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最担心经济危机

　　没有谁比中国人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了，他们在急行军的过程中既与世界同步，又坦承落差；既要命，又想钱。现在，他们想找回被自己丢失的“安全感”。

　　文/孙琳琳 图—马岭/新周刊

　　5月20日，“最不安全”的制药厂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收到了黑龙江省药监局的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这个因生产冒牌“亮菌甲素”(主要用于治疗胆囊炎)致使至少9人死亡的厂家已被查封停产，并将面临进一步处罚的危险。

　　“公共卫生事件”是中国人目前最担心的安全问题吗？“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调查项目组”(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研究课题组和eDataPower在线调查联合组建)向本刊投递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对中国未来会产生最严重的灾难性影响及你最关注哪一类危机形态的两项问题中，“公共卫生事件”排在第二位，而排在第一位的却是“经济危机”。

　　中国人是要钱不要命的？

　　这份报告旨在了解中国公众对当前整体风险的基本判断，以及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应对意识及能力。课题组于2005年11月13日～12月22日对5046名中国城市居民进行了网络调查。其最大的收获是在一个不起眼的问题中，勾勒出中国人渴望创富的心态激进图。在“哪一类对中国未来会产生最严重的灾难性影响？”的问题中，出人意料的结果出现了：经济危机27.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2.7%)、突发社会安全事件(18.8%)、自然灾害(17.5%)、事故灾害(12.7%)、都不是(0.7%)、不清楚(0.4%)。对经济危机的担心战胜了其他公共安全和灾祸。

　　“这说明了中国人更渴望安全的经济秩序。”有读者认为，处于上升势头的中国转型期，对财富的追求全面超越了其他领域，而经济形式的稳定一方面可以使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就业等社会问题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们去从容应对各类危机爆发。

　　但是，安全和逐富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一种怪圈，即“钱”和“命”之间的权衡，人们更愿意牺牲“安全感”而换来创富的机遇。“我呆在老家的小镇上最有安全感。”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姑娘这样说。但是当问及她是否愿意回到小镇去时，她却坚定地说不。

　　以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假药为例，网友声讨说：“齐二药化验室11名职工中竟无一人会进行图谱的分析操作，从监管责任看，(相关部门)是何等的黑暗和腐败。”

　　不可否认，腐败正是“创富”的另类途径，但这却是“钱”和“命”之间平衡被打破的先兆。只要经济危机不降临，这种隐形经济仍将在这一怪圈中发挥作用。

　　在报告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中，当被问及“哪些部门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方面表现得比较差”时，安全监督部门以26.9%高居排名榜首。专家认为，之所以在公众中形成这种印象，是因为近年来各类生产事故层出不穷。医疗卫生则排在不被信任的第二位，而消防和国防则在公众形象中最好。

　　有人曾经感叹：“在中国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一种矿工心态，拿命换钱，奋不顾身。”　　

　　中国人对世界安全持悲观态度

　　73.9%的公众认为全世界各种危机的整体趋势恶化。这是报告中的另一个结论，中国人对世界安全有隐隐的担心。

　　据该报告的撰写者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钟开斌介绍，被调查人群表现出了很强的不安全感，有七成以上(73.9%)的被调查者认为全世界各种危机的整体趋势更加恶化，只有不到一成(9.6%)的人认为整体的危机形势逐渐好转。

　　“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恶化”是中国人最担心的世界级安全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的贫富差距及其隐患”则是中国人次为担心的；“文化与民族的冲突”和“全球恐怖主义”分别排在第三、四位。

　　“中国人意识到了生态恶化问题的严重性，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全球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该报告用强有力的数据说明了中国人的“环保观”。

　　保罗·沃尔克(卡特和里根总统在任期间的美联储主席)近期受中国人民银行之邀来华演讲时，就曾委婉地表示过对中国经济路线的看法：“展望未来，中国的经济可能很有潜力，但是目前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暂时的，数量的增长伴随着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恶化。长久来看，中国必须走上更好的发展路线。”

　　显然，中国人对“全球恐怖主义”并非特别敏感，这显示中国人在这一领域尚没有严重受伤害的经验，以及对中国在这一领域内抱有信心。

　　大概有四成人(39.6%)认为，“科技的进步使人类更有能力去预测、防范和控制各类重大灾难”，这是对抗全球性不安的最好的方式。“中国人对全球的震荡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意识，与此同时，他们把科学技术当做拯救世界的力量。”在课题组薛澜教授的带领下，该调查报告给出的数据能给人以多方面的解读，这是这一报告的一大特点。

　　谁来安慰不安的心？

　　报告显示，中国人将安全感寄望于政府身上，有近半数人认为(47.3%)，随着政府对各类突发性事件的日益重视，应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加完善，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各类重大事故的发生概率。

　　“当有些事情已经发生或出现苗头时，政府如何出来进行权威性的解释、报道、宣传，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钟开斌博士说，有关部门作出的努力没被老百姓了解和知情，有时就不被认可，所以我们提出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双方的沟通问题。”

　　他认为，在公共事件之前的一些日常信息的公开和沟通上，和发生以后有关部门如何在第一时间出来，而且要权威、准确、及时地跟老百姓沟通，都同等重要。他指出，传统的部门分割，各部门各自为政，而应急更依赖于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特别是目前老百姓关注程度比较高的，像食品、药品这一块啊，需要协调的问题其实更多。”钟开斌举例说，“我们跟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朋友聊天时说起，一头猪，从母猪到猪崽，到饲养，到最后摆上餐桌，整个流程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十几个部门，每个部门每个环节管一段，段跟段之间怎么去衔接，这中间就涉及到很大的问题。”

　　报告从另一方面提醒民众，加强自身的安全危机意识，因为报告的数据不容乐观。调查对象普遍缺乏危机的预防意识，不懂得未雨绸缪。许多被调查者知道利用灭火器、打求助电话、准备常用的应急药品和手电筒来应付突发事件；但绝大部分的被调查对象没有采取火灾报警器、煤气泄漏报警器、准备防燃物品等措施来预防危机的发生。

　　绝大部分的被调查对象不懂得利用外部资源来防范和应对危机，包括不熟悉自己的邻居、不了解自己处所附近的避难场所。一旦发生危机事件而需要寻求紧急避难时，多数人会因为相关信息的缺失而陷入恐慌状态，造成局面失控，生命财产的损失会更大。

　　有人提出“城市是脆弱的”，但更多人愿意表示出对城市的好感：“我们与城市是如此的亲近，以至于无法停止为它的脆弱所困扰。”

　　“不过我一直在考虑城市生活的脆弱性这个问题，”一位网友在MSN上跟朋友聊道，“因为我们已经被生活资料的输送渠道架空了，有时我想，如果哪天所有送水的人都不干了，或者所有的水厂都倒闭了，我们去哪里找水喝，在广州至少步行到50公里以外才有。”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寄生的，有赖于社会分工和协调机制，而这，被认为“正是脆弱的来源之处”。

　　点击此处进入《新周刊》论坛

　　相关专题：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