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施光南祝酒庆解放

　　1976

　　施光南

　　祝酒庆解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施光南把万马齐喑后民众再获解放的心情与自己的一腔喜悦化成一曲《祝酒歌》，顿时传遍华夏大地，陶醉了亿万中国人民，成为一代颂歌，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入世界性的音乐教材。他其后创作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心声，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时代之歌。他的音乐，植根于民族民间的土壤，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音乐家”。在重视民间音乐、地方戏曲、民歌以及少数民族音乐方面，王洛宾之后，无人能出其右。他的音乐中充盈的理想主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励了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对于哼唱着“最近比较烦”长大的新一代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

　　1977

　　陈景润

　　向科学进军

　　1977年10月3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陈景润，论证世界数论难题“歌德巴赫猜想”获得重大成果，这一成果被称为“陈氏定理”，陈景润的事迹被大力宣传，这位数学家立即成为一代青年的新偶像，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开始在新一代青年中蔚然成风。随后的1978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同一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极大地唤起了国人的科学意识，也使这一“猜想”成为当代中国最出名的一道数学题。“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枯燥的术语随着陈景润的故事成为青年人奋斗的一个坐标，“向科学进军”成为最鼓舞人心口号的同时，知识分子开始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那个时代的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1979

　　邓丽君

　　解冻的心灵

　　成长于1970年代的人，多数都有把录音机捂在被窝里偷听《甜蜜蜜》的经历。在很多大陆人的心目中，邓丽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女歌手。邓丽君的歌曲之所以能在内地大面积风靡，是因为她用最绵软的歌声，击碎了包裹在人们身上的意识形态的硬垢。人们突然发现，音乐不再仅仅是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武器了,我们可以尽情享受音乐的美，情感的纯真。即使到了今天，邓丽君仍然没有被忘记，毕竟，温柔与真情是人无法割舍的，离开了人心，音乐就不存在。

　　1978

　　刘心武 文学受宠的年代

　　1978年，小说《班主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章直指“文革”后遗留下来的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作者刘心武借小说之口表达政治理念，“揭露‘文革’中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开创“伤痕文学”的先河，从而一举成名。

　　当时，刘心武35岁，家住什刹海附近的柳荫街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据作者回忆，将投稿信投入邮筒的一瞬间，他因为文中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有过犹豫。这部特定历史时期的小说，在特定年代让他成名的同时，也成为他此生“撕扯不去的符码”，他更愿意把它“定位在一段逝去的时间里”。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伤痕文学”，尖锐地反思历史，作者往往通过个体的声音、个人的遭遇表达来自心灵的伤痛，对“文革”采取了强烈的否定态度。

　　《班主任》描写了一位班主任在下课后到学生家去家访，“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小说的结尾写道：“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漫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的想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如中学生作文一般浅白的文字，并没有完全逃脱“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话语方式，有读者认为小说很像一篇适应时势的“急就文章”。而《班主任》的创作表明一代人由绝望走向希望，由对时代的不可挽回的伤痛的控诉，转为对时代的理性分析。它所体现的，正是当时所需要的宣传口径。

　　刘心武退休后，自称 “早已习惯边缘生存、边缘写作”，不再是“文坛”各种会议活动中的活跃人物。“我的性格一直都是好静的，像妙玉一样有些孤僻。”他每天都上网浏览，也有频繁的私人聚会，“只见自己想见的人，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一年里有很多时间住在乡间，“和这些村友还有城里的市井朋友在一起时，心情总是特别欢畅”。透过书房温榆斋的窗子，能望到潮白河和温榆河之间的一片河沟田野。除了写作，天气好时他也去田野写生，并开始为自己的书画插图。习书法、学建筑，玩票之余，还有解读红楼，这时候，他充分显示了一位小说家的想象力。

　　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大谈红楼秘史，“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他自创以研究秦可卿为解码的“秦学”一派，因此成为 “2005年度中国文化圈”中的焦点人物。

　　红学家们质疑刘心武的学术观点，认为他追寻的原型根本不存在，而文化界也打了一场热闹的口水战，“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刘心武则委屈道：看我来了，就拿我来当靶子。

　　胡文辉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说，“在红学事件中，刘心武明明一开始就占据了央视这一传媒制高点，拥有了远大于红学家群体的表达权，他何曾需要我们来捍卫他的话语权利呢？相反，真正需要维护表达权的恰恰倒是红学家群体。在网络舆论的多数声讨中，在文化界几乎一面倒的指责中，在媒体推波助澜的造势中，红学家的声音事实上被弱化，甚至被负面化了。刘心武当然有他的言论自由，但红学家更有批判他的言论自由，否则，以捍卫刘心武表达权的名义，打压红学家的表达权，那就成了学术自由的反讽了。”

　　语不惊人死不休，用这句话来形容“名士”、作家刘心武似乎不为过。他认为自己的《红楼梦揭秘》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有趣”。确实是，作为红学票友，能把《红楼梦》的“秦学”解读得像一部绘声绘色的“清宫秘史”，姑且不论学术上是否站得住脚，却也悬念迭出，“自圆其说”，确实不得不让人佩服的。在2000 年第3 期《文学自由谈》上，刘心武发表的《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其中一条是“不要相信广告”，就有人撰写一文揶揄道：不要相信广告，更不要相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