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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生命科学院院长免职调查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18日15:00 三联生活周刊

  随着2006年4月底上海媒体发表杨杰的免职消息,同济大学2004年全球公开招聘的8名院长中,两位外籍院长均以提前离职的方式结束了与同济的这场人才合作。

  记者◎王恺 吴琪 插图◎李钺

  被质疑的科学家

  一件灰衬衣紧贴消瘦的身体,头发略微花白、单薄的腹部明显往里凹,更衬得背部微微驼着。免职事件后,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院长杨杰一度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5月11日记者在实验室门口“逮”到他时,他几小时前刚从北京出差回来,“我还有7个学生要进行论文答辩,实验室也有很多工作”。这位态度温和的学者几乎不知道怎样拒绝人,始终谦逊而为难地微笑着。杨杰现在仍然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到夜里12点,将实验室的仪器检查一遍,关好灯,才放心地最后一个离开。

  方舟子对杨杰的发难,发生在2004年10月23日,他在博客中国发表了《神秘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新院长》一文,表明他的疑惑。他的言论在当时没有引起同济大学的注意。无论是正在高调引进人才的学校,还是被委以重任的杨杰,都沉浸在一种伯乐与千里马相遇相知的喜悦中。

  杨杰的履历是否造假?直到2006年4月26日,上海的媒体发表了同济大学的书面声明,表示该校生科院院长杨杰的确已被免职,但并非涉嫌履历造假,而是行政能力欠缺所致。对于杨杰履历中有曾经担任科罗拉多大学“终身教授”一事,校方称是记者报道时理解错误所致,学校声明中说,“杨杰曾经担任科罗拉多大学的‘终身教职’,专业技术职务为‘助理教授’”。

  杨杰对“造假说”显得十分无奈。他和学生们一起采用了一种无声的回应方式——在他领导的神经与应用医学研究所外,板报上贴出了一期介绍“细胞凋亡中心”的资料,有杨杰作为第一作者在《Science》上发表的文章、引用情况,还包括其团队的介绍和其他研究成果。他将博士毕业的时间由1998年写为1993年,杨杰解释到,“1989到1993年,我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但1993年有了在王晓东那里读博士后的机会。当时在日本的那所学校,要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杨杰也不想失去王晓东那里的机会,就此去了美国。1998年学习德语后,才重新回日本拿了博士学位。

  杨杰看着实验室外的板报说,“让大家自己去看吧,我们的教授团队,我请来讲课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于在风波中被免职处理,50出头的杨杰有些摸不着头脑,“说我的行政能力不好,可能还是因为我在国外呆了16年,太不懂得国内的做事规矩了吧”。被免职后,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他恍如古代士大夫一样经常念着两句诗:“甘为兴国死,何惜权贵留。”并且把这两句诗念给记者,也许是怕记者记错,他仔细地强调,是“贵州”的“贵”。

  被高调招聘的院长

  就性格而论,杨杰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的人,也从来不给人高调的感觉。在2004年杨杰参加同济全球招聘第三轮面试时,他并没有侃侃而谈的架势,给在场教授的强烈印象是,“这是个书生气很重的人,甚至不怎么会表达”。

  但是,全场10个人全部给了他高分,杨杰优良的背景和前端的研究方向,使大家不由得对他充满了信心。虽然全是生命科学方面的权威,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完全清晰杨杰在“细胞凋亡”方面的研究。按照学院的想法,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能够支持起学院大局的人,最好是肿瘤学方面有造诣的专家——同济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目前最缺的就是肿瘤研究这块,校领导也为这次专门准备的招聘会感到兴奋,“大家都觉得有了这么高级的人才,同济的生命科学可以与复旦、交大竞争了”。

  按照上海高校间认定的排序格局,总体实力上“复旦老大,交大老二,同济老三”,日渐增多的“海归”们,也使得高校间开始了人才引进的竞争。复旦生命科学院2002年10月开始全球公开招聘院长的举动,曾经一时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在这种背景下,“同济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成立,颇有传奇性。

  1949年前同济大学由五大学院组成,解放后的院校调整却使医学院整体搬离。于是,恢复医学院成为同济校长级人物的一个梦想。80年代,同济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从各个系调了一批教授,研究生物力学、生物材料,做交叉学科的研究,先成立了不在编的“生物学工程研究中心”。到了90年代吴启迪任校长时,恢复医学院的梦想更强烈,1996年,同济大学利用上海

医疗体制改革的机会,弄到了几家附属医院,也成立了“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急于获得学术地位的新建学院,在没有本科生的情况下,先招收研究生,从上而下地进行开辟,“国内外的教授都可以带项目来,在这里重新建设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领域,相比起别的学院,非常开放”。2000年,铁道大学医学部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终于成立,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成立了“医学部”。

  吴启迪利用同济校友会的机会,动员中科院生化研究所蛋白质领域的三个院士到这里开设实验室,学校投资1000万元办实验室,研究人员要谁就给谁,所谓“柔性引进”,所有的成果由中科院和同济一起享用,“他们代表着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权威”。当时校内外最常用的一句名言就是:“21世纪的同济不能在生物科学领域没有发言权。”

  一名教授记得吴启迪做起这些甚至不避嫌,为了让刚成立的本科班申请到国家基地班,她自己跑教育部疏通关系,“当时她就说,要战略进攻啊”。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因为许多基础比起这里好得多的学校都没申请到,包括上海的二医大,谁也没料到同济能拿到这名额。别的学校讽刺的话是:“你们倒是无中生出有来了。”

  “2002年,其实已经基本定下了同济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三个原则:小规模、高水平、有特色。即使是白手起家,也要和交大、复旦争一争高下。”当时,学院已经有了几个高等级实验室,就是缺乏肿瘤研究的专家。

  而杨杰的细胞衰亡研究是国际上最新研究方向,刚好填补了学院这项空白,虽然大家都不明白他的具体研究,但是“生物科学发展太快了,我们只用考虑方向正确就可以了”。杨杰也认为国内院士不懂他的研究,他说:“我的方向太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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