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龙：中国基因科学的耕耘守望者(图)

中国基因科学的耕耘守望者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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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芷

　　人类对基因的关注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沃森与克里克发现DNA分子双螺旋模型。直至2000年6月26日人类基因研究的“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全球基因研究达到白热化：功能基因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药物基因研究、致病基因研究等研究计划纷纷出笼；基因芯片、基因银行、后基因时代、后基因文化等新名词层出不穷；各类基因药

物公司、基因学科研究所、商务机构如雨后春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新名词已不再新鲜，各类公司已被大浪淘过，只留下一些不断调整的研究计划和一群在基因研究领域默默耕耘的人。余龙就是其中一个。

　　默默的创业与守望

　　与余龙认识是从他的论文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学术杂志当编辑，接到一篇来自于上海复旦大学署名余龙的论文稿子，这是一篇打印得十分精致的论文：格式、图表规范，文字干净利落，没有赘语，页面一尘不染。另附一封手写的信：同样是一行行干净、隽秀的蝇头小楷。但真正见到余龙本人，我的第一感觉是：“文如其人”的悖论版，蝇头小楷反衬的是一米八几的厚实身躯和一张憨态可掬的胖圆脸蛋。余龙憨态可掬但并不木讷，一丝不苟但不是苦行僧式的科学清教徒，相反，他是一个思维敏捷、异常聪明、但又不乏俏皮调侃、外加极其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的青年科学家。

　　余龙现为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拨开罩在头顶的诸多光环，余龙最具闪光的人格魅力是：坦诚、执著、朴实。

　　余龙从事的研究领域是人类基因和人类基因组学研究，他恪守在这块阵地已有十几年了。在上世纪90年代人类基因研究热得发红、发紫的那个时期，学术界出现过许多风云人物，新闻媒体也频频爆出：某某人发现了新基因；某某人被誉为“基因皇后”之类的新闻。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人只是在基因的外围打了个转，连基因“阅读框架”都没触及到。这里有必要对基因科学做一简单的解释：如果简单地把基因看成是一个直线排列的碱基对串的话，一个基因真正表达其功能的只是其中一小段，这一小段被称为基因的“阅读框架”，在这段“阅读框架”的前后还存在比它长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起调节作用的碱基对串，把这些碱基对串全算上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基因，也叫全长基因。如果这些“炒作”还仅仅是由无知而引起的误会,而另外一些简直就是明知故犯的科研成果虚报。

　　对此，余龙很淡然，他觉得“做秀”固然不对，但奋起“反做秀”也太耗费时间、精力，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做的。十几年来，默默守望成了余龙的一种生活规律：只认自己的目标、只看自己目前的研究进展及其与国内外同行的差距，对别人的工作不轻易评论。

　　早在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绘制蓝图阶段，国外专家在掐算该计划完成时间时，依据当时所拥有的技术条件，按基因测序机器昼夜不停运转的工作效率，得出完成计划需花费的时间为15年。实际最后提前5年完成了该计划。但这种思考方式至少说明两点：在人类基因研究中，第一，技术设备非常重要；第二，工作量十分浩大。余龙也是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在走自己的时间表。

　　1991年，也正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的第二年，余龙开始筹建他的人类新基因研究室，实验室的启动资金是复旦大学赵寿元教授和李大潜院士友情资助的1万元人民币。当务之急自然是购置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当时国外同行实验室用的都是自动测序仪，从机器这头把基因样品放进去，那头直接就出基因测序结果。而余龙揣的这1万元甚至连分子生物学实验最起码的设施：实验桌、离心机都买不起。为了筹钱买仪器，在边了解国外同行最新研究动态，边做实验的基础上，他积极寻找科研课题，用课题经费置办了科研起步的第一批实验仪器设备。用这批设备研究出来的成果再去申请更多、更大的课题，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像滚雪球似的实验室的规模越滚越大。其实这种科研套路对每个搞科研的人来讲都不陌生，但余龙对购置实验仪器设备的那份投入，那种痴情并非人人都有。

　　今天在余龙的实验室里早已有了各种型号、不同等级的离心机、测序机、自动摇床、大型生物信息学计算机。我几次去余龙的实验室，每次去都分享了余龙的犹如新购置田地的“土地主”般的喜悦，对实验室新添仪器如数家珍，从一楼到四楼，从四楼到房顶，实验室一间不漏，实验设备一台不落，详细介绍其用途，并不厌其烦地操作演示。

　　2005年我再次来到余龙的实验室，余龙再次满怀喜悦对我进行现代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的“扫盲”：从基因组学中核酸样品的自动提取、样品制备、特殊基因位点分析研究的DNA序列分析仪、PCR仪、超速离心机、HPLC、质谱仪、园二色仪、毛细管电泳仪；用于细胞分析的共聚焦显微镜、荧光显微镜、流式细胞仪；到蛋白质分离纯化、流式细胞分析、分选、细胞计数、活力分析；以及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的SGI工作站等大型设备等等一整套基因研究所需技术设备，一一道来，其间全然不顾助手在一旁的不断提醒：下午开会的时间快到了。一直到中午近1点，下午开会的时间已迫在眉睫，他才扔下一句：“王老师，我得先走了”，饭也没顾上吃，匆匆赶会去了。留下我和他的助手，在两张凳子拼在一起的“餐桌”上，一个塑料袋里放着几盒盒饭，人手一盒，共进午餐。从小伙子张罗吃饭动作的熟练程度和散落在余龙写字台下一堆一次性快餐筷看，这种进餐形式已是他们的日常习惯。

　　在余龙的实验室里还有一台特殊的设备：一张行军床，这张行军床从余龙创建他的实验室开始，就成为余龙劳累之余小憩的“卧榻”，仿佛余龙带领着一只急速行进在人类基因研究征途中的队伍，累了在行军床上歇会儿，修整好了再走。有了先进的设备便逼迫使用这些设备的人要不停地工作，面对基因研究的巨大工作量，看看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差距，余龙把自己当成了一部机器，把他的实验室当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系统。这就是默默守望的真实写照。

　　默默的耕耘与收获

　　在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大楼门口，贴着一张占满一面墙的大表格，这是一张研究所各实验室研究业绩动态表，业绩衡量的指标为影响因子。所谓影响因子是国际通用的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指标，依据该期刊所载论文的被引用频率而计算出来的一个数值，每种学术期刊都拥有自己的影响因子，叫IF值，通常是IF值越大，说明该期刊被引用频率越高，影响力越大。借用IF值，根据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刊登在不同级别的IF值的刊物，以累加IF值的方式来评判各实验室的科研业绩。在这张表上，余龙所领导的实验室总是在领先的位置。余龙对本学科领域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中各个刊物的IF值烂熟于心，实验室每年都要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这几年来，先后在《生物化学科学动态》、《美国国家科学院会议录》、《生物化学杂志》、《基因组学》、《基因》等人类基因研究领域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由这100多篇论文造就了实验室的辉煌。而作为这100多篇论文的奠基石是余龙手里掌握的人类基因。

　　十几年来，余龙带领他的实验室在人类基因领域不断精耕细作，先后克隆515个人类基因，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人类基因组总共是3.5万个基因，他们就掌握了其中的1.4%.现在余龙手里的基因专利证书有：中国专利12份、美国2份、加拿大2份。一个基因，一个药，在当前国际生物制药生死时速般的竞争中，作为100篇论文基石的515个基因，不仅是一笔巨大的科学精神财富，也是一笔蕴含巨大商机的物质财富。

　　科学家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群体，只是他们从事的职业有些与众不同，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们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余龙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有一肚子的轶闻趣事、讲不完的笑话。在某些时候他还表现出有智有谋。

　　1996年前后国际上人类基因的争夺战早已拉开序幕，竞争十分激烈。余龙也在开始收获他所研究的基因，并加入到这场基因竞争当中。有时一个基因克隆出来、还没来得及写成论文发表，就被国外同行抢先发表，成为他人、他国的基因专利，这种惨痛教训真是太多了！许多中国科学家都有过这种欲哭无泪的经历。为此，余龙多次奔走中国专利局，对其进行人类基因的科普宣传，说服专利局在知识产权领域开辟基因专利项目，并为其提供有关技术指标支持。最终，余龙实验室克隆的基因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基因专利的基因之一。

　　1997年11月国家863计划项目研究课题在珠海开年会，我遇到了余龙，他津津乐道地向我讲述他争夺基因的一次胜利：与美国某一同行同时追逐一个基因，双方一直较着劲抢论文公开发表的时间。“我干脆改变策略”余龙讲：“我先申报中国的基因专利。他们果然中计。他们抢到了公开发表论文的抢先权，我这里争到了一个基因专利，基因还是属于我们中国。”话语之间按捺不住脸上的得意。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科研环境、特殊的社会氛围里，科学家尤其是处于中坚的中青年科学家，必须有十八般武艺、浑身解数，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次年会上，余龙汇报了他们的课题进展情况，在他汇报之前几乎所有课题组在其汇报结束时都众口一词地表示要求追加经费，在一片要求加经费的呼声中，余龙采取迂回战术，只听他谦虚了几句：工作做得不好，实在惭愧，因为实验过程中许多药剂是带毒性的，希望领导追加一些身体补助费。其实余龙的汇报早已被听汇报的专家首肯，只是追加经费不好网开一面，但身体补助费应该是可以当场拍板的。这就是余龙的解数之一。会议结束后，余龙临离开珠海之前去珠海拱北“水货”市场买了一套物美价廉的音响，称是给夫人买的“不然老婆有意见”。余龙的夫人——杨老师，是一位不太言语、手脚麻利、十分能干的女人，她不仅把他们小家的一切家务活包揽下来，而且是实验室大家的管家，小家、大家，里里外外帮余龙省了不少心。对夫人，余龙是理当感谢的。其实那一次岂止是余龙，号称科技界的“国家队”的863课题组的同志们，开了一支队伍到珠海拱北“水货”市场，不少“发烧友”大科学家都扛回了音响。中国的科学家本身“物美价廉”，也喜爱买物廉价美的东西。他们除了追求神圣外，也食人间烟火。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余龙他们团队遭遇最大的问题是经费不足。加拿大科学家在魁北克地区——一个近乎于完美的人类基因样本：同一起源、繁衍了400年的法裔加拿大独立人群——寻找癌症基因，启动经费为几百万美金，其中，仅为在候选基因区域作精确定位，并有两台每天可处理120万个基因的工作台助阵，投入的资金是50万美金。这种近乎于完美的实验样本、高效率的工具、高投入的资金，中国科学家哪里享受过？！余龙每天要面对的除了寻找好的科研条件、找好的实验样本、买好的设备、盯住国外对手、阅读大量前沿信息资料外，还要制订实验室奖惩制度、稳定人心、统计“出工”等等。与国外同行千差万别，最大的差别在于资金的差距。为争取经费，余龙这十几年来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一次，某部级官员在复旦大学召集科研人员座谈，首先，论资排辈由老前辈讲完后，余龙要求发言，官员讲：已听过汇报了，不必多讲了，只给你三分钟发言时间。余龙只讲了三句话，中心意见是希望增加经费。官员回答也硬梆梆：我掌握了20多亿经费，钱是有，但不一定给你！政府那里要不到，只好转向企业。余龙找到某上市企业合作，并以合作者的身份上电台作人类基因克隆美好前景的演讲，第二天该公司股票每股上涨10元。于是，校园里便有了：“余教授！哪天发布新闻讲话提前打招呼啊，我好做股票上涨的准备”的故事。但也遇到过企业急功近利，要他允诺违背科学规律的回报，他无法满足，资金便撤走了。因为国家财力有限，而致使科研经费投入有限，所以，余龙在经费上不得不精打细算，把准研究目标，将有限的投入，投到恰当之处。

　　十几年来，余龙带领他的研究小组建立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克隆新基因的方法，并进一步将其完善为“4级同源筛选人类基因”的方法体系。使用这一方法体系，他们除了分离和克隆得到515个人类新基因以外，还在其中的杜氏肌营养不良基因位点和多发性神经纤维瘤基因位点的结构研究中取得多项新发现；鉴定出69条与肝癌发生和转移机制相关的基因，为揭示肝癌发生的分子机制、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线索和新材料。目前余龙的研究小组是国内人类基因研究课题中，克隆基因数量最多、申报和获得基因专利最多的一个课题组之一，在新基因研究领域不仅走在国内同行的前面，而且开始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

　　余龙曾调侃：科技界现在有一批只喊不干的；一批又喊又干的；还有一批只干不喊的。余龙他们是没有工夫去喊的，中国人类基因研究领域既有先天不足，又遭后天投入不够的现实，决定了只喊不干肯定不行；又喊又干，事倍功半；只有默默耕耘，才能有收获。留给余龙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精耕细作、只干不喊，默默耕耘总会有收获，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余龙已享受到了默默耕耘默默收获的幸福。

　　中国本土科学帅才

　　中国人类基因研究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在与国际前沿作“等距离追踪”。实验室的试剂、设备、基因盒几乎都是“泊来品”。最早研究出来的一些治疗癌症的基因工程药物，针对的病症基因都是外国人的基因样本。我们人类基因除了不同人种之间基因样本有差异外，同种人之间基因也是有差异的，基因药物治疗强调的是个性化治疗，比照外国人的基因做出来的基因药物，对中国人来说无任何个性化可言。因此,做人类基因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基因问题，对中国人类基因研究来讲就是要解决基因“本土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研究中国本土人的基因遗传信息，在掌握中国本土人类基因样本遗传信息的基础之上、针对其基因特点，才能设计、研制出适合中国人的个性化基因治疗方案、药物。余龙从事的正是这种中国人类基因 “本土化”的研究。余龙不但进行基因的“本土化”，而且在研究中国人类基因 “本土化”的过程中，经历了自己“本土化”学者的人生历程，成长为中国本土型科学帅才。

　　余龙出生于贵州省的一个山村里，中学毕业后余龙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进部队后由于余龙士训练刻苦，学习努力，从战士到文书、班长一路进步很快。1974年经过部队的逐级推荐和考试选拔，余龙进入第—军医大学学习,在军校受到了严格、系统的临床医学训练，由一名战士转变成为一名具有专业医学知识的军医。毕业后回到部队，在部队的军医生涯中，余龙先后转战祖国东西南北，每到一处余龙总是竭尽全力，把自己所学知识奉献出来，为战士们、驻地老百姓治病，受到部队指战员的一致好评。由于成绩突出，他所在卫生所被评为先进单位，受到通令嘉奖，余龙个人被授予“模范军医”称号，荣立三等功。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知识的局限，在一些疑难病症面前束手无策，使得余龙常常陷于痛苦。许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作为东方之子的余龙谈到这一点时，还非常动情：“那时候，老百姓要看个病真是不容易，由于医术有限，只能眼看着病人痛苦地死去，每当这个时候，我非常自责，恨自己回天无力，······”讲到这，余龙眼眶里闪出了泪花。正是这种自责使余龙下决心继续深造，要把人类的疾病症结探个究竟！

　　1982年在他的多次请求下，经上级同意，他报考了研究生并通过入学考试，进入中山医科大学主修神经遗传病学，从此，余龙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由一名军人转变成了一名学者。随着学业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步步登高，分子遗传学进入余龙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一些学者开始从分子水平——基因——来分析各种疾病的病因，中国学术界从一些国际会议也上带回了这方面的学术信息。当时中国的人类基因研究与国际同行水平差距甚大，国内能望其项背的只有北京和上海的某些研究小组。其中又以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汇集了一批最早涉入国际人类基因研究计划的学者。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是我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祯先生领导的研究机构，世界首例血友病B基因治疗就是由该所薛京伦教授做出来的，这一研究成果直到现在也是中国在国际人类基因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经典。该所曾培养出大批人类基因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这些学者从复旦走向世界，再从世界带回新信息。一次偶然机会余龙来到复旦大学，感受到了这里浓郁的学术气息，他觉得这里就是他要找的探求人类疾病最后症结的理想之地。他马上作出决断：到复旦大学做博士论文。在征得双方导师同意后，1988年余龙作为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培养的博士生，来到复旦大学遗传所。

　　在复旦余龙接触到了大量世界人类基因研究前沿信息，先后得到许多名师指点，并在刘焯霖、刘祖洞和柴建华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中国“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基因结构与变异”博士论文。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余龙进入复旦大学生物博士后流动站，在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在这期间他本可以像其他博士后一样，选择出国继续深造，走海外留学的道路，但1991年恰好是美国科学界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项目的第二年，面对中国人类基因研究一片空白的局面，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有意要在复旦大学组建中国人类基因研究机构。在这一极其重要的人生选择关头，余龙感到留在国内、从无到有创建一个高水平的中国自己的人类基因研究领域的科研团队更具有挑战性，于是，他选择了留在国内组建中国人自己的人类基因研究机构。1991年，在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的支持和指导下，余龙开始创建复旦大学人类新基因研究室，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十几年来出国深造、升迁走仕、下海经商各种机会、各种诱惑都常常萦绕在余龙的身边，周围的同学、同事、自己的学生不少都出国留学成为“海归派”，余龙始终立足本土，从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在中国本土的滋润下成长为一名青年科学家，同时在中国人类基因研究领域开辟了自己的一块园地，收获到了自己劳动的成果。余龙取得的成绩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1995年以来，余龙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国家人事部“中国优秀博士后奖”、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个人奖(金牛奖)。据《科学时报》报道，我国现有400多名“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其中完全由我国自己培养的只有十几名，余龙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个数字既告诉人们，在中国国家级科学人才的花名册上，本土型人才稀少，同时也告诉人们本土型人才成就事业不易！

　　余龙不仅十几年个人奋斗不已，而且全力建设科研团队。大科学发展趋势要求科研活动是团队合作、集体协作。从建立人类新基因研究室起，余龙作为研究室领军人物除了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外，还十分注重团队合作氛围的营造，始终以大科学的团队运作方式，形成一个能够胜任重大科研项目的团体，顺利、及时地完成几次大的研究方向的调整：从最初的基因克隆转到重要功能基因发现；再从重要功能基因发现转到瞄准有医学应用价值基因药物先导化合物研制。2000年，余龙领导的复旦大学人类新基因研究室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遴选为“创新研究群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陈佳洱主任率专家组亲临研究室，用两天时间听取工作汇报，并给予详细的工作指导。2002年7月，陈佳洱主任再次带队到余龙课题组进行工作检查，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十几年来，该研究室先后培养博士后5人、博士17人、硕士生16人，高级访问学者4人，从最初的2人扩展到现在的拥有2名教授、5名副教授、3位讲师、3位助教、3位实验师、2位返聘教授、5位海外客座教授以及50 多名研究生组成的科研团队。

　　科学无疆界，科学家本不应有“本土”与“海归”之分，中国的月亮和外国的月亮是同一个月亮，“本土”和“海归”都是华夏同一血脉的优秀。海外游子在外创业不易，余龙的群体的创新之路走得也可歌可泣。

　　人类基因研究领域是一个充满神秘、奥妙无穷的科学神殿，同时又是一个深不可测、浩瀚无际的聚宝盆。目前科学家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状态如同一只小蚂蚁在啃一块大骨头：科学家正一步步探索这座神秘的宫殿、一点点啃噬着这块可造福于人类的宝藏，攻下一关、庆贺一番；啃下一块，抢而食之；科学家们既要有蚂蚁啃骨头、耐得住寂寞的“坐功”、又要有不顾斯文“抢食吃”的竞争意识。谁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默默追求，谁就会有收获；谁的工作群体战斗力更高，竞争意识更强，谁的收获就会更加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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