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人的德育导师：知心姐姐变迁史

　　20多年过去，亲切随和的知心姐姐在几代人青春期，扮演了公众德育导师的角色。而今天，新版知心姐姐们提供了一种互动方式，将日常生活中的坚硬内核暴露出来。

　　文/陈艳涛

　　“我——就是知心大姐”

　　这是1990年代初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葛优饰演的李东宝的台词。在《人间指南》编辑部，李东宝通常是先严肃声明自己虽然是男的，但就是知心大姐。然后用眼神示意戈玲把他的小笔记本拿来，翻到某一页，他开始有板有眼地给电话那头求助的人念格言。那些格言都是鼓舞人心而又熟悉到起腻的，比如“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比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除了念格言，他还有很多春风化雨、温暖人心的话语和行动，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甚至惹来不少生活中的麻烦。

　　亲切随和、温馨可人的知心姐姐在几代人

　　老版知心姐姐：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不得不承认，《编辑部的故事》的编剧王朔很会抓贴近现实生活的细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各个媒体都有知心姐姐信箱，举国人民都有向知心姐姐倾诉的愿望。

　　那时的知心姐姐，几乎是社会德育体系当中的一员猛将。在1970年代出生的专栏作家巫昂眼中，她们“跟居委会大妈差不多，表面上，她们是青少年的朋友，其实，是为家长们和教育体制服务的，为了更好地控制年轻人的种种坏思想，所以，她们一定是谴责与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那些事”。

　　让巫昂印象深刻的是，在彼时的知心姐姐的回信里，一定会努力地让大家不要早恋、不要暗恋老师、不要当别人的第三者、男孩子不要手淫、女孩子不要抽烟……“她们是一群不值得信任的朋友，当时我就想，我一辈子都不要给这种姐姐写信，宁可给上帝本人写。”

　　在专栏作家连岳的印象里，1980年代的杂志上，读者来信的精彩程度，要远胜过知心姐姐的回答。“与当时报纸上乏味的新闻和言论相比，那些涉及到工作、家庭、爱情、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来信，显得更有趣味。”

　　当年知心姐姐们的精彩回答早已淹没在岁月中，但那些读者来信，那些真实而生动的人生故事，却永远留在了新闻史上。比如1980年《中国青年》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一问引起了全国上下热血青年的大讨论。 “潘晓”在信中问“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这些今天看来普普通通的问题，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

　　写信的“潘晓”是两个人的化名。男的叫潘，20年后却在“中华英才网”上主持一个“老潘信箱”。“如今，我用互联网在与那些年轻人继续着同样的事情。或许这是我无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潘做了知心姐姐后，却再也没有读者向他问一个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他们问他“一个人一年跳多少次槽比较好？”、“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用财富来证明成功的时代？” 、“对待欠薪企业怎么办？”

　　“人生”太大、太空。如今困扰年轻人的，是谋生，是就业，是跳槽。20多年过去，人们的视线从形而上的思索回落到对现实的焦虑。

　　不可否认，当年亦有偶像级的知心姐姐。早期《女友》编辑部就盛产幽默、温情的知心姐姐。远在中国台北，还有罗兰和三毛。除了写她奇特有趣的经历和浪漫动人的爱情，当年的三毛，还曾经是个聪明体贴的知心姐姐。她文集中的《谈心》就是一个知心姐姐信箱。她的回信真诚恳切，将文字的动人心处发挥到了极致。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的知心姐姐扎堆，还能成为偶像？

　　北大教授张颐武认为：那时候社会比较封闭，青年获得信息的能力很弱，内心有很多焦虑无法排解。人们也想当然地认为青年是一张白纸，因入世不深而需要别人启蒙，需要精神导师来告诉他们人生的路该怎么走。那时也没有心理医生，很多心理问题被阐释成一种思想问题，比如小资产阶级思想等。不像现在，精神上的焦虑不安会被解释成一种心理甚至生理状况。

　　而今天，年轻人可以通过网络找到各种问题的答案。有了心理问题，还可以求助于心理医生。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大家不需要全知全能的精神导师——老版知心姐姐了。

　　2001年年底，《中国大学生》杂志竞聘情商博士执行主编现场：一位女编辑说她人生经验丰富，绝对可以胜任一个知心姐姐的角色。但年轻的编辑汪海明，对于她的此项“优势”表示了轻蔑：“在网络时代，知心姐姐这种东西早已过时，根本没必要存在。”。竞聘的结果，是年轻的汪海明胜出，而他的那番斩钉截铁、毫不留情的话，仿佛是给老版知心姐姐下了死刑判决书。

　　新款知心姐姐：什么是道德底线？

　　巫昂也有个信箱，在杭州的《每日商报》坐镇当“巫老师”。很多来信和她的回答都被收罗在她名叫“巫昂的春药铺 ”的博客里。

　　这个新款知心姐姐在广大等待抚慰的读者心目中，是“那种火爆型的老师，一开口就是一派刻薄的骂词，对失恋者不予安抚，偷情者不予体谅，被抛弃者不予同情，意欲自杀者，不予开导”。

　　巫昂说：“我自己觉得这样比较够劲，和风细雨、语重心长，非我所长。”与巫昂遥相呼应的，是连岳在《南方周末》、在《希望》、在《上海一周》，王尔冈在《城市画报》上所开的类似专栏。

　　新版知心姐姐们普遍牙尖嘴利。《上海一周》上的连岳，嘲讽起人来丝毫不留情面。常见一些颇有文采、扬扬自得的小资女人被他羞辱得无地自容。但稍作调整，她们还会来继续看他幽默甚至尖酸刻薄的来信点评。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像韩寒那样的，不需要全知全能的精神导师，妄想指引他们走上所谓‘正路’，做语重心长状教育他们，会自取其辱。”张颐武教授认为，在今天，要想受年轻人欢迎，知心姐姐就要以调侃的、挑衅的、多样化的面目出现。

　　巫昂从回信当中得到很多乐趣，其中之一就是“有合法机会骂人的那种快感”，有很多来信的人，是主动请她骂骂他们的。“说好听点，这叫做醍醐灌顶，或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就是以我的面目，而不是以主流价值或者公众希望的什么面目来出现。”连岳的声音懒洋洋的，但他的表达却有绝对自信。

　　新版知心姐姐们思想“不积极”，格调“不健康”，情感也“不真挚”，却一样大受欢迎。巫昂的信箱原定3个月，但一写就是一年，编辑换过3个了。而连岳仅在《上海一周》的信箱就已经持续了3年时间。

　　虽然很多人会抱怨连岳的回答刻薄，给他写信有可能会受到无情讽刺，但他们依然会向他倾诉。“他们写信时就会预期到在我这里会有和主流不太一致的想法，我的想法也许很偏激、刻薄、无聊、无知、脱离现实，但都没关系，他也许就是想听连岳会说什么，读者享受的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时代变了，但绝望主妇还在，感情、性和各种焦虑的问题也都存在。新版知心姐姐们要解答的问题也无非是这些。

　　回答过许多痴男怨女的问题之后，巫昂的感受是：今天，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人们强烈缺乏安全感。

　　她脑海里经常会闪回一封写得很有场景感的信：一个女人，有一个

　　巫昂的回答很有新款知心姐姐的代表性。她告诉她拥有情人的几个要诀，也并不劝她及时终止这种关系，“假如你觉得跟那哥们做做爱挺好的，不妨一直做下去，总有一天，你会做腻的。实际上，男女关系的内容，不单纯是温柔地邀请对方上床。有个人，在城市的另一头，时刻打算温柔地邀请你上床，难道你觉得这就是你的福分所在？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精力继续折腾，那我祝你生活‘欲’快！”——这是典型的巫昂式回答。

　　张颐武教授认为这样的回答很正常，“关键是那些人生大道理、道德教育无效无用，新版知心姐姐就必须用一种尖锐的方式，来点破人的欲望所在，揭开他们的症候，像禅宗那种当头棒喝，点醒他们到此为止。”

　　况且，那些写信的人也并非是要一种解决方式。连岳收到过长达数万字的来信，还有人几乎每个星期给他发封信。很多信写得文字优美，叙述细腻，其曲折和奇妙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力。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男女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人的各种细微的痛苦，永远都存在，没有谁能解决。“新版知心姐姐们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互动方式，一种游戏，甚至一种新奇的刺激，将日常生活中的坚硬内核暴露出来。”也许，张颐武教授的这番话是给新版知心姐姐下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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