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包工头缘何落泪

　　——北京一场工程承包官司背后的包工头

　　本刊记者/胡媛

　　本文背景：2006年5月8日，五一长假后的第一天。大多数人仍沉浸在难得的七天长假的欢笑和喜悦中，对于陈 红霞来说，这七天度日如年，她终于在煎熬、难耐中等到了5月8

日这一天来临——这一天，她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案件要开庭 。

　　5月8日下午1时30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审理这起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工程承包合同 纠纷案。陈红霞是原告方之一。在这之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已于2006年1月4日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结果 是：双方按照之前达成的调解协议继续执行，由被告方支付原告相应的工程款。但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上 诉。

　　此案关系到50多名工人的血汗钱能否顺利拿回。这50多名工人中有5个艾滋病患者，他们讨薪一事曾被报道(2 005年5月21日《新京报》)——

　　2005年5月12日，5个艾滋病患者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的工地厂棚里，大雨中，等待了七天七夜 。最后，由宋庄镇镇长、司法所所长和劳动部门负责人员出面协调，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调解协议达成后，对方并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执行，于是就有了本案。

　　法院的判决结果对陈红霞来说至关重要，只有拿到胜诉的判决书，并且追回被欠工程款，她才能给50多名工人一个 交待，才能给家中卧病在床的父亲一个交待，才能给自己一个交待。

　　为了孩子，打拼成包工头

　　2006年5月8日下午1时30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十四法庭。显得有些弱小的陈红霞静静地坐在旁听 席上，看得出，法官和对方律师的每一次对话都牵动着她体内每一根脆弱的神经。从她的眼神中，可以读出万分的焦虑和疲惫 。

　　当年，陈红霞带着50多名家乡工人来北京打工，作为包工头，她是50多人的讨薪队伍中现在惟一留在北京等待法 院判决的人。现在，她已由包工头“落难”为打工妹。

　　二审开庭的第二天(5月9日)，陈红霞来到《法律与生活》杂志社。她在编辑部门口四处张望，见到记者时眼睛突 然一亮，跌跌撞撞地走到记者面前。

　　陈红霞的手中紧紧攥着通州区法院的一审判决书，这份判决书显得很旧很旧，雪白的纸张已经微微有些发黑，四角因 为无数次的翻阅也开始发毛卷边，中间被折叠出的十字形印迹早已被磨破，露出星星点点的小窟窿。

　　小心翼翼地坐下来后，她仰起被烈日晒得红黝黝的脸，开始向本刊讲述一个包工头的辛酸和苦楚。

　　2000年，家里两个小孩上学之后，我就出来打工了。在河南西曲店老家日子实在没法儿过了，这几年地旱得很， 粮食收不了多少，就经一些朋友介绍到市里的建筑队打工。

　　陈红霞告诉记者，河南老家的经济条件实在很差：“四五个人就有一亩地，就种点小麦、玉米、白薯之类的，也收不 了多少，差的时候还不够自家吃，就甭提指着它赚钱了。两个小孩一年上学的花费，成了最大的难题。”

　　西曲店村是河南安阳县的贫困村，地处山区，土地贫瘠，加上这里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不多，导致了贫困人口的增多。 西曲店村外出务工的人很多，按陈红霞的说法就是：“种地得到的那点儿钱，哪能赶得上打工啊！”

　　2000年，陈红霞和老乡宋剑杰带领家乡的工人在河南濮阳建成一幢六层的家属楼。“那时候，工人卖力干活能得 到很好的回报，对方从来没有拖欠工程款，我们按期完工，他们按期付款。”陈红霞十分怀念以前的日子，付出辛苦劳动能得 到相应的报酬。

　　陈红霞带着家乡工人一干就是四年多，因为从不拖欠工人工资，大家都很信任她。从那以后，陈红霞的人脉慢慢广阔 起来，她带领的队伍发展更加迅猛，由原来的几名工人逐渐扩大到几十名。

　　2004年9月，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红霞的老乡宋剑杰认识了在北京打工11年的田某，田某将北京通州区的一个 工程介绍给了他们。当时，陈红霞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在她看来：“早就听说北京对农民工的保障很好，拖欠工资的情况在北 京不会发生。”很快，陈红霞就在老家召集了50多名工人，由陈红霞包火车票，浩浩荡荡连夜赶到了首都北京。

　　“带着工人们，让他们多挣点钱回来啊。”陈红霞回忆当初来北京临走之前父母给她说过的话，不禁潸然泪下。

　　包工头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常常被加上“黑心”二字来形容，因为很多工人的工资被拖欠都是缘于包工头的私自侵 吞。但同样是包工头的陈红霞，在这次漫长的讨薪过程中也成了受害者。在包工头这个鲜亮的名字背后，隐藏着她诸多不为人 知的酸楚和泪水。

　　2004年10月～2005年5月，陈红霞带领的50多名工人在对方一直拖欠工程款的请况下，坚持将工程按期 完工。“这次工人太苦了！”陈红霞说。

　　我们每天5点半就开工了，工人干活都很卖力，时间安排得相当紧，除了中饭和晚饭时间外，工人中途没有休息时间 ，一直从早上5点半干到天黑。

　　盖楼不同于一般的装修活，它需要很强的体力，一天接近15个小时的活干下来，体力消耗很大。就算这样，工人为 了早日完工，也没有因此休过一天假。

　　大概干了一个月之后，对方按照合同约定如期支付了2万元，这是我带领的团队来北京干活之后的第一笔收入，拿到 钱的当天我欣喜无比，立即分给了大家。

　　晚上，睡觉之前我心里盘算着，如果按照这样的进度做下去，我们年终可以拿到将近10万元。然而，事情发展并没 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

　　自从那次之后，一直到12月底，对方都没有再给过我们钱。

　　我们签的合同是对方不包工人伙食，工人每天吃得最多的是馒头和白菜、萝卜，50多个工人，每天吃40斤馒头， 20斤白菜、萝卜。

　　工人住的是厂棚，刚来的时候是秋天，天气还比较暖和，等天气转冷，我发现工人们的被褥已经不够用了。

　　12月份，我找对方谈过几次，希望能够要点钱分给工人们，让他们改善一下生活，但是每次得到的答复是：“我们 现在手头也没有钱，再缓几天吧，等赚了钱再给你们。”

　　考虑到如果我们不按期完成工程，就是我们违约，将来一分钱也拿不到。无奈之下，我只好让工人边干边等。

　　回忆起这段经历，陈红霞的话语中充满无奈和愧疚。

　　难忘的异乡元旦前夜

　　令陈红霞至今记忆深刻的是2005年元旦前夜，她永远忘不了工人们在雪花纷飞的日子里是怎样熬过来的。因多次 索要工程款没有任何结果，在没有足够被褥的情况下，工人们如何挺过寒冷的冬天，一直是令陈红霞担心而又无能为力的事情 。而她自己带的钱也早已消耗殆尽，工人们吃饭也早已成为问题。无奈之下，她开始向工地旁边的一个小卖铺赊账。

　　我每天都要向这个小卖铺赊几十斤馒头和白菜。那时，工人吃油少得可怜，50多个人一个月只吃了不到2升的一壶 油。小卖铺的老板见我们可怜就让我们先用着，说以后再还。

　　我盼着冬天不要太冷，但是人一旦倒霉，越担心的事情似乎越会发生。元旦还没到，天就开始下鹅毛大雪，气温一下 就降到了零下十几度。

　　临时用几块砖头垫起来、上面再加一层板子，这就是工人们的床，被子不够用，大家就两个人合盖一个。下雪天，工 人们被冻得都蜷在一起。看着这些，我心里愧疚无比。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让工人们快点拿到钱，早点回家。

　　我让工人尽量吃饱，不要生病。但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50个工人里面，有5个艾滋病人，其中一个因为 营养跟不上，再加上天太冷，元旦前夕高烧到39度。

　　眼看他的病情不断恶化，我非常着急，找对方商量，希望他们先给一些钱让工人治病，但对方的答复是：“工程还没 有完工，等明年来了我再给你们。”

　　当天晚上，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喂，爸，我是红霞，我还在工地，今年元旦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过了，挺想你们的 ，爸的身体还好吧？”电话那头，我爸焦急地询问我现在的状况：“今年工人们的钱都给了吗？”无奈之下，我把实情告诉了 爸妈。他们知道后，立即找亲戚东拼西凑给我寄来了一些钱。

　　这些钱都用在了工人身上，那个艾滋病人10天光打点滴就花掉500元！

　　元旦三天，天气一直寒冷难耐，我们在工地上生起柴火取暖。工人们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让对方支付工程款，有一次， 工人们手举写着“请给工人们工钱”的纸横幅，站成一排。经过三天的努力，最后对方给每个工人发了500元，同时打了一 张六万八千元的欠条，说要等明年来了再付。

　　陈红霞再一次相信了对方。她万万没有想到，来年等待她的是漫漫讨薪之路。

　　苦苦挣扎在讨薪路上

　　2005年的春节刚过，陈红霞就带着工人来到工地。在她看来，只有将工程全部完工，让对方无可挑剔，才能顺利 拿到工程款。

　　于是，她带领工人起早贪黑，一干就是三个多月。2005年5月初，全部工程终于竣工。

　　在这期间，我们也找对方要过几次钱，但都没有结果。他们的答复是：“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干完了就给钱。”或者 是由监工的人(负责人的老婆)答复说：“我不管钱，我只管抓生产，要钱找负责人。”而负责人往往不在北京，或者是手机 打不通。

　　工程竣工后，负责人一直没有露面，只有监工在工地。为了讨到工钱，自2005年5月12日起，我带着工人在工 地苦苦等了七天七夜。五月的天气爱下雨，我们经常被淋得像一群落汤鸡。

　　无奈之下，我们于5月19日找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司法所，司法所的负责人知道我们的境况后，立即到工地现 场，亲自为我们测算工程量，得出的结果是对方应付给我们13.5万元。迫于司法所的压力，对方给了我们1.5万元。

　　剩下的款项，对方拖欠至今。我们无数次找到司法所帮忙协调，但对方仍是不给。双方在通州区宋庄镇调解委员会的 主持下曾达成调解协议，工程款由原来的13.5万元降为10万元，就这样对方仍是分文未给。

　　一气之下，我们将对方告到了法院。2006年1月4日，一审通州法院判决继续执行调解协议。但对方不服，找出 种种理由上诉到北京市二中院。

　　如今，50多名工人早已回到河南老家，他们隔几天就会去我家索要工钱。前几天，我父母打来电话说，我的小孩子 染上了肝炎！

　　我听到这个消息，眼泪不由得就流下来了。对方实在太狠心了，这么多工人没日没夜地给他们干活，至今给的工钱还 不到一半。如今我的小孩又感染上肝炎，我心里实在是悔恨愧疚。那种滋味，你能了解吗？

　　没有拿到工程款，我身上的钱早已用尽。在留守北京讨薪这段时间，我在通州一个学校的门口卖糖葫芦维持生活。

　　等待的日子，实在是煎熬。晚上，一觉醒来，常常就睡不着了。望见窗外一片漆黑，一个人忍不住会哭到天亮。

　　“尽管现在除了等待还是等待，但是我一定要为工人们讨回血汗钱。”陈红霞早已下定决心要讨回公道，因为她认为 付出劳动就应该有报酬，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侵吞劳动者的血汗钱！

　　记者手记：打工者维权要“提前”

　　外出务工应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由于打工者是弱势群体，有些用人单位便利用合同设置一些不合理的条款， 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签订劳动合同应注意以下事项。

　　1.签的合同必须合法。打工者要先确认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成立，能够依法支 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提供劳动保护条件，并能够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 劳动政策，不得从事非法工作；签订劳动合同的程序、形式必须合法。

　　2.重点内容应仔细审查。劳动合同的必备内容包括：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 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当劳动合同涉及数字时，应当使用大写汉字。劳动合同至少一式两份 ，双方各执一份。如果是用人单位事先起草了劳动合同文本，求职者一定要对文本仔细推敲，发现条款表述不清、概念模糊的 ，应要求用人单位说明修订。

　　3.法律常识不能少。注意合同是双方意愿达成一致的产物，所以在签字之前任何条款都是可以协商的，而不能一味 地按照对方的意愿来签订合同，自己的利益一定要争取写进合同。一旦日后用人单位违反合同规定，求职者就可以利用法律武 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4.劳动合同及时签。劳动合同应在打工者上岗、试用前与用人单位签订。打工者与用人单位若只是达成了口头协议 ，如果以后发生劳动纠纷，往往会因无证据，而增加解决劳动争议的困难。对于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求职者可以依 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6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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