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关注民生(图)

郑功成被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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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记者 陈英华

　　郑功成，1964年生于湖南平江。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著有《社会保障学》、《灾害经济学》、《保险学》、《中国社会保障论》等20部专著。是中国社会保障、商业保险等学科领域的重要开拓

者之一。

　　2003年3月，39岁的郑功成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成为最年轻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之一，同时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近几年来，其所提议案、提案都关乎民生，一直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新闻人物”。

　　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

　　一走进郑功成的办公室，就看到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摞厚厚的群众来信，这几乎成了他每天的功课，“人民群众来信的养分是非常丰厚的。”郑功成说。担任人大常委之后，一年下来要看近千封的群众来信，看群众来信已成为他了解社情民意及政策得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作为身兼学者与国家立法机构组成人员双重身份的大学教授，郑功成从事的社会保障、灾害保险、劳动就业等专业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新兴的学科领域，又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自1985年工作到现在的21年时间里，郑功成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广泛深入的调查为郑功成了解中国国情并思考如何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仅在2005年，郑功成除自己到河南、湖南等地开展调查外，还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数十名青年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开展了中国农民工生存状况与社会保护、中国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障、城市居民对医疗保险改革评价等三项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中，对中国农民工生存状况与社会保护的调查选择深圳、苏州、成都及北京等地，经过4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完成农民工调查问卷2800多份，对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达100多人，目前此项调查正在进行数据处理及理论分析工作。

　　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群众来信以及各种会议信息来源，才使得郑功成的理论研究成果因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而显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在2003年，他提出的有关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的立法议案均被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他同时提出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方案虽然未上升为立法案，但同样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并对近二年来推进公平就业和反对就业歧视以及消除以往就业政策中的一些歧视现象起到了推动作用。2004年，郑功成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完成的有关安全生产的提案，通过民盟中央提出，成为全国政协的九大提案之一，并对推进国家安全监管机制及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同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2005年，郑功成除在人大会议继续提出有关就业、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等方面的建议案外，他撰写的有关调整收入分配体制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慈善事业等建议作为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及提案，同样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在今年的人大会议期间，他又撰写了有关建立共享发展成果的长久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促进公平就业等多个方面的建议。

　　在大量的调查走访中，很多事例也深深地触动了郑功成。用他的话说就是“社会调查强化了自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采访中，郑功成回忆起2004年9月在四川大凉山调研时的感触，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们参观的一家人居住的屋里只有中间的一个火塘、一张砖头搁着树枝的简易床和放在角落用以维系全家人生活的口粮——一堆土豆外，几乎一无所有。但比如此贫困的景象更加触动郑功成的是，这里是当地有名的贩毒地区，由于常年的贫困，老百姓大都没有受过教育而拥有一技之长，在面对毒品巨大利益的诱惑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了铤而走险，走上了贩毒的这条不归路，其结果是许多当地人以犯罪的方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每每遇到这样的事例，总让郑功成产生这样的感想：假如他们能够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假如他们拥有一技之长，假如能够在提高素质的同时也可以享受公平的就业机会，假如他们还拥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或许就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想到中国还有多少个这样贫困的家庭需要帮助，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郑功成指出，贫困地区的贫困不仅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贫困，那么怎样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呢？就是城市要支援农村，政府要公平配置公共资源，公共资源不能再继续向城市倾斜。最基本的目标是必须真正解决好农民的吃饭、上学以及看病的问题。

　　在长期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是近几年郑功成调查研究的一个重点。一次在调研中，郑功成了解到一位老工程师在南京为国家工作了31年，1995年因工作调动到深圳，2002年退休后却无处领取

　　郑功成认为，社会保障不能够简单的等同为经济问题，影响这一制度的因素还有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乃至历史文化因素，我们应该承认经济因素对社会保障的影响确实很重，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着社会保障的水平，但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不再是一个非常决定的因素。“我们国家提倡的是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条文已经写入了我们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国家25年来国民经济在持续高速发展，而社会保障却并没有伴随经济的增长而持续发展。我们国家财政在近七、八年间一直在高速度增长，但国家财政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钱却并没有高速度增长，这就表明我们社会保障的水平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因此，现在以我们经济发展落后与国家财力薄弱而不搞社会保障的理由越来越不成立，按照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更加健全，社会保障覆盖的人口也应该大幅度增长。到现在这个时期，如果还有一些人因为没有社会保障在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而面临绝望的境地，那就不能说是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有的农村的父母送孩子上学要去卖血，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一些地方只要少搞一些政绩工程和花架子建设，真正追求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省下来的钱就完全能够解决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和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 郑功成感慨地说。

　　郑功成通过多年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的了解，对中国的问题也有深刻的认识，对问题致因的复杂性有自己的判断，他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懈地寻求着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的合理方案与可行途径。“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经为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国家不仅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且正在相关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中得到日益明显的体现。我的许多设想也正在变成现实。”

　　长期坚持不懈的主题：关注民生

　　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是郑功成长期坚持不懈的主题，他研究的专业领域及出版与发表的众多成果也都与民生问题直接相关。郑功成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郑功成同时冷静地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民生问题只是以温饱问题为核心的，以往的民生问题得到了改善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发展的使命。恰恰相反，伴随国家的发展，中国民生问题又在更高层次上以更加复杂的形势涌现出来。2005年1月25日，在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召开的一次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郑功成在座谈会上就和谐发展、宏观调控、政策协调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任务是保障民生与切实不断地改善民生，并提出“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为民生之本、分配系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的观点，主张进一步重视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及义务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将分配、消费放到与生产发展并重的位置上来。

　　郑功成指出，在就业方面，我国现在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约800万人，需要再就业的人员500多万人，而乡村需要转移的是一支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城市化率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在2020年城市化达到70%的城市化率，就意味着农村将有4、5亿人口在未来10到20年中不断转移出来的，大学生亦在成为新的就业困难目标群体。因此，就业形势在未来十多年中都将相当严峻。同时，就业歧视又是就业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它扭曲了劳动市场，造成了人力资源投资的巨大渌学杂费。比如，有的银行招聘储蓄员都要求硕士以上的学位，一些部门在招聘公务员时也有种种歧视现象等。因此，郑功成强调，解决就业问题的治本之策只能是加快发展和实现公平就业。

　　针对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保障的水平太高了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郑功成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一次他应邀到政协开会，有两位委员发言时都表示我们国家现阶段千万不要得了欧洲人的“福利病”。随后，郑功成在发言时说，你们有这样的观点我不觉得奇怪，但是你们这样的观点是不负责任甚至是非常错误的，这种观点会妨碍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因为我们现在还根本没有资格得“福利病”，对一个绝大多数人还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的国家说要得“福利病”，就好像是对一个吃饭都成问题的乞丐说你千万不要得了肥胖症。欧洲国家百分之百的劳动者都有养老保险，而我们国家9.4亿的劳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1亿多，按照现在每年增加1千多万人参加养老保险的速度，我们还需要80年时间才能够达到欧洲的水平。而医疗保险不用说是发达国家，就是像印度、巴西、埃及这些发展中国家也都是覆盖全民的，而我们国家也只有1亿多人参加了医疗保险，加上农村的合作医疗保险总共也只有3亿人参加医疗保险，还有10亿人没有医疗保险，按照现在每年1千多万的速度发展还得需要100年。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不是搞多了而是太少了，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不是快子而是慢了，应当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郑功成的这番讲话赢得在场领导和与会人士的喝彩。

　　医疗改革的成败也是当前的一个热点话题。2005年郑功成组织学生到北京市14家不同类型的医院针对看病的人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在2000多份的问卷中有超过90%的人对医疗体制与医疗保险不满意。这一结论似乎在郑功成的意料之中。不过，他对于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却显得非常冷静。郑功成并不赞同医疗改革失败之说，他认为总的评价是没有达到改革的目标，但又不能简单的评判是成功还是失败，应该说部分的成功，部分的失败。比如说，对于过去由单位报销的公费、劳保医疗转变成社会化的医疗保险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因为人由对依赖单位到享有社会化的保障，安全性当然会得到提升，况且社会化的医疗保险对这一制度本身的财务稳定也是有好处的；而允许患者选择多家定点医院就诊，以及确立疾病医疗的责任分担机制，这些都改革带来的进步。但目前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险、医药流通领域中的问题确实很严重，看病难、看不起病作为一种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医疗服务大多不满意，确实表明了医疗改革还面临着严峻的任务。不过，针对那些只抱怨医疗改革市场化过度的观点，郑功成并不完全赞同，他说：“板子不能打在市场化的身上。我认为，现阶段的医疗改革是应该通过市场化途径发展起来的私人或社会医疗体系的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不应该市场化的公立或公益医疗体系却又市场化程度很高。公立医院不应该市场化，结果却有很多的市场化成分在里头，造成公私不分。但一部分社会群体迫切需要一个发达的私立或社会医疗系统却始终受到限制，这种格局既浪费和限制了资源，也损害了人们的疾病医疗利益。”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并研究慈善公益事业的人之一，郑功成在1995年就将慈善事业定位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二年更主张老百姓对医疗服务大多不满意慈善事业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机制。以美国为例，美国慈善公益团体掌控的资源高达美国的GDP的8%至9%，即使纯粹的个人捐献也相当于GDP的2%，国民通过自觉自愿地捐献使财富分配格局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这是一种自愿基础上的社会公平观。然而在我国，郑功成做过一系列调查，除1998年江淮大水灾募捐到100亿款物外，其他年份每年能够募捐到的慈善公益资源实际上不足50亿元人民币，不到2003年GDP的0.05%。美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发达使富人有回馈社会的理想渠道，富豪们不是因创造财富而成为英雄，而是因捐献财富而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英雄，美国的贫富差距虽然是一个客观事实，社会对抗却在一定程度上因慈善公益事业发达而被软性消化；而在中国，先富起来的群体形象因缺乏慈善公益事业而并不鲜明，他们在积聚财富方面无疑是时代英雄，但在社会责任与社会形象方面却并不尽如人意。他告诉记者，“中央已经明确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亦首次于2005年举办了中华慈善大会，慈善事业的立法也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相信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正在遭遇一个黄金时期。”

　　基于国家的持续快速增强，国家财政收入规模的迅速壮大，其占GDP的比重亦由2000年的不足15%上升到17%以上，表明国民财富的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而财政收入的急剧增长决定了国家财政有更大、更强的能力并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问题。郑功成强调，解决中国现阶段及未来的民生问题特别需要政治智慧，因为新时期的民生问题层次高级、致因复杂，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把全面、协调、健康、文明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最终建设和谐发展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和谐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并进而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郑功成在他的另一本新著《构建和谐社会》自序中的一句话。而这部著作集中地展示了他中国发展进程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与看法。

　　郑功成认为，中华民族自古“贵和”。在春秋时代，《国语·郑语》中即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议论，在此，“和”是指有差异的统一，“同”则是指无差异的绝对统一。《论语·子路》中亦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此，“君子”和“小人”并不是用来区分人的地位高下，而是指人的道德理想与追求，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矛盾有差异，但“君子”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补、和谐与合作，而“小人”追求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无差异与雷同，甚至推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又必然产生不和。由此可见，“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思想，它强调的其实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与均衡，追求的是和谐而又不是千篇一律，它允许有差异而又不彼此冲突，实现的是在和谐之中共生共长，在差异之中相辅相成。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绘与“和而不同”的主张，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而“和而不同”作为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显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在社会分化加剧的现实背景下，郑功成将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的不协调与不和谐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北京市统计局2005年1月7日对外发布的发展指数评价分析报告，北京市高、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底的4.7:1，北京尚且如此，全国的情势更为严峻；二是劳动关系日益失衡，资本的势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不断上升的强势地位，而劳动者的权益却处于不断受损的状态，劳资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日益显性化；三是乡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利益冲突仍在扩张，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在城市受到多种歧视，不仅享受不到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社会保障等权益，而且连平等的劳动就业权与合法的劳动报酬权都难以得到保证；四是城乡之间的发展失衡，城市的繁荣与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是牺牲农村、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三农”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五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这种状态既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更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六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失衡，在物质财富高速增长、商品市场日益繁荣的同时，却忽略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道德的重建，企业与公民的社会责任在不断下降；七是效率与公平的失衡，效率优先存在着向效率至上乃至唯利是图转化的倾向，而社会公平与正义却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成为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追求；八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法制发展的失衡，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治能力并未得到有效的提升，法制建设仍依然滞后于时代的要求；九是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尽管只论斗争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但对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利用的过度化，亦使人与人之间只讲竞争，少论合作、互助与互利，和谐的人际关系并未普遍形成；十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以牺牲环境、消耗资源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客观上不断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急切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与路径。

　　促进发展成果共享是社会保障学者天然的责任与使命

　　在郑功成为今年出席“两会”准备的议案与建设案中，记者看到了一份《关于建立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长久机制的建议》，他在建议案中指出“普惠式的改革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贫富差距的扩大、劳资关系的失衡、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体)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共资源配置与教育机会的不公、社会保障制度的残缺、分配正义在某种程度被扭曲，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均揭示了现实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日益突出地表现为城乡居民不能合理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人们对社会公正的呼声，成功解决好经济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或分享问题，这已经成为新时代赋予国家的重大使命。”他在这份建议中明确提出了确立共享价值观、调整初次分配格局、改造现行税制、确保公共资源分配配置、加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各种政策歧视等对策，呼吁尽快扭转国民财富分配中的不合理、不公正现象，让弱势群体、劳动者、农村居民等社会各阶层均能够合理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成果。

　　郑功成对记者说，促进发展成果共享其实是社会保障学者天然的责任与使命，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天然职责就是追求社会公平并促进成果共享，如社会救助制度通过对困难群体的援助不仅可以消除受助者的生存危机，而且会直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缓和贫富阶层矛盾，它是贫困群体或者低收入阶层共享发展成果的必要制度安排；社会保险作为工业社会普遍性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则通过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有效地解除了劳动者在年老、工伤、疾病、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实现了让劳动者更好地分享国家与企业发展成果的目的，同时也会平衡劳资关系，有效地化解了劳资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而各项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则是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必须途径，也是国民享受公平教育机会及其他相应福利待遇的制度安排。

　　令郑功成高兴的是，国家近几年来也在强调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一些政策措施陆续出台。“2006年中央财政将拿出近50亿元扶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真是替农民高兴，因为我看到了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沉重的疾病医疗负担有了彻底减轻乃至消化的希望。”

　　农民工也是郑功成长期关注的一个群体。他说：“我近几年对农民工现象总是强调三句话：一句是农民工现象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和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成果，二句是农民工确实遭遇了不公的待遇并主要表现为不能公平就业和合理分享当地的经济发展成果，三句是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应当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时候了。”他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看成是让农民工分享流入地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还在2001年2月，郑功成就明确提出要“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同时11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郑功成就明确主张国家“要分层分类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同时提出按照普遍性原则优先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建立农民工疾病医疗尤其是大病保障机制和特殊救助机制，以及采取分类渐进的方式来推动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这种政策主张在此后的几年间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共识。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要“依法将务工农民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探索适合务工农工特点的大病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办法”。

　　在郑功成看来，公平、正义、共享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其中维护公平、正义是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保证，而共享发展成果则是公平、正义所主张的目标。关注民生必须考虑让社会各阶层合理分享发展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则要求实现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因此，“保障国民共享发展成果，不能看成只是有利于弱势群体或者低收入阶层与无收入阶层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发展到较高阶段后的客观要求与基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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