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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大家》对话电影导演李俊:银幕经典的背后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6日12:51 央视《大家》
央视《大家》对话电影导演李俊:银幕经典的背后

《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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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大家》对话电影导演李俊:银幕经典的背后

李俊接受大家采访


央视《大家》对话电影导演李俊:银幕经典的背后

李俊在拍片现场


  央视《大家》播出节目《银幕经典的背后:电影导演李俊》,以下为节目内容。

  主持人:在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当中,李俊这个名字,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相当陌生的。然而,正是导演李俊拍摄了《农奴》、《闪闪的红星》、《归心似箭》、《大决战》等一系列在中国电影史上妇孺皆知的电影。那么李俊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导演?在他的电影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解说:今年84岁的李俊,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了37年,总是习惯将自己隐藏在银幕背后的他,退休后在电影界更显得默默无闻。但是,李俊这部三十多年前就红遍全国的作品——《闪闪的红星》,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片中的儿童英雄形象潘东子,更是几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主持人:潘冬子这个角色我们小时候印象确实深极了。他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孩子,在中国的电影历史上,可以说是已经定格了的一个形象。当时这个演员是怎么找的?

  李俊:就有人推荐了一下,说电视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孩子不错,可以看一下去。我们副导演师伟就去找去了,不是要试戏吗,给他出个情节叫他表演一下,看看可以不可以。他不但试了他这个戏,就是戏外的戏他也带出来,我觉得这孩子很聪明。

  主持人:怎么戏外之戏也带出来了?

  李俊:戏外之戏,就是他把他的戏表演完了以后,他的孩子味又露出来了,我感觉他挺聪明的,就很有天分,很聪明的一个孩子。

  主持人:我们印象很深的一段戏,就是冬子的妈妈被火烧死了,然后他阻止那些乡亲们回去救他妈妈。当时两眼里含着泪,他那个哭的表情又很委屈但是又很痛苦,同时又很压抑。

  李俊:开始火烧他妈妈的时候,他不哭他站在那看着。

  主持人:就是入不了戏。

  李俊:入不了戏,我们副导演说妈妈死了,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呀?副导演启发他的时候很动感情,说得副导演自己都掉泪了,他看见副导演掉泪以后,嘿!

  主持人:他乐了?

  李俊:他乐了。

  主持人:这孩子还是童心未泯,还很难入戏。

  李俊:他乐了以后我就狠批评了他一顿,他也害怕。那么以后呢,从这以后他的戏就好了,戏好了,他有经验了。你比方说正拍戏的时候,去给他说戏去,这个戏应该怎么演怎么演,他不听,他说你去跟李伯伯说去吧。他叫我李伯伯,他跟我说,我说好,你就这么演吧,他才演,别人再给他说,那就不听了。

  主持人:是吗?

  李俊:啊。

  解说:《闪闪的红星》拍摄开始于1973年,在此之前正是样板戏垄断银幕的年代,故事片的创作已经停滞了好几年。在全国观众和电影界的强烈要求之下,文革后期故事片终于解禁。正是在这个时候,八一厂决定拍摄儿童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当时刚刚从牛棚中解救出来的李俊,被选中作为导演。影片拍摄过程中仍然受到种种政治教条的束缚,李俊第一次从江西拍完外景回京,面对的就是一场从未想到的批斗会。

  李俊:他第一个说我是唯美主义。

  主持人:唯美主义,对。

  李俊:第二个他说黑线回潮,唯美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老革命根据地拍得非常美。

  主持人:当时意识里头好像觉得老根据地不应该这么漂亮,是吧?

  李俊:祖国山河它就是漂亮,对不对?那个时候游击队在山里面打游击,山里边打游击有山有水,我们拍电影不都选一个好环境,你说这是应该的吧?

  解说:当时唯美主义的一个重大罪证,就是后来在影片中出现的潘冬子乘竹排去当侦察员的这个镜头,水流、竹排、竹林构成一幅如诗如画的江南美景。当时为了拍好这个镜头,李俊还亲自率领整个摄制组在现场造出一片竹林。

  李俊:它这个江西的竹子这么粗的竹子,满山是竹子。砍了好多的竹子,这一根、这一根,排了好长一遛子。

  主持人:是砍下来的竹子插在镜头前面。

  李俊:插在镜头前,这样拍的话竹排不是往下流吗,前景的竹子就过去了。这个竹子是您插在地里了,不是真正长在那里的,我从别的地方砍下来插在那里的。

  主持人:这个镜头可是天衣无缝,那我太明白了,为什么批判您唯美主义。这个镜头可是非常的唯美,很漂亮。您把这个唯美主义改了吗?好像后来看片子里头,还是没改,还是唯美主义。

  李俊:那不能改,怎么改?怎么叫唯美主义,他能讲通吗?什么叫做美,批评的人能懂吗?他能讲什么叫美吗?所以现在放的片子就是根本没有改过的片子。

  解说:批斗李俊的人也说不清应该如何修改这个画面,也只好任由李俊使用。后来影片中李俊将这段画面,配上了李双江演唱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优美的旋律、清新的画面,融合成一个经典的电影片段,李双江也从此一唱成名。

  当时影片拍摄的时候,正赶上周恩来主持的整顿左倾工作被迫停止,全国掀起大批“黑线回潮”的运动,这一运动也波及到文艺界。文艺黑线回潮成为了李俊当时的另一个罪名。

  主持人:那这个文艺黑线回潮又从何说起?

  李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怎么回潮我也说不上来,我说你们别提了,我根本不是回潮,我还在潮上根本就没有下来,回什么潮啊?

  主持人:您自己主动把您自己放上去算了。

  李俊:我一下说了以后他没话说了,他们还说李俊这次检讨得不错,对自己的认识比较彻底。

  主持人:比较彻底?

  李俊:触及到灵魂了。

  主持人:然后这个检讨就结束了?

  李俊:结束了。

  解说:正是因为自我批判态度诚恳,而且八一厂在文革中满目疮痍无人可用,李俊得以继续留在摄制组。当时,扮演潘冬子的小演员祝新运甚至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认为他长得太可爱不够朴素,不像红军的孩子,最终也是在李俊的坚持之下才没有被换掉。在拍摄地主胡汉三的时候,李俊没有刻意用暗光、俯拍去丑化,而是自然根据情节揭露他内心的丑陋。胡汉三这个鲜活的形象从此留在了观众的记忆中,他的经典台词更是广为流传。

  1974年国庆,历时一年多完成的《闪闪的红星》,终于搬上银幕,它让很久只能看样板戏的全国观众眼前为之一亮,电影院场场爆满。影片所产生的巨大反响,甚至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李俊:有一天晚上,我们厂里的领导叫陈亚丁,半夜敲我的门,说你赶紧起来。首长要找你们,找谁啊?找我找摄影。首长是谁呢?首长就是江青,车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去了以后江青就说:哎呀,看了你们的《闪闪的红星》,我得了一个宝啊。她就把《闪闪的红星》怎么好怎么好说了,说了以后然后跟我们讲,我给你们提一个意见,你们好好改。改完以后,我送给毛主席看。你说我高兴不高兴?

  主持人:后来也没有改。

  李俊:没有改,四人帮粉碎了就不改了。

  主持人:正好是在那个交界的时候?

  李俊:现在放的《闪闪的红星》 就是当时的原版。

  解说:李俊15岁参军,曾经历过百团大战等大型战斗,还曾是部队文工团团长。1951年李俊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八年后他与冯一夫合导故事片《回民支队》,这是当时观众最喜爱的电影之一。

  此后1964年,李俊第一部可以在中国电影史上大大书写一笔的作品——《农奴》诞生了,《农奴》后来被看作是当时代电影艺术创作的一个奇迹,它与后来的《红河谷》被认为是拍摄西藏最好的两部影片。《农奴》讲述的是西藏农奴翻身做主人的故事,影片开拍于1963年,此前西藏1959年的叛乱刚刚被平定,《农奴》是八一厂作为建国十五周年献礼片的重点影片。影片一开始以缓慢、低沉的基调将观众带入一个压抑的解放前的西藏旧社会,这个开头是李俊构思创作的,与文学剧本中描写的完全不一样。

  李俊:剧本从闻果节开始的,闻果节就是丰收节。我觉得拍《农奴》前面,用这个闻果节不是这个东西的本质。我心里就想,心里想什么东西呢?我开始就是喜玛拉雅山、雅鲁藏布江,镜头摇的时候,就听见喇叭低沉的号声,非常低沉、压抑,喘不过气来。

  主持人:《农奴》应该当时是受这个罪的。

  李俊: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这么一下就把社会的本质就揭示出来了。

  解说:当时《农奴》文学剧本的作者是时任八一厂编剧的黄宗江,为了更突出表现西藏旧社会和农奴悲惨命运,李俊对文学剧本作了大量的改动。编剧和导演的矛盾,在这个时候凸显了出来。

  李俊:我跑到拉萨以后,我们已经开始拍了。但是分镜头剧本寄到北京以后,我们编辑部的主任和作者火了,说把这个剧本改得不象话了。后来没办法,就把分镜头剧本给夏衍寄去了,请他来做裁判。夏衍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就这样拍吧。拿回来以后看吧,上面有圣旨下来了,别人谁也不吭气了。

  主持人:这是一次坚持的胜利。

  李俊:有些编剧就很不同意,导演改他的剧本,这个事情我不管。我说我是导演,我不是你剧本的代言人。你剧本是第一次创作,我导演是第二次创作。我为什么不能改?

  主持人:您是要对最后的表演效果负责,我要说了算,我要负责。但是可能在您拍片子的那个年代里头这样做不太容易,因为那时候更多的强调是集体的创作,导演的个性的表现不太容易。

  李俊:我就非要按照我的个性表现不可,我要认定了的东西,别人不能改我的东西。

  解说:当时作为八一厂的国庆献礼片,厂里对《农奴》在物质上给予大力可以支持,胶片可以使用当时最先进的东德艾克发彩色胶卷,但李俊最后决定仍然使用黑白胶卷。

  李俊:黑白的反差大。这个影片就是需要反差大一点的,黑一块白一块的,摆在这,看上去很有一种浓重的深沉的那种感觉。

  主持人:符合这个题材?

  李俊:符合这个题材。

  解说:同时,李俊坚持影片必须西藏实地拍摄和全部采用藏族当地演员,这对于《农奴》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一个黑白颠倒的西藏旧社会在李俊的镜头中被真实地呈现了出来,给当时的观众以极大的震撼。而影片后来乃至今天一直为业界关注与认可,则更多是因为导演对于画面艺术的可贵探索。这场女农奴手捧鞭子去老爷家送死的场景,后来常常在电影评论中提到。远远地,女农奴蠕动在高墙大院下,小小的身影与高墙形成强烈对比,最终老爷家的大门像一张吃人的大口,将女农奴吞没。

  主持人:这个镜头过去是很少出现的,这样的镜头,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很规范的镜头。

  李俊:不是一个规范的镜头,就是拍电影你绝对不能规范化了。

  主持人:可是在那个时候太规范了,中国的电影。很多的模式很多要求很多标准,条条框框在限制着,那时您的艺术创作的自由怎么能够表现出来?

  李俊:我不管那些事情,我在拍《南海长城》的时候,有人说叫我请示江青。我说要请示的话,还是八一厂请示去吧,我用不着请示。我就按我的想法做,我导演就干我导演的事,管不了那么多东西。你脑子里面每天想这个、想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把你牵制住以后,你还搞什么创作?

  主持人:可是问题您坚持自己的创作主张,有没有产生过对您的压力和冲突?

  李俊:我没有感觉到压力。

  主持人:您没有感觉到压力?

  李俊:我没有感觉到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我不听,我就是不听啊。我不听,我也不把它当压力,我相信我自己。

  主持人:您相信自己的这种艺术上追求,最后能够突破政治上的禁锢。

  李俊:首先得相信自己,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你还干什么去?不能够盲从,要自觉的来做,那个失败离你就远了。

  解说:在《农奴》中,男主人公强巴是一个装哑巴达十几年的农奴,大量的台词空白,更迫使李俊在这部影片中将画面的超常规处理做到了极致。影片中让人回味的精彩片段随处可见。管家将强巴拖在马后飞跑,中途被铁匠看见,铁匠将管家杀死救下强巴。这段场面被李俊处理得简洁、含蓄。

  这段更顿喇嘛在佛爷手掌里刷金的画面同样富有韵味,为佛爷刷了一辈子金的老喇嘛,最后在大佛开光的时刻自己却瞎在了大佛手掌里。

  李俊:特别是佛爷,喇嘛刷金后来眼瞎了。后来邓小平谁啊,说这个镜头很好。

  主持人:邓小平当时还专门调看了这部片子,您去陪过?

  李俊:啊,他在前排坐,我在后排坐。我记得他抽烟,他问我抽不抽,给了我一根烟抽,烟这么长,烟只有这么一点嘴这么多。

  主持人:嘴就一大段。当时这个烟抽了吗?

  李俊:抽了,他在这边抽我在这边抽,没关系。

  解说:1964年国庆前夕,《农奴》全国公映,成为轰动一时的影片。李俊和摄制组还被邀请到天安门观国庆典礼。周总理后来将影片带到万隆亚非会议上去放映,其中表现的翻身农奴的生活,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奴》中的很多画面仍然作为重要电影文本被专家解读分析,这部影片因此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编导  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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