工程钱。对 了，交完钱后我儿子能马上放出来吗？能不能让他回家过年呀，我们好说歹说才把他媳妇留下来了，他再不回去，媳妇就跑了 。”他这样自顾自地唠叨着，我根本插不上话。

　　期待重逢后的理解

　　当天，石磊的父亲在北京找到了朋友，最终为儿子交纳了1000元的罚金。两天后法院对被告人石磊做出了宣判， “判处石磊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宣判时我把父亲两次来找我的情形以及通话的内容都告诉了石磊，希望他出去后能和父亲心平气和地谈谈。石磊没有 说话，只是低着头，虽然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感觉到了他的悔意。

　　最后一次接到石磊父亲的电话是在宣判之后，听到判决结果的他不再喋喋不休。我建议他等儿子出来后和儿子好好地 谈一谈，不要再用非打即骂的方式去表达他的爱，做父亲的要多给儿子一点自由选择的权利。

　　从2005年9月2日被拘留起算，今年2月1日，大年初四，石磊重获了自由。虽然儿子没能按照父亲的心愿赶回 家过除夕，但能在初四那天见到儿子，父亲也心满意足了。

　　我也是刚做母亲的人，对儿子有着很多美好的期待。每次我看到这个父亲焦急、愤怒、悲伤、失望的复杂表情，都能 感受到他对儿子强烈的爱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我不忍心说出责备的话，更不忍心告诉他，儿子走到这一步，他要负很大的责 任。可怜天下父母心，相信每个父母都是真心地对自己的儿女好，但他们也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子女设计前程，但子女却把 这看成令他们窒息的桎梏。结果最后爱得越深，就痛得越深。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3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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