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体富：减税政策最忌当作优惠措施来用

安体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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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现在的税制结构本身就会带来税收高增长。我国实际税负比很多国家都重，经济增量当中被税收拿走比较多。现在创新型国家、增长方式转变实行起来非常困难，也是因为企业没有这个财力和条件。要支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赶快实现增值税转型，用合理的税制去鼓励创新和转轨，财税收入快速增长时，应当留出一定的空间去支持税制的改革。

　　关于税收增长这个主题，我想从增长的原因、如何看待这一增长、关于财税增长的范

围标准和加快税制改革四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税收高增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和我们这个税制结构有关。增长中最大的比重来自生产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税收负担水平问题.我的总的看法是税收负担偏重。这里讲几点：第一点就是我国税费总负担比较重，这个大家都同意。目前我国的税费总负担，是指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等)占GDP的比重，大约在30%左右，也有人预测已达到35%左右，是相当重的.

　　第二点，目前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到底高还是低？我认为也比较重。2005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左右，两项合计约为21%，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平均为17.9%。很明显，我国的这一比重也是比较高的，起码不能算低。

　　第三点，我国主要税种的税率都偏高。目前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囯外可比口径，即換算成消费型的増值税，则税率高达23%，这高于西方国家的水平(大多在20%以下)。我囯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OECD 国家目前平均为29.2%，其中，徳囯为25%，澳大利亚为28%(5年内降到21%)，英国、日本，印度为30%。考虑到我国税前扣除项目少和企业经济效益低等因素，更显得我囯企业税收负担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发达国家的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囯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考虑到我囯的收入水平低、税前扣除项目少，目前的税率明显偏高。这不利于人才的引进。

　　第四点，经济增量中被税收拿走的过多，即宏观边际税率过高。我国1994--1996年这一税率为7.17%、8.46%和9.27%；1998--2004年这一税率平均为28.18%，其中，1999年这一税率高达38.14%，等于三分之一都被税收拿走了；2004年为29.6%。很明显，拿得过多了。因此，我们国家的税收负担水平还是高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从经济与税收的关系看，未来三到五年，或者我们十一五期间，税收收入还有可能不断的提高，这个比重是不是越高越好，要不要有个限制，这个是一个战略目标的问题，值得考虑。我认为，在确定我们财税增长目标的时候，至少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社保基金占GDP的比重，目前我们占4%，美国就超过了10%，我们国家随着社会保障面的扩大和完善，这个比重肯定要有提高，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另外

　　第二个，需要考虑因素就是企业研发两大费用，这个企业研发十一五规划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就是我们要建立创新型国家，我认为，当然我们文件里面也讲了，以企业创新为主，但是我认为这个落实起来非常困难，我们国家研发费用占消费比重大概1%左右，有时候1点多，但是西方国家一般都是10%以上。没有这个资金支持，他怎么研发，怎么创新，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第三个因素就是提高职工的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的收入。目前我们国家商品在国际上有这么强的竞争力，主要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的支撑，但是这个不可能长久延续下去，这不符合建立以人为本的

　　所以我觉得起码要考虑这几个因素，就是在制定中长期的战斗目标的时候，应该认真考虑和对待这些问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从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的时候，应当留出一定的空间支持税制的改革，着眼点是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如果老是那么增长，上述问题就没法解决，要这么下去，咱们讲的创新型国家，增长方式转变大概只能是空谈，虽然现在报纸上讲了很多创新，搞的典型多的很，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差的很，转变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企业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条件不行啊。

　　第四个问题，我主张要加快新一轮的增值税改革的步伐。这里面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但是有一些说不清楚，比如关于增值税转型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增值税改革不应当搞试点，因为增值税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是中性的，可以避免重复征税，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而这是以增值税在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广泛使用为前提的，它最忌讳被当作优惠政策来运用。鉴于此，并考虑到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在东北试点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增值税的转型应尽快在全国推行。如果实在怕影响财政收入的话，借鉴国外经验，最佳的方案是：分年度按比例抵扣，逐步到位。比如，第一年抵扣50%，第二年抵扣70%，第三年全额抵扣。在实现新增机器设备所含税款全额抵扣的基础上，下一步，再进到对包括厂房、建筑物等不动产在内的全部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款的抵扣，从而最终实现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转变。

　　再一个就是应当加快两税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合并的紧迫性，已经非常明显。今年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即将结束，我国关税的减让已接近最终水平，非关税措施即将全面取消，服务市场开放力度迅速扩大，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在加快废除，这一切使得内资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在外资企业经济效益普遍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情况下，在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和制度上，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而对内资企业相对岐视，使得内资企业税负重，外资企业税负轻，这种税收政策上的差异阻碍了内资企业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的进程，从而大大影响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提高，阻碍着我国民族产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的差异和不平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内资企业是难于承受的。因此，在各方的大力呼吁下，两法合并已被列入今年人大的立法议程。现在需要做的是，加快方案的提交与审查，确保送交明年两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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