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世界里的童年记忆

　　她付出了很多，但得到的幸福和自由却有限，幸运惠顾她时却也给她带来了多舛的颠簸

　　在他们的盛名下

　　-本刊记者/陈焱

　　口述者：胡友松女士

　　口述时间：2006年6月1日

　　口述地点：北京朝阳区某居民小区

　　胡友松家中

　　我到现在不知道生父是谁，我问过胡蝶，她说：你没有爸爸。

　　我是1939年在上海生的，我跟妈妈生活了6年。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见大人们在上海大世界里跳“国标”，几乎每 个星期我都会跟着妈妈出入这些大娱乐场所，那里很热闹。那里有我的很多干妈，我被她们打扮得象洋娃娃一样。我一出现就 有人喊：洋娃娃来了。百乐门里放的都是上世纪30年代的老歌。偶尔，我也参加募捐活动，就像《日出》里写的一样，给前 方的战士募捐钱什么的。她们在台上唱，我就手里拎着小篮子在场里走动。我长得漂亮，又被打扮得很洋气，大家都很喜欢我 。

　　那时候我就盼着自己长大后也能穿和妈妈一样漂亮的裙子、跳一样的舞。所以到现在，我也特别喜欢跳舞。我想就是 受了小时候的影响。

　　胡蝶在家的时间并不长，在摄影棚的时间较多。一个刚排完又紧跟着下一个，很忙。她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在这一点 上比阮玲玉有优势，所以找她排戏的人很多，尽管她的名气当时没有阮玲玉大，排第二，但因为这点，她的戏路很广。

　　妈妈没有空照料我，我们住的是那种长期包下来的饭店，有服务生，定时有人送餐。她不在的时候就把我不断托付给 这个、那个阿姨，她们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我称呼她们为干妈。她们一见我就跟我说：“若梅，跟干妈到南京、 到哪哪哪儿玩去吧。”我就很高兴地答应。那个时候，在妈妈的大人场合里，除了我没有别的小孩，所以我跟这些干妈们在一 起，大家都很宠我。她们爱打扮我，把我打扮好后，就拉着我出去看电影、看戏。

　　后来我们从上海搬到南京，我很聪明，5岁就上了一年级。该升二年级的时候却因患湿疹(黄孢疮)而不能继续上学 ，医生建议妈妈送我到北方生活。这时正好军阀张宗昌暴毙济南火车站，她的姨太太沈文芝逃至南京当家庭教师，我妈就委托 她把我带到北京生活。

　　那个时候就这么生活过来的。见过大世面，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优越的环境里，周围不是知识分子，全都是妈妈演艺圈 里的活跃分子，每天听见的是歌声，看见的是舞步。

　　记忆中，胡蝶对吃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讲究穿。她穿旗袍、

　　到现在，我的脑子里总有小时候的生活回忆，那些老歌的旋律、那些大人们在一起跳舞的场景在我脑海中始终挥散不 去，有时我在路上走着，脑子里还回响着三十年代歌曲的旋律，脚底下也情不自禁地会跳两下。这些也影响了我现在的心态， 我的心态很年轻，尽管我今年已经67了，但我从来不把年龄当回事，我就希望快乐地生活每一天，不去想明天会怎样。

　　北平城里的辛酸成长

　　到了北平，正是和平解放的时候，我听见攻城的大炮声就吓得直哭。大人们就赶紧告诉我：是解放军来了，没事，别 害怕。其实在南京时我也总听说打仗的事，因为妈妈的身边总有国民党的大军官们，隐约听到他们要上前线的事，但从没听过 大炮声，所以刚到北京时就特别害怕。

　　刚到北平时，养母沈氏待我还好，但不到半年的时间，沈氏就只吃不做，整日打牌、赌钱，还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毛病 。从南京带来的胡蝶给的细软和珠宝被她一件件卖掉。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也没能上成学。尽管妈妈给了一皮箱足够我上到大学 的首饰，但都被她(养母)挥霍掉。都到了9岁，我还在家晃着，她整天打

　　我开始偷偷给自己找学校，我找到离家不远的北长街小学，找到校长，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我要上学。”我就这样 上了学。后来，我听说要上好的中学就必须上北池子小学，我就又开始打听这所小学。

　　1949年1月3日，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人民解放军入城接手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 放。这年夏天，我也考入了北池子小学高小(五年级)。在学校里我很出众，是少先队中队长，很多活动都由我来组织。我们 去中南海、去怀仁堂给国家领导人表演节目。表演结束后，学校还给奖。可是这种荣誉在我的养母那儿一文不值，我的奖状她 连看都不看，我的自尊心被打击。

　　而此时，母亲给的首饰已被她变卖得差不多，她对我的殴打也越来越厉害。1954年，我完成了初中学业，升入高 中。我想考大学，但她不答应。老师知道这些情况后开始为我找出路，建议我上护士中专，参加工作条件好点后再考大学也成 。于是，我就成了北京第三护士学校的一名护士生。4年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结核病医院，后来又被调到积水潭医院。

　　当时的环境下，医院的政治气氛也并不轻松。还在上护校的时候，沈氏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被打成“黑五类”，我自 然成了“黑五类”的后代，而且这个身份一直背到我上护校、进医院。我的两次恋爱也都因为成分不好被阻挠，我穿个翻领子 衬衣，他们都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医院的领导总把我叫去说“小胡，你还太小，你不能谈朋友，你是个孩子”之类的 话，其实我当时已经25岁，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恋爱为什么他们(院领导)那么关心。

　　意外嫁给李宗仁

　　我和李先生的结合是一桩政治婚姻，但我无怨无悔。

　　我嫁给的是国民党代总统，尽管陪伴他的时间很短，可那是我的骄傲。虽然我没有儿女，但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嫁给这 样一位世界名人？我不后悔。

　　那是1965年，李先生从美国回国，8个月后郭德洁(李的第二任夫人)病逝，考虑到他的孤寂，中央有意再为他 续弦。在我之前，有60多张照片曾摆在李先生的面前供他挑选。

　　我的婚姻是周恩来总理批示的，程思远(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做媒。是30年代上海的名记者、著名翻译家张成仁向 程思远介绍的我。我和张成仁相识在国务院某个部的联欢晚会上。我当时是北京复兴医院的一名护士。

　　张成仁认为我很合适，就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程思远。张成仁认为这是改变我命运的机会，当时我刚从农村医疗队回 京，成分还是不好。

　　我没想到李先生会选择我。当初我也只是以为我去李公馆的身份是做他的一位秘书或护理什么的，没有想到两次见面 后，李先生就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第三次见面时，李先生就跟我说，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让我们名正言顺地结 婚。

　　我听是周总理同意的，就服从了。

　　虽然我也犹豫过，我才27岁，他都已经76岁了，但我很仰慕这位大将军，而且周总理又知道了这件事，我的婚姻 能被周总理批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荣幸的，所以，我也没太多考虑就和李先生在1966年7月26日完成了这次特殊的婚 礼。

　　悬殊49岁的老少配在当时，别说是咱们国家，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是很罕见的，当时成了轰动国内外的一桩婚姻。婚 礼是在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宗仁公馆里举行的，并没有那么隆重的场面，但前来祝贺的人都很重要。周总理虽然没有参加我们 的婚礼，但很关注，他还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专列”让我们去北戴河度蜜月。

　　李先生很疼爱我，他有早起的习惯，当我还在熟睡时，他就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怕惊扰我。一次，我肚子着凉，医生 开的方子是吃4两南瓜籽，李先生就亲自为我嗑，一直为我嗑到深夜。渐渐地，我也从最初的对一位伟人的仰慕之情渐渐变成 对他的男女之恋。平日我们就呆在公馆里画画、看报、下棋消磨时间。

　　文革很快开始，虽然我们是周总理《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内的人，但红卫兵也冲击过李公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 便。

　　婚后第3年的1969年1月，正是文革闹得比较凶的时候，李先生去世了。一星期后，我被要求搬出李公馆，李先 生的存折全部上缴了国库，家产也被封存。我的命运就此发生大的转变。

　　命运从此多舛

　　我被下放到干校，又到农场锻炼。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我才得已回到北京。回京后我被安置到北京无线 电元件九厂工作，我改名叫了“王曦”。后来，国管局还给我分了房子，当时这里还是北京东郊的一片稻田，我搬进的是一幢 新盖起的楼房。领导对我说：“如果你同意，就搬过来住吧，这里离工厂比较近，而且房间里面有双气(煤气和暖气)，你回 家以后一划火柴就能做饭，冬天也不冷。”这一年是1973年，我终于有了个新家，就在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我一住就是 30多年。

　　后来我又被调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现改名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这是一段特殊的日子，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的内容包括：“1976年：唐山

　　周总理在病重期间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听，问胡友松过年还好吗？总理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是在总理的亲自过 问下才得以“平反”、被摘掉“特嫌”的帽子并且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周总理的关怀让身处逆境的我感受到安慰和温暖。我感 激总理，对总理的深厚感情使我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我从此深居简出。

　　有许多年，我和外界几乎断了来往，很少有人知道我了。有个朋友看到我很苦闷，关心地对我说：“你一个人住太孤 闷了，你既没有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也没有，仅靠几十元钱的工资，怎么生活啊？”她的意思是叫我再成个家。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先生离开10多年后，我又结了一次婚。但是，这次婚姻并不幸福，我很快又离了婚。

　　尽管我一直依靠退休微薄的工资生活，但我对我的过去并不后悔和抱怨。

　　我自食其力精神富足

　　我现在生活很简朴，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欲望。我在生活最清贫的时候也没想过变卖李先生的文物。我不和别人攀比 ，我该享受的都享受过了，现在的我很注重精神上的富足，我喜欢现在安安静静的环境、舒舒服服地生活，我就觉得身体好是 个财富，其他都是身外之物。我念佛以后才明白，自己以前想不通是没有必要的。我读佛书，书中的内容很透彻，人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要想得开。

　　粗茶淡饭，布衣布鞋，这就是我的物质生活。我是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我不要求衣服的面料要多好，款式新颖就 很好，我觉得一个人的风度和气质挺重要的。我的精神面貌给别人的印象总是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我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 ，才31岁，刚来的时候我心里很乱，情绪很不好，因为周围环境对我的压力很大。

　　我自食其力、量米做饭，我从来不上什么大厦购物，相反我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别人。我捐出去的东西不知该有 多少了，就在这小屋，李先生收藏的名人字画，荣宝斋的人来这里就收了整整3天，拉走3车。别人跟我说，你留几幅，我说 ：不留，那是人家的，我为什么要占有呢？我没有，就凭自己的本事去挣。我暗暗地下决心，开始学习字画，描摹齐白石的画 也可以以假乱真。现在我的画也算名人名画，都是受邀而作。

　　我这一生充满了坎坷。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我是一个不怕苦难、不甘寂寞、要强好胜的女人。童年时代，我憧憬 过美好的未来；青年时代，我一直都在追求着人生的幸福和自由。但命运对我是不公平的，我虽然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幸 福和自由。

　　嫁给李宗仁是我的选择，这也是决定我人生的选择。在风雨飘摇的“文革”时期，我陪伴李宗仁度过了他晚年最后的 时光。李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能做他的妻子，我无怨无悔。

　　李宗仁去世后，我再次饱尝了人世间的艰辛。坚强的性格使我挺了过来。总理说过，李宗仁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 是回国，一件是台儿庄战役。我认为，我这一生也是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李宗仁结婚，一件是继承李宗仁的遗志，定居台 儿庄。

　　(除署名照外，其他资料照片均由

　　胡友松女士特供，特此感谢)

　　人物链接

　　胡蝶(1908-1989)

　　原名胡瑞华，生于上海，一生拍片40余部。胡蝶两年3次获选中国电影皇后，被称为中国的老牌影后。她开创了中 国武侠电影的先河，她将中国电影从黑白时代带进了一个彩色世界。1975年，胡蝶赴加拿大定居，化名为潘宝娟。198 9年4月23日，胡蝶病逝于温哥华，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胡蝶要飞走了！”

　　李宗仁(1891-1969)

　　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让世界记住了一个中国将领的名字——李宗仁。在他的指挥下，这场战役歼灭侵华日军万 余人，使鲁南重镇台儿庄震惊中外，也使他自己名垂青史。1965年，李宗仁作为原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他在“爱国不分 先后”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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