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情——记同窗好友曹彭龄(图)

曹彭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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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黄 克

　　彭龄和章谊又将有新的文集问世，并嘱我为序，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序者，作为全书主旨的绍介，除了自序，大多请之于名家，而彭龄交往的名家可说是车载船装，其中既有其父执辈的权威，更不乏当代文坛之翘楚，何以降格以求，找上我来了呢？思忖再三，无它，我与彭龄乃“发小”也。发小为发小写序，呼应“岁月留连”的主题，倒也还算得贴切

。

　　“发小”(“小”字还需儿化)，似是北京的叫法，其年龄段，亦无考。束发、结发、总角，皆指刚成年；而我们的结识是1953年上汇文中学(时为北京二十六中)高一时，年龄都在十六七岁仿佛，说是“发小”也不为之过。何况在班上我们两人个头相仿，喜好相同，功课偏于语文，体育偏于长跑，所以相处时多一些，也是事实。只是长跑我跑不过他，我们又都跑不过班上的彭跃，彭跃那神鹿般的轻盈身姿令人羡慕，为我辈所望尘莫及。听说后来在北大他还参加过奥林匹克的长跑候选训练呢！

　　彭龄在班上的灵光闪现莫过于在“海鸥班”的庆祝活动中，班名是他建议的，班徽是他设计的，连班歌他也是的主创人员。当其时，我们高三(2)班已被评为先进班集体——那是要区里批准、市里备案的。(1)班已申请命名为“任弼时班”，我们班还没定。彭龄受乃父曹靖华先生的影响，酷爱苏联文学，当时正出版一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海鸥》，他拿来向全班推荐，大家不止买了书，而且深为化名“海鸥”的女战士卡佳坚持敌后斗争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一致同意彭龄的倡议，以“海鸥”命名我们的班集体。又是彭龄，请了位青年画家根据《海鸥》一书的封面画了一幅两三尺高宽的大幅油画，悬挂在黑板上方，海鸥在茂密白桦林背景上围着头巾昂然远视的半身像，英气袭人，教室生辉。班徽设计得也很别致，先是将海鸥戴围巾的头像木刻化，轮廓鲜明，镶嵌在海蓝的底色上，下书“海鸥班”三个银色楷体字，下边还注着“1956”，做成椭圆形，再以一环，坠在“北京二十六中”的小横幅下面，显得欢跳新颖，不落俗套。这时听到全校要搞新年歌咏比赛的消息，这可喜坏了这群“海鸥”。我们班在学校里本来就挺活跃，合唱团、口琴队、田径队，篮球队里都有我们班的菁英骨干，这次就大胆提出要创作自己的班歌！于是由已经显示作诗天赋的彭龄和彭跃作词、富有声乐天赋的赵锟和钟光荣谱曲、已具表演才能的黄小立教唱，立即行动了起来。一时间，每当下课，大家都留在教室，面对贴在南墙上的歌片，聚精会神地一句一句一首一首地学唱；或独唱或轮唱，或分高中低音部，最后竟形成了一部声势浩大的《海鸥之歌》。演出在体育馆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进行，不论是赵锟那雄浑的男中音的领唱、廖学鹏那熟练的手风琴伴奏、黄小立那一身白制服的潇洒指挥，更不用说那一台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的胸胆尚开张的放声歌唱，一切都发挥到了极致。请听：

　　我们年轻的一代 /时代的鼓手 /挺起胸膛 /紧靠臂膀 /困难不能把我们阻挡 /我们的意志勇敢坚强 /我们的身体百炼成钢 /祖国一声召唤 /我们就拿起枪杆 /奔向卫国的战场 /把敌人一个个消灭光！

　　今天吟唱起来，不免笑其稚嫩，但在那朝气蓬勃的五十年代，铿锵豪迈，声震屋瓦，无疑吼出了年青人的心声。果然，为这部《海鸥之歌》我们班获得了创作表演奖。来不及欢庆胜利，也没功夫评功摆好，踏着青春的脚步，大家投入了紧张的毕业、升学考试的准备。最后以全班悉数考上大学，是为对母校的回报。

　　大约就在交过升学试卷之后，我和彭龄有一次结伴远足，骑车去芦沟桥。彭龄可能有幼时随父母颠簸的经历，见多识广，较为老道，而我却不曾出过远门，所以看什么都那么新奇，不要说芦沟桥上的狮子，连高标“宛平”二字的县城也是看了一惊，看惯城里的高大城门，原来还有如此破旧的小土城，颇有得见沧海难为水之叹。城内建筑已无甚印象，独桥头一家笸箩店，门口立放着一个藤条编好的巨型笸箩，足有两张八仙桌面那么大，不知派得什么用场。彭龄说：发大水可以当船用。这一解释更让我瞠目结舌。

　　骑着车沿永定河漫游，那时河水已是潺潺细流，在怪石裸露的河床上蜿蜒东行。蓦然看到远处几乎与河床平行的一条绿色田垄，近看原来是一条小溪，因其两边的绿草茂密，突兀为堤，故给人以错觉。小溪有两米来宽，一米来深，清澈见底，水底的浓浓绿草在水中漂摇，伸手一试，亚似冽冽寒泉，沁人肺腑，烈日之下，哪得如此的享受！为不辜负这条清溪，二话不说，脱衣下水。水将没腰，脚已陷到水草中；扑腾了几下，两手已能触到岸边的水草，根本游不起来，于是兴致索然。尽管如此，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水溪，旁边又是密密的小树林，加以寂静的氛围，好一个清凉世界。我们坐在溪边，久久沉醉其中而流连忘返。后来读到刘晨、阮肇误入桃源的神话传说，不知怎的，常会想起我们俩游过的这个地方，只是不曾遇仙罢了，仙境却是称得的。

　　一年后的暑假，我们都已是大一的学生，他在北大，我在南开，他约我随北大生物小组去温泉、妙峰山。记得住在一座古庙里，入夜，雷雨大作，雷声雨声震耳欲聋。我们都不得入睡，索性坐起来欣赏窗外的暴风骤雨。此庙依山而建，后窗外即是陡峭的山坡，频频的电闪，照得草木毕现，漫山青亮如同白昼，滚滚的雷声不绝于耳，大雨直泻如注，似乎即将引发山洪，冲垮我们栖身的庙宇，令人心悸不已。后半夜即已雨过天晴，翌日清晨，顶着晨曦，大家都拥到庙台去看日出，眺望东方地平线，暗红的朝霞却被一朵乌云遮掩，以为日出看不成了，突见红日按下云头，露出半脸，似用力过猛，蹩得满脸通红，在那跳跃而出的瞬间，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即或日后到泰山的玉皇顶上观日出，也不曾见过如此壮美的景象。两度奇妙的自然景观，都缘于彭龄的引领，青少年时的印象竟恍如昨日，还是那样的清晰、逼真。

　　身处异地，老同学间少不了通信问候，聊抒思念之情，在那“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时代，自免不了“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的套话。一次，收到彭龄的来信，打开一看，赫然满纸都是我的笔迹。原来他把我给他的信剪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排序再贴起来，编成了他的回信，真让我哭笑不得。彭龄呵，机智如斯，幽默如斯，恶作剧如斯！

　　岁月的流逝冲刷尽当年的稚气，彭龄已成为外事工作者，且在中东战火的考验中成熟了起来。在通信中获知，他先后担任了我驻黎巴嫩、伊拉克使馆的武官，最后升任驻埃及使馆武官，并荣获少将军衔，所以我们“海鸥班”的同学戏称他作“彭大将军”。曾见国防部迟浩田部长寄给他的手札：“在武官任内，您经历的复杂情况最多，获取的成果最佳，付出的心血和代价也最高。对此，组织和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得到首长三“最”的评价，可算莫大的荣耀，更是对他的工作的最充分的肯定。彭大将军为“海鸥班”添光彩，我们也为班上有这样一位官阶最高、成就非凡的同窗而引为骄傲。

　　武官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既陌生又新奇，怕触及外事机密，我们也难究其详，不过有些事听起来还是挺有趣的。比如他提到在黎巴嫩时，有一次使馆人员正在前楼集会，突然“崩”的一声，后楼中了一发炮弹，幸未伤人。事后彭龄收到一个反美宗教派别打来的电话，说这是为“鞋底花纹事件”给使馆的警示。这伙喜欢舞枪弄棒的武装宗教派别，即或是对朋友也是用这种方式打招呼的，在硝烟弥漫的中东大地上似乎什么离奇的事都可能发生。来往于国与国、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外事工作，其复杂其微妙其危险，从中亦不难想见。

　　难得的是，这位武官在任职期间仍坚持笔耕不辍，看他那时的戎装照片，雄姿英发，好一派文武兼备的儒将风度。

　　作为外交官，他去的地方很多；每到一地，又都以散文的形式，历述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别的地方的游记，我读起来，总有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之感，唯有对苦难的中东大地，才是其心之所系、情之所结，也才写出光彩动人的华章。在他的笔下，巴勒斯坦民众那不断被以色列铁蹄碾碎的建国梦，读来令人心碎；而伊拉克百姓在美国炸弹下抚尸痛哭，呜咽着“天哪！我们犯了什么罪”，听来更令人愤怒。然而匍匐在耶路撒冷老城区“哭墙”下面的犹太教的各色人等向上帝递交的信息，又哪一个不是祈求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与安宁呢！当然，在中东的纷飞战火中，彭龄也没有忘记赞扬一位“受命打通地狱之门”的人，那就是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今天，我们在纪念他被暗杀10周年的时候，知道这个名字将以“土地换和平”的方略载入史册，然而不可思义的是，此公正是1967年只用6天时间就闪电般占领了相当以色列三倍多阿拉伯土地的所谓“六·五战争”的发动者。这里不妨引用彭龄写在散文集里的一段话：

　　拉宾死了，他一生的是是非非，我们不想去评述。但我们想，一位从如此血火搏杀中走过来的硬汉，一位曾发誓与阿拉伯人誓不两立的军人，在他走过几十年血火征尘之后，竟能冷静地审时度势，以他的远见与胆识，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之路。单单这一点，我们想，似乎也可以说唯英雄与智者所难为吧！

　　这是军人给军人的敬礼。这是军人对和平的企盼。“化干戈为玉帛”，这又何尝不是中国武官所遵循的律条。

　　如今，彭龄已经从驻埃及使馆的武官任上退下来了，但仍不得闲。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每周要上两个半天的班；时不时还要旧地重游，参加有关中东问题的研讨；当然，还要继续他的散文写作，忆人，忆事，抒怀。不过无论如何，可以按时参加我们海鸥班的聚会了，这是大家所欢迎的。我们班的同学大学毕业正赶上困难时期，服从党的需要，分配在全国各地，留在北京的反而不多。自打文革以后，定下了春节在京同学轮流在各家聚会的规矩，一晃儿三十年，从年轻聚到年老，年年不落，已成传统。参加人数也从几人滚动到十几人，碰到香港的廖学鹏、邓金培来，或外地的白晶磊、邓家骥、俞士蕴、高志田、何慎修来，可以聚到二十几人，两桌都摆不下。大家在一起，虽然专业不同，官民有别，性情各异，却没有任何隔阂，有事大家商量，有困难彼此帮助，犹如兄弟。聚在一起，把当年班上的故事，说了又说，听起来总是那么津津有味，没有嫌烦的；当年的趣闻，也是学了又学，看起来还是那么活灵活现，没有不乐的；即或涉及自己当年的“不良”行为，彼此也恬不为怪，那是鲜灵灵的青春印证，那是活脱脱的返老还童，那是再也回不来的天真烂漫、群小无猜的发小深情呵！五十年代的中学班集体，至今葆有着蓬勃的朝气，充分说明着它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这就难怪刚刚仙逝的“嘎兄”赵宝田，于弥留之际提出的唯一希望，竟是叫他儿子招呼中学的发小一见，足见发小情深的不可磨灭。

　　彭龄因长期在国外工作，除了乘回国探望乃父乃母之便，难得参加班上的聚会，即或如此，也不忘送烟(他不吸烟)送酒(他不饮酒)，犒劳我们这些抽烟嗜酒的同窗，可见他对“海鸥班”的时刻挂心。如今回来了，我们发现，他反倒老成持重了许多。不知是去国太久，抑或遵守外事纪律惯了，彭龄似乎对国情挺陌生，于观点趋传统，出口三思，显得有点口讷。本来就不乏书卷气，现在更像一介书生。听到我们聊些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他多愕然以对，表示不可理解，以至让我们怀疑这位仁兄不食人间烟火是否太久啦！一次，“老四”康德普提到单位福利分房时，没房的困难户分不到房子，而有房的14位正副部长居然每人分得3套，还都要向阳的。彭龄不能容忍了，立即质问：你们不会反映给朱总理吗？这回轮到大家愕然，继而哗然了，他却是一脸的茫然。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柔石形象：“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吧？’”我们的彭大将军较之，真个何其相似乃耳。其良善、单纯，宅心宽厚，胸无城府，亦于此可见。然而，这也正是他可爱之处，所以同学们都爱亲近他。

　　彭龄已经成为多产作家，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多产，又全仗他的合作者——老伴卢章谊女史。章谊和彭龄是大学的同桌，同攻阿拉伯文，现在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资深译审，长期以来，协助在武官任上的彭龄工作，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实是难得。看到她以端庄大气的贤内助形象和彭龄在一起，我不由得想起舒婷《致橡树》里的诗句：“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分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章谊常和赵锟的夫人丁治新、黄小立的夫人曹立乐一起参加我们海鸥班的聚会，给我们这个大老爷们的班集体平添了不少温馨和谐，这是要向她们致意的。在我们班上，彭龄和章谊算是结婚较早的一对，又早生贵子，还是双棒儿。记得在他们结婚时，我送给他们一双碗具，一时淘气，把他俩的名字掰开揉碎编成两句顺口溜，并写下来贴在装碗具的锦盒上：

　　一槽栓二驴，(隐“曹”“卢”之姓)

　　土豆一大堆，(含“彭”字)

　　章宜早立子，(“章谊”是也)

　　龄是百年期。

　　不想我的祝福，全成验语。老来读之，可博君一笑。而我为我的发小写的笨拙的序文也就到此打住吧。

　　2005年11月19日于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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