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郎平为中华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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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郎平 为中华之崛起

　　世界第一体育大国邀请咱中国人做大球项目的国家队主教练，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也是为国争光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1981年，上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推理小说《刑警队长》；有人创下了连续观看电影《少林寺》18遍的纪录；男孩子做着武侠梦的时候，一些大城市的女孩第一次看到琼瑶小说，作忧郁状眺望窗外。

　　这一年人们对窗口行业恶劣到无以复加的服务终于失去了忍耐力，报纸上大力宣传文明礼貌。美联社1月1日专门就此做出了报道，称彼时北京人服务态度之恶劣到了举国尽知的地步。

　　年初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了面子的北京人，在当年11月找回了自信，一个叫郎平的北京女孩在日本大阪为中国女排扣下了第三届女排

　　此后，郎平又随中国女排获得1982年世锦赛、1984年奥运会和1985年世界杯的世界冠军。1986年第10届世锦赛，张蓉芳出任女排主教练，郎平作为助理教练，中国女排在甚为艰难的情形下再度登顶，成就中国体育史上不可复制的“五连冠”传奇。

　　“拼啦，不拼没机会了！”

　　1981年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进国家队才两年多，还没有经历过世界大赛的考验，袁伟民指导却破格把我推到主攻手的位置上，并指望我在这次世界杯大赛上“一鸣惊人”。赛前，不少人在议论：世界杯大奖赛，中国队能否捧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看郎平的发挥了。我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出发前，我把护肩、护肘、护腕、护膝还有一个护腰一一地装进箱子，那个护腰是我拆了两个护膝为自己特制的，大赛前的一段时间，我是接受治疗比较多的一个，腰背肌不太好，我已经再三地告诫自己：到了节骨眼上，你老先生的腰如果不争气，你就是缠上10条护腰也不能下场！几场比赛确实比我们估计的更艰苦，和美国队打了五局，身高1.96米的海曼和克罗克特打对角，这两颗“黑珍珠”打得真是凶狠，她们在网上的高度使我的强攻一次次地受阻，眼看她们把比分追了上来，我的精力有些分散，一直到第五局，二传孙晋芳使劲儿冲我喊：“拼啦，不拼没机会了！”我这才放开了打，在不断跑动中变换攻击位置，才突破了对方的拦网。以8：3领先的优势交换场地时，做现场转播的宋世雄向观众报告说，前8分，中国队扣球得4分，都是郎平强攻获得。赢了美国队接着打日本队。袁指导在前一天晚上找我谈话，他很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你责任心强是好事，但强到了拘谨起来，这可不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风度！袁指导看问题，总能看到我的心里。

　　打日本队这一仗，外界的评论是，郎平已经很疲劳了。据统计资料显示，中美之战，我扣球102次，体力消耗很大。我的确感到累，早晨醒来，浑身骨头架子像散了一样，爬不起来，只想多睡一会儿。但我命令自己，尽快振作，我们的翻译来通风报信了，说有人看到日本女排在体育馆里捏紧拳头在宣誓，要和中国队决一死战。她们的教练小岛孝治，开赛10天没有剃须了，日本男人有“蓄须明志”的习俗，但塞林格在美日比赛前偏偏买了三把剃须刀送给小岛他们，还宣称：我们美国队一定胜你们日本队，请你们剃须吧!结果，不幸而言中，输给美国队，最经得起摔打的日本队员广濑美代子放声痛哭，哭了三分钟还没收声，这种发自心底深处的哭泣，是很可怕的。

　　显然，我们与顽强的日本队要打一场刺刀见红的硬仗。果然，我们赢了前两局。世界冠军到手了，思想反而难以集中，而日本队在六千多观众的呐喊声中，越打越威风，连追两局，尽管已经不存在冠军的问题，她们也要赢中国队，打的纯粹是“精神球”。第五局打到15 ：14，还是她们领先。袁指导在叫暂停后冲我们发火了，他虽然不是挥拳头大声嚷，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激动，两条眉毛纠成了一个结，眼睛通红，嘴唇哆嗦，话还是一句一句：“我们拿了冠军却败在日本队手下，这冠军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拿不下这场球，你们会后悔一辈子！”袁指导的话像一块块冰把头脑热得发昏的我镇醒了，再上场。我一个扣球落地开花，夺回发球权，接着又是一记重扣，扳成15平，最后，我们又是两次拦网成功，宣告第三届世界杯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打完决赛我们却回不了旅馆了，大阪中央体育馆外面人山人海，根本没办法开车，只好走回旅馆，但走也费劲儿，我是被中国排协副主席魏纪中和宋世雄老师架着，才“突破”人墙。可我个高，显眼，观众和球迷不依不饶地围着我们，我只觉得，我在不断地踩别人的脚，别人也在不断地踩我的脚，就这样踩来踩去地踩回旅馆。幸好，旅馆离体育馆不远，在一个海湾里，面临着大海。一看到海，我的心也荡漾了。(摘自郎平自传《激情岁月》)

　　成为“国际农民”

　　1987年4月郎平离京赴美。走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原封不动，她最初的想法只是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外一个想法是暂且“逃离”一下，五连冠之后中国女排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郎平更是明星中的明星。邮票、首日封，甚至一些笔记本、日记簿，都印上了她们的形象，走到哪儿都引人注目。当运动员的时候，天天关在球馆里还不觉得不方便，退下来了，郎平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很受拘束。

　　有一次她与一个朋友去看电影，生怕被别人注意，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因为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她一看情况不妙，只好赶紧撤。

　　她在自传里写道，“我不能够再躺在冠军的奖状、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我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你今后还要不要生活了，人是活生生的，我还得去干。想干，就得抛开过去，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再开辟一条新路。”

　　初到美国，她住在朋友家里。穿的裙子和套装，还都是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朋友何吉拿出500美元带她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很普通的一套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相当于国内好几个月的工资，她怎么也下不去手。

　　在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墨西哥大学做校队的助理教练。一开始，她心里很难接受，因为所谓的教练实际上就是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玩。当年夏天，她参加了美国的排球夏令营，教孩子们打排球。整个夏天，10周时间，她在10个夏令营里做教练，从东部的纽约一直做到西部的旧金山。

　　每个夏令营结束，组织者都要让大家聚一聚，所谓的“聚”，就是大家凑份子吃一顿。她跟所有初到国外的中国人一样，总是忍不住在心中将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算下来，那样吃一顿，相当于在北京的一个月工资，她心里很舍不得，就常找借口推托。

　　第一次回国是和女排的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那时候她的那些老队友，大多已经是处长、主任级的干部，惟有她还是个穷学生，她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最后，这个“国际农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并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1989年9月，她为了挣学费，加盟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摩的纳队，成为登陆意大利排坛的第一个中国人。用她的话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为了钱打球”，由于膝关节有老伤，她的膝盖肿得厉害，腿根本弯不了，比赛前必须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1989-1990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摩的纳队拿到了总冠军，这也是他们建队以来第一次坐上冠军宝座，郎平被评为最佳运动员。恰逢当时马拉多纳也正好在意大利踢球，当地报纸封她为“中国的马拉多纳”。

　　身上早没了五连冠的包袱

　　1994年中国女排在世锦赛上仅获第7，跌入低谷。次年郎平应邀回国执教，许多人劝她不要回来，怕她一失手打碎了自己身上的光环。她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在内心里却有一个更加豁达强悍的自我。“有海外8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

　　在朋友和家人眼中，担任中国女排主帅的郎平“二十四小时都在上班”，她自己也承认自己“心事太重！哪个队员技术长进不大，或者，哪个队员情绪不好，我都会苦恼，特别苦恼”。“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尽管，袁伟民指导对我说，他当教练时也累，但一关灯必须睡觉，命令自己不再想问题，抓紧休息。他能做到，我怎么命令都不行，做梦还在想，梦里都是球。”

　　1998年率中国女排夺得世界锦标赛亚军、亚运会冠军之后，郎平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告别中国队。此前由于疲劳过度她曾经两次晕倒在运动队餐厅里。

　　“1996年在奥运村餐厅里突然晕倒，再后来在漳州基地又晕倒了一次，队员们没有办法，就抱着她哭。医生劝她不能再这样大强度地工作。她自己也担心自己的状态，那个时候距离悉尼奥运会不到两年了，如果再拖，自己不行了，别人很难接手。再有就是女儿白浪长大了，一是她成长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妈妈指导，另外分隔两地女儿虽然跟她也亲，但是并不是没有你就不能过了，走也就走了，她很担心自己离女儿越来越远。”《中国排球》杂志编辑部主任杨玛利与郎平相交多年，慨叹郎平对中国女排已经尽了全力。

　　“回来的生活条件这样差，生了病，也没有相爱的人来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儿在身边叫我一声妈妈。我什么也没有。再往远里想想，身体垮了，以后回美国，没有能力抚养女儿，女儿只能跟着她爸，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落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在自传里，她也毫不掩饰地展现了激情背后的落寞和孤苦。

　　超过体能极限的训练使得老女排队员个个伤痕累累。退役之后，郎平、张蓉芳、孙晋芳、陈招娣等人都先后多次入院治疗。郎平的膝关节伤最重，为她做手术的医生，打开她的膝关节之后吓了一跳，说她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她的肌肉组织还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她的膝关节已经动了三次手术，平时走路都得特别当心，用力稍稍不当，立刻肿起来。女儿白浪不懂事的时候，看她走路的样子，会笑话她。孩子小的时候，见到妈妈就会像头小鹿似地扑过来，郎平却害怕膝盖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现在，白浪已经长成13岁的大姑娘，有朋友来约她们跳舞、滑雪，浪浪马上会说：“我妈妈不能去，我妈妈腿疼。”

　　雅典奥运会后，郎平应美国排协之邀出任美国女排主教练。她原本非常担心人们不能理解她的选择，“我非常关注国内舆论对这件事的反应。球迷和媒体那种宽容的胸怀，让我感到特别温暖。早在很多年前，美国队曾邀请过我，当时我心里有很多顾虑，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女排的感情，另一方面也确实觉得如果真接受了，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很宽慰、很轻松。”

　　美国排协为她开出4年60万美元的薪金，尽管这还赶不上她在意大利执教所得的报酬，但是因为可以更便利地照顾正值青春期的女儿，郎平非常满意，“世界第一体育大国邀请咱中国人做大球项目的国家队主教练，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也是为国争光。”

　　二十多年来，郎平是惟一一个还站在排球场边的老女排队员，她的队友们在各自的岗位也都各有建树：“怪球手”张蓉芳现任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二传手孙晋芳如今是国家体育总局网球中心主任；副攻手梁艳大学毕业后创办了“梁艳体育广告公司”，在业内颇有影响；当年的“拼命三郎”曹慧英经营有道，是京城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