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杰
13岁男孩赵某强暴同村14岁女孩，因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被释放，当受害人母亲进行民事索赔后，恼羞成怒
的赵某一气之下将其杀害，但仍因赵某未满14周岁而只被公安机关处劳教1年零6个月(3月27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
这一恶性暴力案件再一次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引发了关于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有人认为，降低刑事责
任年龄对被害人、行为人和社会都有好处，立法机关不应再回避了。也有人认为，犯罪行为低龄化是社会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不能让少年替社会担责。更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个案，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因个案而降低。(4月3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相对于上述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不管最终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但现在已经到了重新研究和认真论证这一
重大问题的时候了。
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呼吁，国家立法机关不应保持沉默，而应当主动积极回应。
应当承认，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者的手里握有一些典型案例和统计数据，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这些统计数据往往
都是一时一地的，是片面的，既不足以表明其发展规律性，也不足以说明全国的情况，而一些典型案例更具有偶发性。但要想
驳倒他们，我们需要更加系统、全面、科学、合理且权威的统计数据和调查结论。比如1979年刑法实施以来，甚至是19
97年修改刑法以来，我国各个省市发生的由10至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案件数量、特点、趋势以及
原因，分析其中的规律性，弄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未成年人早熟引起的，从而判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能够有效遏止这
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能否通过其他的教育和管理措施避免此类行为的发生。
除了进行上述实证性的研究分析和调查论证之外，我们还应从医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弄清10
至14周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在智力和辨别行为性质、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方面与27年前有没有差别，有多大差别，这些差别是
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或者仅仅是少数人、个别人。有了这些相关数据和调查研究，我们就可以得出综合性的结论，用以确
定是否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在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认为降低就是“重刑”，也不能认为不降低就是“人性化”。因为从国
外情况来看，也有不少国家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比我国低，最低的只有9岁。各个国家都是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人种、未成
年人发育情况、教育状况等，来确定本国的刑事责任年龄的。因此，我国是维持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还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都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论证，任何结论都应建立在确凿证据的基础上，要有说服力，力戒从理论到理论。
相关专题：民主与法制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