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余纯顺：魂丧罗布泊的行走者

资料图片：余纯顺 来源：《余纯顺风雨八年日记选》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资料图片：余纯顺 来源：Cnsphoto

　　仿佛是种巧合，最近，当彭加木的遗体可能被发现的消息，再度引燃了公众对西域那块广袤、荒凉而神秘大漠的关注时，人们才发现，另一个生命——探险家余纯顺消逝在罗布泊也已近10年。

　　“老余”，或“走在路上的那个人”，是莲子习惯称呼余纯顺的方式。为这次采访，莲子找出了保存多年的余纯顺给她的信以及留在她那里的一本日记，微微泛黄的纸面上，布

满了余纯顺写的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对莲子来说，那是改变她一生的一次邂逅，是她23岁生命开始的一段印记。

　　莲子也曾尝试着将这段微妙而复杂的心路历程用文字传递出去，但外界更津津乐道的，却是那段“三角恋情”，她对老余以及对生命的认识反倒黯淡无光。于是余纯顺去世后，莲子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面对媒体。余纯顺去世后，行走，也成了莲子的一种生活方式。直到两年前，有了一个小家，才算暂时结束了这种生活。

　　照片上，站在余纯顺身边的20多岁的莲子温柔恬静，而眼前，皈依佛教的她，无论讲到那段情感，还是老余的死亡，都那么波澜不惊。

　　“我甚至在喝茶的时候都会想起他”，莲子用她自始至终的和缓语调说，“因为他是渴死的”，表情依然是那样的镇静、淡然。

　　记者◎李菁

　　深秋的故事

　　1990年秋的一天，一个同事无意中告诉我，有一个叫余纯顺的上海人已经徒步旅行了两年，经过我们这个小城，正在厂里作报告，讲得十分精彩。

　　我突然有种冲动:一定要见这个人一面！听说他住在厂招待所，我赶紧骑自行车过去找，却发现他已经离开了，我被一种说不出的失望包围着。回宿舍后，跟当时的男友说了这事，让他继续去追这个人。那时我们生活得很拮据，我以为要追很多天才能找到他，还烙了几张饼想让他在路上吃。

　　究竟为什么要找余纯顺，我其实也并不清楚。那时，我在宁夏一个小城的子弟小学做语文老师，男朋友是一个从大学辍学的流浪诗人，我们一起做着虚无缥缈的文学梦，显得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听说这样一个奇特的人真真切切出现在生活里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与他擦肩而过。

　　我在宿舍里等他时，有些不安，也有些激动。那时我深觉自己处在一个从生存到文化都是一片荒漠化的环境里，想走出去却没勇气，他的到来也许唤醒了我对外面世界朦朦胧胧的那种向往。我很诗意地想，这个人在中国土地上行走了两年，他身上一定会折射出那种瑰丽而丰富的色彩。对他的到来，我甚至有种隐隐的、类似于爱的渴盼。从这个角度说，我对这次见面好像早有某种“预谋”。

　　没想到当天下午男友就把老余用自行车给驮了回来——老余那天并没走远，就住在市里唯一的招待所里，所以男友一到市内就找到了他。老余当初并不愿意跟着回来，但男友向他吹嘘说我是一个女诗人——其实那时我什么诗也没发表过，他可能也很好奇吧。老余后来告诉我，这么多年，这是他第一次走回头路。

　　那时我住在学校分的宿舍里，条件很艰苦，平时大家都用从工厂里偷出来的煤油做饭，所以整个筒子楼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煤油味。就在这简陋的宿舍里和老余见的第一面，记得他头发卷卷的，乱乱的，脸晒得黝黑，嘴唇干裂，眼神里似乎有一种悲怆的意味。看见他我还是有点慌，赶紧以出门买菜为由躲开了。我还记得那天一离开房间，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到学校操场，好像不知该如何发泄我的兴奋，最后跳到双杠上折腾了一番。

　　那天晚上，我们吃得很痛快，聊得也很痛快，好像每个人身上的很多灵魂都复活了，都在那一刻痛快地交流着。我们三个人都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对文学、历史的看法又那么相投，他在我们面前也格外放松。两个男人都抽烟，那个充满了蓝色烟雾的小屋现在想起来也那么温暖。

　　两三天后，老余离开了。我们三个人都明白，有种特殊的感情已在我和老余之间暗暗生长了。那一次，他停了两个多月，只在宁夏内部行走，我们经常约定在一个地方见面，有时我们回来之后，他又赶了过来。他那时有点不舍，像到了一个家。人为什么要流浪？有时就是为了找一个归宿，精神与物质的一个家。我并不是说，他流浪到我这里后，找到了他的那个“家”。其实他这一路上遇到不少心存浪漫的女人，我对他而言，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但特殊之处在于，那时，我的男友自始至终是“显性”出现的，我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对于老余和男友，那时我的感觉是，以爱情的名义在爱一个人，以亲情的名义在爱另一个人。爱情来临时候，它会战胜亲情;当爱情退却时候，亲情又显得稳定而坚强。我在男友面前并不隐瞒我的感受。对于爱情，我们的观念也许超越了一般世俗:只要这爱是真实的，不表达是不道德的，阻挠也是不道德的。所以从理智上讲，男友并不阻挠我和老余的交往，但他毕竟是一个男人，那种嫉妒与被伤害的感觉又完全出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

　　这种情感把每个人都逼到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三个人呆在一起时，经常是一个微妙的动作，就会引发一种情感上的折磨。我们经常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也开诚布公地打架。我们用最激烈的方式相爱着，也用最激烈的方式彼此伤害着。

　　行走者余纯顺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男友的生活都是以老余为中心的。我们做了他的代理人，为他筹款，为他做策划，我们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号召大家为余纯顺捐款，但我心里明白，我是为了我的爱情做这个事情的。

　　有时，我会赶到他行走的地方，陪他呆一段时间，我们独处时，他对我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听他讲述时，我有时会感觉他像一个受了伤需要别人爱抚的孩子。

　　余纯顺1951年出生于上海，父母原本都是工厂工人，家里条件还算过得去。6岁那年，母亲突然得了精神分裂症，母亲的病使他在童年饱受小伙伴的孤立和歧视。他小时候经常一个人独自爬到屋顶望着远方，想象着长大了一定到遥远的地方看一看。

　　10岁那年，比他大1岁的姐姐不幸也得了精神分裂症，对余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他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他回忆，有一次在公园里看到有人在比赛削苹果，他就在下面眼巴巴地接着果皮，生怕它断了，然后把整个果皮分成四段，分给弟弟妹妹吃。为了谋生，他还带他们到郊区的农场偷菜，每次都是他拿着一个布口袋，偷偷藏在臭水河里，乘园人不注意，跳上岸，偷摘黄瓜和西红柿，再沿着原路游回来。等他和弟弟妹妹们再长大些，他经常提着一个锅到饭店去，瞅准客人吃完饭后，赶紧把剩菜剩饭倒进锅里带回家。十五六岁时，他好像还因为偷东西被抓进去过。

　　后来老余到了安徽一个农场整整劳动了10年，除了练出一身好体格外，他幸运地遇到了几个老右派，他们介绍他看了不少文学书。余纯顺特别喜欢杰克·伦敦，最喜欢的衣服也是蓝白相间的海魂衫，几乎一年四季都穿着，所以有人戏称他为“老船长”。

　　1979年，随着知青返城潮，他回到了上海，但一直找不到工作。他父亲会修雨伞，一到雨天，他们父子三人就到街上给人修雨伞，直到后来顶替父亲进了工厂。余纯顺本来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但他不甘于此，发愤读书，直到在上海教育学院拿到了本科文凭，但可能也因此冷落了家庭。本来寄希望于生个孩子来挽救婚姻关系，但没想到，出生后却是个死婴。他后来告诉我，他和前妻从医院出来时，互相望了一眼，都觉得该分手了。

　　可能这些生活经历累加在一起，他总觉得受压抑，要释放。1988年7月，他开始了孤身徒步旅行。这种方式的旅行，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来说的确是一种历练。他在大兴安岭、西藏很多地方都历过险，几次险些丧命。我曾陪他在西藏走过一天，最后我的所有行装都给了他，才勉强走完一天30公里的行程，这也的确不是一般人都能做的事情。

　　1992年左右，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痕。我陪着他在金沙江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约好一起走8天，然后到西藏的某个地方好好喝上一顿酒，但陪他走了一天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以爱情的名义报一段“情仇”，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于是我告诉他我的决定，他非常受挫，坐着沉默很长时间，抽烟、流泪，因为马上要走的川藏线十分险恶，随时有塌方、泥石流，一旦走进去，也是生死未卜。跟我告别的时候，他仿佛是在跟人世间最后一个人告别。我们从未明确说过分手之事，但到了1992年的冬天，我已在心里彻底地放弃他了。我后来和男友一起搬到了北京，但我们的关系最终也不复存在。

　　后来我和老余已超越了世俗理解的那种恋人关系，成了比恋人还要亲密的朋友。每到一地，他会打电话告诉他的行程和计划。我后来时常想，如果再与他相遇，我可以让这段感情不发生，因为我现在终于知道，我可以不必用这种自私的、占有的方式来爱他。

　　魂归罗布泊

　　1997年，我在西部旅行。有一天，我在一个小药店的柜台上看到一张报纸，上面写:余纯顺的墓被盗。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从持续一年多的梦里醒来，第一次意识到，老余，他真的离开了……

　　1996年对我来说一个很不顺的一年，那时我个人仍沉浸在文学的挣扎中，6月，朋友来电话告知老余出事的消息，但无论是朋友之间的议论还是他的追悼会，我都拒绝参加，报纸上关于他死亡的消息，我也刻意回避。我一直觉得他并没有走，仍然在某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行走着。

　　我花了一年时间才能让自己面对他死亡这个事实，他遇难的很多细节，也是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了解的。

　　罗布泊来得有些突然。1996年4月，老余一直呆在上海的家里写作。他此后的计划是走黄河源头那一带，这时上海某电视台的人找到他，他们想拍一部纪录片参加一个什么奖的评比，想拍他徒步走罗布泊的片子。

　　老余很早就跟我谈论过罗布泊，他原来计划在9月进入，那时正好可以避开高温和大风天气。6月罗布泊的温度可达70多摄氏度，沙暴多。对于电视台的邀请，老余虽然觉得不是很安全，但一方面他也觉得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另一方面，他是个善良的人，不愿意拒绝别人提出的要求。于是他临时决定徒步穿越罗布泊。从后来的照片看，他那时已明显发胖，说明那段时间他的身体条件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

　　6月6日，余纯顺和摄制组一起进入罗布泊，6月8日到达龙城那天，他显得异常兴奋，面对摄像机说了这样一番话:“迄今为止，到过和将要到罗布泊的上海人，一个是彭加木，一个就是我。如今，彭加木已经魂归大漠，而我，只有我余纯顺，一定能征服罗布泊！”

　　余纯顺的穿越路线，全长约107公里，根据他的行走速度和路况，他自己认为完全有把握用3天时间和后方人员会合。后来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前一天晚上，当时有人试图劝阻他，说彭加木也是在6月份失踪的。这时有人厉声打断:“彭加木又怎么样！我们老余走了8年了！”被这话一激，老余一口气喝下了壮行酒:“如果这次穿越不成功，那是天亡我也！”算是断了自己的退路。

　　6月11日上午，拒绝车辆、人员随行的余纯顺离开营地向南边的罗布泊方面走去。当天下午，摄制组人员驱车在湖盆中找到了他，那时他走了8小时，孤身徒步走了33公里。和摄制组及后方人员告别时，他还很自信地告诉大家，剩下的74公里，他“一天半就可以干掉！”

　　但在约定的6月13日，余纯顺并没出现。后方人员开始动用直升机搜索，直到18日上午在罗布泊的湖心发现了他的尸体。结论是，在高温环境下因缺水而引起急性脱水，全身衰竭。帐篷外有一把脱了鞘的藏刀，不远处有一个挖了50厘米的坑，他一定是想用藏刀挖坑找水而未果，绝望地躺在帐篷里直到死去。如果当时再向西多走3公里，就能找到预先埋在那里的矿泉水和食品，他在判断方向时产生了致命的失误。

　　事后有人评价老余“太傻”，那个纪录片已经拍够了所需要他的镜头，但他非要拒绝车辆和随行人员，自己真实地再走一遍。我能理解他，因为这对他来说，有如宗教徒一定要遵守的戒律，8年时间，他就是这么真实地一步步走下来的，走坏了50多双鞋子。另外，本来跟随他拍摄的电视台带来了3部GPS定位系统，出发前别人建议他随身携带一部，他笑着说，走了8年，从来没有用过这玩意儿。以我的揣测，他可能不想借助任何现代仪器完成这次纯粹意义的行走。

　　了不尽身后事

　　现在想起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余纯顺都是一位悲剧性人物。除了早年母亲和姐姐先后成为精神病患者，90年代，他的小弟弟余纯一因肝癌而去世，没多久，他的母亲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出院后，也许是因为长期服药导致反应迟缓，在家里开煤气时不知怎么引发火灾，最后自己也丧生火海。

　　余家一家人关系不是很融洽。余纯顺去世后，他行走多年积下的作品、照片还有各地的邮戳，最终却成了导致他父亲和另一个弟弟失和的导火索，两人竟至对簿公堂。如果老余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余纯顺身上有种不自觉的文化担当，这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特点。这是他有别于一般探险家的关键所在，但到了最后，本是自发的一种行走冲动变成社会强加的一种目标。他的目标很多:走遍中国东南西北4个端点;第一个走遍穿过西藏5条公路(川藏、滇藏、新藏、甘藏及中尼)的人;徒步行程超过12华里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等等，这些目标都清清楚楚地印在他的名片上。

　　依我的理解，余纯顺采取一个人孤身徒步走这种方式，是想真实地把虚假的东西卸下来。但真正的真实、深层的真实，在他心灵深处还没有觉醒。我想他这一生从未真正放松过，从未享受过生活乐趣。可能在喝一口水的时候，他都会想，这口水可以让他多走几步路……他一直被外界的期望和他设置的目标“绑架”着生活。探险家为自己设定的一个个目标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这些目标最终成为束缚他内心自由的东西，那最终注定是一场悲剧。8年的“孤身”、“徒步”把他锻炼得坚韧而不屈，但早期的生活经历又让他性格里有敏感、脆弱又自卑的一面。

　　受老余的影响，我后来也开始了行走，他的很多朋友如今也成了我的朋友。我在这些探险家或者旅行者身上，看到一种真正的放松和自由，他们没有外界强加的目标负累，不管外界怎样要求，自己都不能放弃探险活动的理性，我想，这才是探险者应有的态度。

　　每次和老余谈话的时候，他十分在意“我是谁”，对他来说，外在的证明已经完成了，但内在的自我证明他并没有完成——表面上看，他生前走的路以及他的离开方式，都是显得惊世骇俗的路，但骨子里，他依然没有超越世俗世界里的“我”。很多人完不成这个超越我不遗憾，但余纯顺吃了这么多的苦，走了那么多的路，仍然没有完成，我很难过。他在没有认清自己是谁之前就离去了，再轰轰烈烈的死亡也没有意义。

　　我相信，人的肉体消亡之后是有灵魂存在的。老余在临死前又热又渴，内心一定充满了无助与绝望，他那么需要帮助，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他的灵魂必然也是孤独与痛苦的。所以，我一直祈祷他的灵魂停留在一个快乐而自由的地方。

　　相关专题：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