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药改变世界

　　-本刊记者/杨东晓

　　在改变人类生存状况的药物中，卡介苗把人类从结核病的恐怖地带拉了出来，牛痘粉碎天花并把人类从死亡和满面坑 洼的绝境挽回，肝炎疫苗使人远离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痛苦和绝望。它们小小的体积所焕发出的神奇能量像晨昏线一样，彻 底区分了人类健康与病痛曙光和暮霭。

　　然而，还有一粒小小的药片，与健康和疾病无关，由于它的诞生，女性的自由和价值观、人类的文明和宗教，都经历 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今年，这粒小药丸50岁了，它人丁兴旺地繁衍出“长效”、“短效”等多个品种。它，就是thePill——避 孕药。

　　人类逃避怀孕的历史

　　人类的生育史孕育了避孕史。

　　无论在哪个国度中，首先提出规避受孕的，一定是智者。两性交合与受孕与否的不可选择性，被鸿蒙初年的人类所认 识，无论如何是一场人之本性与智慧的较量。

　　在蒙昧未开之时，中国的《西山经》中就有记载：“……其叶如蕙，其本如桔梗，黑华而不实，名曰蓉。食之使人无 子。”这是说一种叫蓉的草，光开花不结果，因此可被人拿来避孕用，现在看起来有点人类早期“仿生”的意思。

　　成书于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400年间的旧约全书中，就有着西方人对避孕概念的记述，从《旧约·创世纪》 第38章中的一段文字中，可看到当时人们对于规避怀孕的做法。上帝赐死了犹大的长子“珥”，并通过其父犹大令其弟俄南 为哥嫂留下骨血：“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她尽你为弟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 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的“遗在地”，指的是体外射精。他的目的是避免为哥 哥留下子嗣。但是这种只享受性的快乐而不承担生育义务的行为，是耶和华的教义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天主教至今都不允许 避孕。

　　早在旧约年代之前，中国女性在公元前20世纪，就知道吞饮微量的汞、砒霜等剧毒物来达到不怀孕的目的，但这种 方法毕竟有些冒险。相比之下，公元前15世纪左右的古埃及人的思维就显得更为聪明和甜蜜，她们用芳香的椰子、黏腻的蜂 蜜和强劲的阿拉伯树胶，把羊毛球沉甸甸地浸透——这种稠黏度很高的东西，有利地阻挡了精子进入宫颈。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在人类的避孕史上，智慧地利用酸性的杀精效能，但是他们的具体做法现在看来如此 地不可思议——粪便——而且是鳄鱼或大象这类动物的粪便，它们的酸性是男性精子避之不及的“天敌”。但是此时的古印度 人毕竟已经开始使用“化学”的方法了。

　　而公元初年的中国古人则使用了百分之百的“物理”方法，他们把鱼膘当成一种类似于今天安全套之类的东西来用。 但事实上，想找到一只大小厚薄都适中的鱼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人类生育史上，一些先贤加入其中，使避孕这一历史具有哲学思考。希腊人亚里思斯多德在公元前300多年因为 取材香柏、含铅质的软膏和乳香油，进行避孕制品的研究，而被后世尊为化学杀精的鼻祖。但我们知道，正如前文所说，古印 度人已在他之前使用了化学的方法。

　　人类与避孕的早期磨合中，医生自然是功不可没。公元200年希腊大夫告诫不想生育的女性，在同房后要进行高强 度的弹跳。西欧大夫对女性的建议则是“夜色下无人之时不要再私语，而是倒着推磨10圈”。想一想当今孕妇经常被提醒静 养和被全家人“轻拿轻放”的呵护，不能不说这两类医生看似滑稽的说法，还有些科学道理。

　　为这些“不靠谱”的医生正名的同行，是17世纪英王查理二世的御医，这位御医利用羊的盲肠制成了“超薄型”安 全套，它0.038毫米的厚度，比今天的安全套只厚了0.008毫米。他得到的是爵位，而他的国家得到的是外汇。此后 的18世纪，还出现了销售安全套的广告，但这个时候人类还不会使用橡胶。又过了100年，到了大约19世纪中叶，革命 性的橡胶硫化法为古德伊尔和汉考克发明出来，橡胶安全套的材质和雏形最终确定下来。

　　大约1840年代，终于有科学家发现，怀孕是精子遇到卵子后才会发生的一桩事件。此前人们的意识里，精子制造 生命，而子宫只是“提供场地”。

　　就在人类对生育刚刚有了基本认识的时候，关乎生育伦理的讨论和法律就出现了，1873年美国国会通过《康斯托 克法》，避孕用品被明文规定在这项反对淫秽的法案中，美国也因之成了西方国家中最早以法律形式保护生育并宣布避孕非法 的国家。事实上，就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本土各种避孕用具层出不穷，男用避孕套、女用避孕海绵、德国医生发明 的子宫帽、英国化学家发明的避孕栓，当时甚至有了女外用冲洗器，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事物浓缩在一个极短的时期突然涌现， 因此社会舆论中出现了“避孕套是给荒淫男人防梅毒的”的认识。

　　在时间走到20世纪初年时，在避孕的历史上，人类社会终于诞生了几位使避孕成为公开、合法、方便、安全行为的 人物。

　　避孕药的两位母亲

　　凯瑟琳·德克斯特作为生物专业的学生，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她也是该校首位女毕业生。这位生于1875年的密 歇根人，在29岁那年嫁给万国收割机公司斯坦利·麦考密克——这是这位密歇根德克斯特的望族后裔生活的转折点——不幸 的新郎斯坦利被查出了精神分裂症，凯瑟琳在这一深重打击的同时，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不要孩子。

　　自身的遭遇，让凯瑟琳感受到女性选择生育与拒绝生育的自由的重要，这一思想基础，使她最终成为争取妇女避孕运 动的先躯。

　　而当时的情况是在美国的很多州里，以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这两个天主教的人口占大多数的州里，避孕被视为违法， 讨论避孕者，也有入狱的危险，而对于生过几个孩子的母亲，在其最近一次生产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如果不想再怀孕，则会被 切除子宫。这是一个女性生育选择权在宗教、法律的强硬桎梏与原始、血腥的宰割现象并存的时期。

　　凯瑟琳1917年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讲上，结识了小她4岁的玛格丽特·桑格，这两位出身和经历迥然不同的女性， 互引为知已。这一年桑格38岁，这位曾经的护士，1914年在自己创办的被社会舆论认为是“淫秽物品”的《叛逆妇女》 这份观点激进的杂志上，指导过女性避孕，天主教徒出身的桑格当时对女性避孕的指导也仅限于贫穷和多病的女性。她就职护 士期间，亲见了产妇和新生儿的高死亡率，后来她的一位同事因流产感染而死在她的怀里，桑格当即发誓要让妇女懂得自己控 制生育，并拥有生育的选择权。

　　人类史上出现“避孕”一词，也是在1914年，玛格丽特·桑格因为在自己的“淫秽物品”《叛逆妇女》上首创了 这个词，而被控犯有违反《康斯托克法》的九项罪名。愈挫愈勇的玛格丽特·桑格后来一不做二不休，又创办了专力避孕事业 刊物《节育评论》。这次会面以后，凯瑟琳和玛格丽特将女性选择生育与避孕的问题上升到女权运动这一高度，同时，由女性 来掌握和享用避孕技术，也成为女性解放的先兆。

　　志同道合的两位女性，后来在女权运动活动中，认识了避孕药的发明者平克斯等人。在她们的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 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的胜利：避孕药冲破重重阻挠来到人间、全球有近1亿女性在服用它，女性在摆脱了子宫的不断隆起后 ，活跃在她们能力所及的任何地方，曾经给桑格“判刑”的《康斯托克法》在1936年依照她的观念而修改。

　　她们二人被后人尊为“避孕药之母”。

　　避孕药的两位父亲

　　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让赋有使命的人相遇。1950年，桑格结识了来自俄罗斯的犹太裔科学家格雷格里 ·平克斯，这位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基金会生物实验室主任是类固醇的新陈代谢和哺乳动物繁殖生理学方面的专家。在向他描述 自己的理想时，桑格提出了为女性制造像阿司匹林一样简便安全的避孕药丸的要求。

　　平克斯的研发资金来自桑格从计划生育联合会争取来的一笔钱以及美国伍斯特基金会的赞助，3年后，凯瑟琳·德克 斯特又给他开出4万美元的支票，并保证提供全部所需经费。

　　平克斯的研究工作是从孕激素开始着手的，更为有趣的是，他的合作伙伴、出生在中国山西的美籍华人张明觉是“世 界试管婴儿之父”，一位专司生育的“父亲”。这一次平克斯与他的合作却是防止人类受孕的发生。

　　在平克斯接手口服避孕药之前，医药学方面不断地发明出黄体酮(1930年代，美国)、炔诺酮(1951年，墨 西哥)等。这些化学合成药物的诞生，使平克斯和张明觉在研究道路上有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在他们最初的实验中，动物服用黄体酮后，发生了排卵抑制的现象，不过成功率低而副作用大。1953年9月，平 克斯的思路转向一些类似黄体酮的合成类固醇，张明觉在他所有这些药物中的动物实验中证明，炔诺酮的效用最高。进一步的 实验证明，炔诺酮与炔雌醇甲醚可做小计量地互补，而且效果更好。1956年4月开始的波多黎哥圣胡安郊区实验中，在当 地贫困妇女和争取拥有劳动权力的女性身上，显示出了这种药的神奇作用。

　　圣胡安地区的成功，使平克斯成为“口服避孕药之父”。

　　几乎与平克斯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人也在研究方便安全的避孕药。卡尔·杰拉西这位1954年刚刚28岁的奥地 利籍青年，在墨西哥城也成功研发了口服避孕药，这位有机化学家是个天才，在海洋生物化学、甾体化学、质谱在有机化学中 的应用各方面皆有建树，他后来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在纪念平克斯、感恩避孕药的同时，人 们也把他看作人工避孕药的另一位父亲，只是这位父亲当时过于年轻了。

　　女权、宗教与社会进步的对峙

　　当年平克斯们在波多黎各郊区的实验一直持续了3年多，到了1960年5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署才准许它这种口服 避孕药投放市场。而这粒终由瑟尔公司用“异炔诺酮—炔雌醇甲醚片”医学名称面世的药片，人们习惯用赫胥黎给取的小名： 药丸。它的商标图案，是一位挣脱束缚的希腊女神。

　　这位女神带来了新型的社会结构，就像赫胥黎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里预警的那样：“它不仅是一个医学、化学和 生理学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和教育问题。”

　　这粒世界上最早获准上市的避孕药，在宗教和政治的高压下，变得面目暧昧。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还有1/3的 州禁止避孕。1960年代的美国，还有17个州明令禁止避孕和生育控制。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这粒避孕药的批文 上，注明了“治疗妇女月经不调”，它的功能被标成“使用本药能停止排卵，同时可能增强性能力”。从而使得来找医生开处 方的，都是因为“月经不调”，更有讽刺意味的是，FDA该批文从5月下发到年底间7个月的时间里，有50多万美国女性 “患了”月经不调。

　　正如男用安全套曾被冠于“淫乱男人防性病用的”那样，女用口服避孕药也被认为是“娼妓才需要的”。而此前，各 历史阶段，对娼妓都采取一种“不可逆的避孕”，使她们永远丧失做母亲的权力。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都认为，良家妇女的性行为是用来生育的，神圣的生育过程不得干涉，而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 行为，是淫欲和罪恶。而平克斯的试验区域里，有很多波多黎各天主教徒，但这并不防碍妇女们对避孕药的热情，毕竟信仰无 法完全改变她们生活的艰难，接踵而来的生育负担，无力支撑的生计，这一切可与上帝“赐”给她们的幸福不一样。虽然她们 最初服用的药品还在试验阶段，但是当地女性的勇敢和踊跃，不能不说明一些最现实的问题。

　　直到1968年，罗马教皇的通谕中仍然认定人工避孕将“开辟一条通往婚姻不忠诚和降低一般道德标准的捷径”。

　　除却宗教的影响，在同样贫困的地方，黑人聚居区，桑格这项“计划生育”的推广也不顺畅。由于历史的原因(密西 西比切除术是一种针对黑人进行的绝育行为，美国南方历史上曾以强迫和欺骗的手段，对黑人进行过的最无耻和惨无人道的迫 害)，桑格的推广被保守的势力宣传为“种族灭绝”。但是黑人妇女终于在现实中认识到自身权力的保障，女性口服避孕药带 来的是可逆的避孕法，它不是从此不生，而是生儿育女的年份可以间隔开来。于是这粒药来自黑人女性的需求，很快就与来自 白人女性的数量相当。

　　避孕药之母桑格曾因宣传避孕和女性解放，8次被判入狱，她的每一次入狱都更进一步激化了女性解放同宗教和政治 的矛盾，并且将这一解放运动推到顶峰。以美国为例，女权运动终结了荒谬的日子，在“药丸”诞生16年之后，美联邦最高 法院判决：“当已婚夫妇能够获得避孕药物时，任何州无权阻止。”

　　今天，当年被那个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称只能处方给“月经不调”女性服用的药，现在被该机构的职员苏珊娜 ·乔诺德博士视为与原子弹、晶体管、计算机等人类20世纪的科学成就并论的发明。

　　作为个人，妇女享用了“药丸”带来的生育的快乐、性爱的轻松和社会提供的谋生机会；作为家庭，两性开始有了平 等的性权力和生育权；作为国家和地球，人口膨胀被一粒小丸所约束；作为人类，第一个感受却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率先来自 美国的性观念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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