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王海从此开始打假

周星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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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王海 从此开始打假

　　正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使得一向张扬的王海，决定减少曝光，做个深沉、寡言的行动者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王海笑起来时毫不掩饰他下排门牙中的一处“门户大开”。牙，不是在打假过程中叫人打去的，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亲临打假现场了。“现在，咱们的工作主要是开会，知道哪儿有假要打，研讨一下如何去打。”

　　我的1995

　　“王海乃山东一农民。”这是王安在《25年》中写起王海的第一句话。王海却说 ：“我不仅是个农民，还是个加了引号的刁民。”继而，他笑称，刁民，是相对奸商而言。

　　这算不算“以恶治恶”？他立刻辩驳，“有压迫才有反抗。”继续解释说，“我真是被压迫最深的，说不定是有‘贱民意识’呢。”

　　王海认为自己成为打假“刁民”是很自然的事情。1995年夏天，因为“按捺不住的愤怒”，王海为12副“耳机”在北京街头四处“讨说法”。在现在的王海看来，和当时汹涌而来的伪劣假货相比，自己的投诉还是上不得台面的“区区小事”。

　　这“区区小事”还是有意义的：“1994年才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时还没构成社会热点，正因为有了咱这个事，才使它得到了关注。”

　　“咱这个事”的动力机制是这样建立的。1995年2月的一天，东城宽街的某家法律书店内，正自学法律的王海无意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49条上，他瞪大了眼睛：“我国民事法律多年来的赔偿原则一直是损一赔一，而《消法》新规定损一赔二。”

　　“加倍赔偿当然好，最不济也得给我退货，无非损失点儿车费、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是娱乐娱乐。”而假货嘛，反正到处都是。

　　3月25日，王海选中了北京隆福大厦二楼电讯商场。他“看中”了一副标价85元的“日本索尼耳机”。终于下定决心，买下两副，再火速查到东城区消协的电话。从王海得意的神情里我们可以想象，那天下午，王海顶着明晃晃的日头，像汤姆·索亚首次外出探险般正式踏上了打假之旅。

　　问了七八个人，拐了十多个弯，走了好几千米，才在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找到了正在翻建的东城区消协。除了眼前的沙土、水泥、灰尘，就是不见消协的人。无奈中，他给市消协挂了电话。

　　北京市消协的人告诉王海：要找消协投诉，得先把商品送到技术监督局去鉴定。

　　第二天，王海又在一条盲肠似的小胡同里找到了东城区技术监督局。但得到的答案却是：得去找市技监局。而市技监局的答复是：耳机要送到索尼公司鉴定，时间多长难说，市局要办的案子多着呢。不过，一般三个月之内肯定会有结果。

　　“做个鉴定要三个月，我一听头就大了。”他决定亲赴索尼驻京办事处。公司客户服务部很肯定地告诉王海：索尼公司的耳机产品中没有这一型。但拒绝提供书面证明，理由是：要是每个买了假索尼产品的消费者都来找，那我们怎么开展工作？

　　悻悻然离开的王海，一路上左思右想，得出结论：上工商局投诉。

　　“在跨进东城区工商局大楼时，我突然产生了计算一下这两天开销的念头。结果一算，包括住宿费、餐费、交通费等加起来已花去200多元。即使加倍赔我(170元)岂不还是亏了？赔本赚吆喝，没人愿意干这号傻事。”想到这儿，王海转身离去，回招待所找表弟大刚。

　　他让表弟去隆福大厦再买十副假索尼耳机。

　　又是一番周折后，过了一个多月，东城区工商局回复：索赔属于民事纠纷，工商局无权干涉，只能调解，并转达隆福大厦的意见，只退赔先买的两副，后十副属于“知假买假”，而且他们并非故意卖假，所以只退不赔。考虑王海耽误的时间和浪费掉的精力，对方愿意多付200多元补偿金。

　　王海硬在“知假买假”上较起了真。“法律从没说过‘知假买假’不赔。”于是，他当即拒绝这一处理意见，5月1日回到老家青岛。

　　“刚回青岛时，心里窝火。”王海找到了新的角色定位：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那老惦记打假索赔的“贼”。

　　“我想从这块切入，开个公司。这样，打假就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织对组织的博弈了。”

　　1995年8月，《中国消费者报》以王海首次打假经历为例，发表文章《刁民？聪明的消费者？》，并在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

　　这期间，王海也没闲着，他第三次来到北京。

　　王海说过，再次进京，他的一系列购假加倍索赔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但是，他的BP机上不时会出现“马上去八宝山”、“速到烈士陵园”等短信。“还有人在我索赔时当面对我进行威胁、恫吓。接到污辱、谩骂的匿名电话更是习以为常。”

　　1995年11月24日，北京天寒地冻，京城赛特俱乐部却暖意融融。那个“跑遍京城10家商场，专买假货、双倍索赔、赔偿金已近8000元的王海”，那个大多数人想象中“老谋深算、专靠损招儿发财的年轻人”，却头戴棒球帽、敦敦实实、楞头楞脑地在座谈会上大念《我的困惑》：“……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错了吗？”

　　“王海现象”自此火遍全国。

　　我们可以给人当枪使

　　1996年年底，王海与人合作，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他的打假事业进入了公司化运作。

　　公司相当于侦探所、顾问所、律师所三者合一，有好几百个兼职调查人员，后来由于管理麻烦，全部改成“项目经理负责制”。如何调查？王海说，好简单的，发现、调查、取证，一般没什么大问题，偶尔也会采用卧底。

　　在众多评论“王海现象”的学者中，王海觉得茅于轼对他的评价最中肯。

　　茅于轼说过，“王海的智力水平、文化水平和个人修养，都是中等的，但他有他的特点。他能够发现新问题，他有勇气，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

　　他说，王海之所以胜出，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民众的维权意识正待加强；大家正讨论计划经济时期的“义务做好事”一套可不可取……

　　对于打假的初始目的，王海说得坦诚、露骨。

　　“我们可以给人当枪使。今天你请我们打他，明天他也可以请我们打你。这样做既可以促进行业自律，我们也能从中得到利润，最终还有益于消费者。”他一百二十个不在乎，“只要证据确凿，只要没有违法。”

　　“我是从不回避利益的。”叽叽喳喳一通“利益纠葛”的阐述后，王海说自己是个好人，好人肯定要有好报，他可不能打假把自己给打穷了。于是，“个人打假索赔早就不做了，公司主要收入来自帮企业打假。”

　　除了2004年落选人大代表、2005年与“王海在线”之间的官司；除了今年“揭露威露士消毒液含有致癌成份”、“举报诺基亚隐瞒缺陷”两条不显眼的消息还挂在网上外，王海，这件上世纪末的俏商品，正渐入淡季。

　　“咱们还在继续啊。比如，公安部曾组织过‘山鹰行动’，其中打击假复印纸一案，就是咱们帮着破的，这事让委托客户减少损失2000多万元呢！还有最近广州最大的一起六合彩造假案，也是咱们查的。”“减少曝光是因为事关委托人利益，他们要求我们行事低调。”

　　又是利益。

　　“我们一直在打假。但公司项目已经拆分成盈利和非盈利的。”他掏出他的名片，其上的“和谐社会发展中心”、“王海热线”是非盈利的，而“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深圳的“王海公司”是属于盈利的，每年盈利多少呢，“深圳的公司效益不及北京。每年，总能赚一点吧，没必要细说”。

　　王海还是戴着墨镜，这位已经买了房、购了车、娶了妻、生了子的打假英雄，正在构思着自己日后的打假道路，在他看来，最核心的只有一条，要让打假事业维持下去，就必须强调打假者的利益。所以，现在低调的王海，并不承认这是自己的打假淡季，正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使得一向张扬的王海，决定减少曝光，做个深沉、寡言的行动者。

　　1996

　　周星驰

　　搞笑颠覆庄严

　　1984年以“跑龙套”身份踏足影视圈的周星驰，后来赚进过亿身家，被尊为一代“喜剧之王”。他将最难以启齿的、最庄严的、最不可侵犯的事以最轻松家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幽默之外，又有悲剧气质，带点酸楚。这似乎是只从属于周星驰的桥段，忍辱，妥协，偷生，却从不肯轻易放弃梦想。他的电影，在玩世不恭和调侃中，宣泄化解了年轻人的逆反激情，于是，他成了后现代的解构高手，成了大学的客座教授。历史也许一直如此：当事者的经历永远是琐碎的、朴素的，到了演绎者那里，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宏大叙事，并附丽着当事人并不了解的深刻含义。还是星爷自己说得最好——我只是一个演员。

　　1997

　　王小波

　　殒灭之日大放光彩

　　王小波，著名作家，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声名远播。自1997年4月11日去世后，评论、纪念文章大量涌现，出现了“王小波热”。一个严肃作家在死后不长的时间里，如此广泛地被阅读、关注、讨论，是十分罕见的。这对于生前出版无门的作家本人来说，也是一种告慰。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不少人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王小波像是第一块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连串的倒塌。对很多人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

　　1999

　　李金华

　　掀动审计风暴

　　1999年，一份年度审计报告将李金华推至聚光灯下，也使得成立于1983年的国家审计署第一次为大众所熟知。这份题为《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审计情况》的报告，公开了国务院4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31.24亿元的违规行为，并点名道姓直接披露。这是李金华就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后掀动的第一场审计风暴。

　　此后他的报告分量越来越沉。2003年推出审计结果公开制度后，每年的报告都宣告风暴再起。他的无私和强悍令人赞叹，他的勇气来自哪里，也不免引人猜想。李金华自己的说法是，“我的背后没有背景！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要当审计长，就必须断掉自己的后路。”

　　与权力部门的正面作战，使李金华的身上背负着沉甸甸的期待。他以低调的言行和务实的态度力挺一个“阳光化的刚性反腐制度”。

　　“需要审的都去审，只要审过的都公开”是他的目标。对上他说，“我希望给你们多报忧少报喜。”对下他说，“用纳税人的钱，最后要对老百姓有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