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第一村”的兴衰说明了什么

　　一个上世纪80年代后几乎与大邱庄齐名的“南国第一村”(深圳万丰村)，最近经《民主与法制时报》两次报道后，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郭松民

　　“南国第一村”的兴衰及其原村支书潘强恩的荣辱，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

村庄也好，一个国家和地区也好，在发展的时候，也许可以适度集权，但富裕起来之后，就必须逐步建立起民主机制和权力制衡的架构。

　　民主的好处，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可以防止权力的异化，即防止“保姆”变成主人。因为民主的授权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民选官员也都是有任期限制的，如果他表现出了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迹象，公众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收回赋予他的权力；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决策失误。因为民主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套程序化的、使利益相关者可以充分参与的决策机制。这套决策机制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出错，但无疑比个人独揽大权、单独作出重要决定要更少出错，也更容易纠错。丘吉尔的名言“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免费的午餐。民主机制的成功运转，是需要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选举的时候为了打破信息不对称而进行的大量宣传和广告费用，决策时不同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讨价还价的费用，以及公众参与政治活动所耗费的时间、精力等等，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民主运转总成本。显然，如果这个总成本高于民主机制所能够支配的总资源，那么这个民主机制运作的结果就是负值，那它就很难运作下去的，但如果总成本低于总资源，那么民主机制的建立就是绝对必要的。

　　以万丰村和潘强恩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潘出任村支书的时候，万丰村还是一个“村民纷纷逃往邻岸的香港”的穷村。潘强恩能够支配的资源极其有限，他即便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所能造成的损失也很有限，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村民也不太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来建立一套制约他的民主机制。比如现在内地的许多贫困村庄的村支书甚至海选的村委会主任，都外出打工，长年不知去向，也没什么人太在意，就是这个原因。

　　但潘强恩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做了时代大潮的弄潮儿，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万丰村已形成有近10亿资产、百多家企业公司、3万多外来工的超大型村庄。这样庞大的资源由他一个人随意支配，当然是太冒险了，必须用一套民主机制来取代。当然，如果潘强恩能够认识到历史的必然性，认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他甚至可能会主动去推动这一机制的建立，然后在民主的权力架构下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他终于没有超越自己的局限性。

　　现在的问题是，权力一旦被异化，公众再想建立一套民主机制取代掌权者就比较困难。潘强恩能够“举贤不避亲”，成功地让自己的小儿子潘泽勇接替自己的权力就是证明。对万丰村的村民来说，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集体不服从”的合法方式，最终达到用一套民主机制取代潘强恩父子权力的目的。冲破了这个瓶颈，则万丰村的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能人治村缺乏合法性基础

　　□傅达林

　　读着“南国第一村”的相关报道，脑中逐渐浮现起电视剧《刘老根》中龙泉山庄的印象。从改革到兴盛再到衰落，深圳万丰村的发展历程烙上了鲜明的“能人治理”印迹：由能人冲破旧俗厉行改革，由能人实行家族式管理，最终能人自己成为备受争议的改革对象。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能人权威、能人治理创造了一个农村发展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正是这种漠视群众、“一言堂”决策的治理模式造就了今日的体制困境。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民主传统，能人权威在我国农村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出于对财富的认同，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一种能人治理结构：能人的权威性影响能够统一村民的意志，激发农村的活力，进而带动整个农村发展；能人既然为乡村提供了财富，就获得了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控制。拿万丰村来说，由于“富有改造社会理想”的能人潘强恩锐意改革为村民提供了财富，所以他及他的家族就当然取得了对万丰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控制权。然而，这种由权威获得的控制权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基础。从现代政治学上讲，个人的权威容易演变为一种“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 ”，一种“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基于个人权威的治理模式本质乃是人治模式，本身蕴涵着合法性危机。例如在万丰村，10年前的审计报告就表明，表面看上去情况良好的万丰集团，发展之初就存在诸多问题。而随着记者的调查，非法吸纳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也日渐浮出水面。不难看出，这种能人治理虽然实现了快速致富，但目的的正当化极易忽略手段的正当化，随后必将受到农村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意识的质疑。

　　其实，透过万丰村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寻窥出一条传统乡村发展和治理的“黄宗羲定律”——能人用个人智识带来财富，财富确立了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权，控制权反过来又限制了乡村的发展。而如何走出这个“胡同”，是摆在中国许多乡村发展道路上的共同难题。在我看来，能人治理弊端的核心在于治理方式上的寡头制，而破除寡头制的关键则在于民主。

　　能人治村必须与民主同行

　　□洪巧俊

　　“能人治村”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有专家说，能人权威、能人治理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产物，它对社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能人个人才能和素质的有限性与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要求的矛盾会日益突出，能人治理必然要向新的治理形式转换，这个观点我比较赞同。但是在万丰的“能人治村”上，潘强恩似乎不存在个人才能和素质的问题，万丰的衰落则是能人的专横、缺乏民主管理和监督造成的。这颗曾经耀眼的明星从能人潘强恩专横时便开始暗淡。

　　万丰村曾经与大邱庄齐名。对于大邱庄的“能人”禹作敏，早有定论，这个传奇性人物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走下神坛，成为阶下囚。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没有人敢与禹作敏唱反调。

　　潘强恩与禹作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有“乌托邦”的宏伟理想，在声名显赫时变得骄横跋扈，都有“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家长制作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之风。潘强恩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自我期许是“做中国的欧文 ”，希望能在万丰村建立一个“乌托邦”(微型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还把公有制比作一杯清茶，而共有制就是一杯有着更多营养成分的奶茶。在他家里有五万本藏书，并以“一天一千字，一年一本书”的速度进行写作。

　　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如果真正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天才，实现了‘内圣外王’的理想，他掌握了‘终极真理’，又掌握了最高权力，那会出现如何情况呢？那将是一个‘圣上’在上，人民只能所从‘圣王’的治命，这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这将是一个‘万马齐喑’、文化停滞的局面。”

　　从大邱庄的禹作敏到万丰村的潘强恩无不说明了一个问题，能人一旦专横，成了独裁一方的“皇帝”，衰退只是迟早的事情。因此，能人治村也必须与民主管理同行，才能真正发挥能人的作用。很多人士成功之后一败涂地，就是一朝取得成功就以为可驾驭别人的时候到了，大有一种舍我其谁、唯我独尊、倨傲自大、藐视一切的救世主之心在。

　　“南国第一村”的体制悲剧

　　□毕舸

　　与当年大邱庄的禹作敏相似，潘强恩的成功，首先来自于大权独揽后的专断，潘强恩当初敏锐地捕捉了时代发展的触角，以不容分说的果决与魄力，率领村民们突破思想藩篱、政策限制，在1984年开创了农村“按股分配”的先河，又在1 987年以集体贷款的形式使人人成为股东，万丰村自此走向共同富裕。

　　“能人治村”一般能短时间内解决群龙无首的难题，创造出一个权威。人们将希望全部寄予在能人身上，也不假思索地赋予其最高权力。但“能人治村”没有解决制度上的真空，由于能人身上的眩目光环，几乎使其成为完美人格的象征，成为世俗权力与道德上帝于一身的产物。像潘强恩这样的能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既不会遭遇质疑的声音，也有足够能量将稍许的不满与骚动压制下去。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震动全球的巨著《历史的终结》中认为，某些地区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导致了“自我意识膨胀”，即把该地区的经济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文化的优越性。福山认为，这些地区文化的内在价值是“集团意识”或“集团主义”，而集团意识或集团主义却是由家长制发展而来的一种“极度排外”的、“非理性”的“顺从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主义。尤其是这种具有“强烈的工作精神”的集团意识或集团主义，一旦与“自由经济”相结合，即产生了奇妙的效应——“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史无前例的繁荣”。

　　然而，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人只要属于某个已建立的集团，并遵守集团规则，就自然具有尊严。但是，每当他在集团内部主张自己的个人尊严和权利时，他便遭到掌权者的排斥并丧失其身份。深圳万丰村村民们从对潘强恩的顺从，到最后的群起反抗，正是因为在深圳万丰村，潘强恩建立起了“集团主义”下的个人独裁。

　　一人独大，一人专权，都摆脱不了相同的宿命。“能人治村”逃脱不了“福山定律”界定的体制悲剧色彩，也必将走向弗朗西斯·福山所预言的：村民的意识觉醒以及种种

　　村级政权也不能搞世袭制

　　□沸腾

　　对于万丰村的兴衰，可能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结论。在这里，我最感忧虑的是另外一条信息，那就是：“2005年 6月村党支部换届，而继任村支书是潘强恩的儿子潘泽勇，矛盾进一步激化。”我的观点是：无论“南国第一村”，还是“天下第一村”，村政权都不能搞事实上的世袭制。

　　中国的几个“第一村”，大邱庄、万丰村和华西村，它们的兴旺历史和管理模式，都大同小异。由一个“政治强人” 村书记领头掌舵，政企合一办集体企业；壮大以后进行家族管理，村书记的子女和亲属分掌大权；村书记退休后，由自己的儿子接班。

　　万丰村在潘强恩在任时，就逐步走向了衰落；他的威信在卸任前就直线锐减了。人们对潘强恩的不满，出现在经济衰落之后，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能“一肥遮百丑”了。

　　华西村还处在经济鼎盛时期，也许一些矛盾还没有暴露，或者没有被媒体披露出来。但是，有些零星信息还是透露给了外界，就是许多大学生并不愿意到华西村工作，因为上班成为第一需要，没有休息日；大部分收入被强行留作股份，个人不能自由支配。

　　大邱庄已由村升格为镇，已经进行了改制，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大邱庄人心里充满了矛盾，既惋惜失去的集体福利，又庆幸获得了自由生活。

　　新中国的领袖们，对埋葬世袭制做出了榜样。中国是封建社会和世袭制度延续最久的国家。现在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就应该努力保卫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就应该铲除任何形式的世袭制土壤。所以，即使在村级政权中，也不应该产生事实上的世袭制，不管它是天下第几村。

　　衰落缘于“政治责任”太多

　　□魏文彪

　　对“南国第一村”的衰落，深圳宝安区委宣传部王姓科长认为原因在于“万丰村长期以来的发展主要靠出租厂房、宿舍收取租金，收入来源十分单一”。宝安区纪委书记张文枢则列举了包括公司对外投资伤害太深、经营成本增加、机构庞大臃肿、非生产性开支过高等四个原因。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总结都将“南国第一村”的衰落归咎于“经济原因”，而在笔者看来，“政治原因”才是万丰集团衰落的主要甚至是根本原因。

　　这种“政治原因”简单言之即是潘强恩的极端个人主义作风与家族式管理方式。潘强恩在企业内容不得半点异议。比如，从1992年万丰村开始走出“厂租经济”的单一发展模式，到外面买地，拓展所谓“域外经济”，就招致万丰领导层的大力反对，但当不支持买地的支委提出反对意见后，村里买地就不再跟他们打招呼了。

　　联系起潘强恩的“政治抱负”，就可得出他的“绝对意志”正是架构在他的“乌托邦”理想之上。正是由于在企业的发展之中寄予过多的不现实“政治理想”，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政治抱负”，才导致企业承担起过多原本不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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