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公务零接待 镇领导以私贴公

按宁波市村级公务零接待的要求，村级财务每季度公布一次。本报记者 李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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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私贴公”

　　4月20日，北仑区小港镇湖芳村，第一季度的财务明细被贴上公开栏，向全体村民公开。

　　财务公开栏的招待费支出明细上，钢笔字手写着一个大大的“无”字。村支书黄贤芬

介绍，该村8年来，招待费都是零开支。黄贤芬原来做个体，开有自己的采石场。1998年上任时，她对村民宣布，上任后招待费零开支，一直坚持到今天。

　　“不是说没有招待，公务和商务都少不了，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谁请客谁掏钱。”4月25日，村里的联村干部盛宏昌说。黄贤芬介绍，自己每年花在公务和商务招待上的费用，约为2万元。

　　“一村似一户，门不是开在房顶上，是让人走的，不可能没有招待。”白峰镇副镇长张友均如是描述基层实际。

　　北仑区2005年农村经济年报统计显示，像湖芳村一样达到公务、商务均为“零接待”的村子，全区共有6个。

　　大碶街道西山村就是其中一个，村支书王伟银介绍说，由于是整体拆迁，“反正没有企业，商务接待也没有了。”

　　有客人来时，一般自己掏钱。

　　王说自己经济还可以，而公务接待也不是很多。

　　同在此街办公的白石村书记虞斌也如是说。

　　白峰村是白峰镇所在地，去年可用收入60多万元，按规定招待费可有3万，实际花去1万多。“这都是商务接待。”村主任陆永明说。

　　“这里离镇里近，旁边村干部来的多，都是朋友，来了不能不吃饭，上面有规定不能开支，那就自己掏了。”陆在镇里有一家物业公司，“每年掏不少，一年一两万肯定有。”

　　陆说，村里的书记、副书记都有自己的企业，每年收入不菲。“他们自掏腰包比我还多。”镇会计站的统计显示，白峰村招待费逐年下降，2003年和2004年分别是22535元和15009元。

　　“零招待不是说不招待，自己做着企业和工程，就自己拿出来贴进去，村里矛盾也减少许多。”另一位村支书说。

　　对于“以私贴公”现象，陈承奎认为，这是村干部个人行为，并不在组织程序内；虽然不反对，但也不希望如此。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在于严格执行“公务零接待”制度。

　　费用转嫁之虞

　　“我们的要求是零，至少公开来讲是零。”陈承奎说，实行第一年，统计称公务接待已为零，各村的财务公开栏，所列招待均为商务招待。

　　宁波市“两办”下发的文件中，则专门有一条列明：“各村不得以各种名义变相接待以及转嫁接待费用”。作为文件起草者，陈承奎不讳言自己的担心，“没有公务接待了，有的村财务公开的‘其他’一栏的数字就大了起来。”

　　“‘其他’就像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4月21日，北仑区纪委党风室主任柴善华说。

　　一个普遍的担心是，文件仅禁止了“公务招待”，“商务招待”依然适行其道，同为招待，公、商之间如何区分，二者若有转嫁又如何识别？

　　以白峰镇为例，其规定的商务接待范围包括：为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开展的各种招商引资活动；为村级重大项目工程建设合理的支出；为完成村重大事件，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抢险救灾等必要的支出；接待镇外参观、考察客人。

　　“字面上很容易区分，但操作中则很难判断。”白峰镇副镇长张友均认为，在招待问题上，主要还是靠村里自觉，其中关键的关键是村支书。浙江村级行政体制中，村支书一般兼任经济合作社主任。

　　一般村级招待，都是由村主任和支书出面，虽然严格遵守财务制度，但如果证明人为村主任，审批人为支书，即使其中存在“公”转“商”，财务监督小组如不亲历，核查过程中即使秉公询问，也难以发现。

　　陆永明认为，不会有谁“为500元去串通”，但他同时也承认，没有好的认定方法。不过，“老百姓对这方面很敏感，威信就靠这些，乱吃乱喝下次肯定选不上。”

　　一年得失

　　“虽然没有对全市相关数字进行统计，但是在典型村，招待费大大降低，与此相关的上访问题也减少了许多。”陈承奎说。

　　陈承奎举例称，北仑区柴桥街道沃家村年可用资金400多万，2003年的接待费为2.14万元，2004年是1.36万元，去年4月实行村级公务零接待后，全年商务接待费用为4000元。

　　北仑区农林局提供的统计数据则显示，去年全区8个镇（街道、乡）225个村招待费共计314.44万元，比上年减少114.4万元，减幅达26.68%.采访中一村支书认为，当地村企大部分已改制成私人企业，商务招待不会太多，镇里有规定，不会去村里吃饭，区里更不会去，招待主要还是村与村之间的吃请。

　　对于违规者，文件规定了“谁批准谁负责，谁消费谁支付”的原则，但没有具体处理办法，仅表明严肃处理和视情形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上述商务、公务招待费均为零的六个村被报道后，“别村有很大压力。你这样做（以私贴公），姿态高，自己有条件，别人怎么办？你不做了，下一任怎么办？”一位支书认为。

　　陈承奎认为，即便如此，政策实行一年多来，作用较为明显。“一是还村干部清白，再有利于老百姓监督，三减轻了村级财政负担。在招待上，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文化传统，文件的推行还是有一个过程的。”本报记者 李艳 浙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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