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周伟林
中国近代以来所有的矛盾冲突和困厄，皆起因于卷入世界体系以后的双重转型(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传统社会转
向现代社会)。就所面对的约束条件而言，国内环境的最大特点是人多地少，国际环境呢，世界早已被列强“瓜分”完毕，不
可能再像欧洲那样向外移民、殖民和侵略。所以在1949年以来，一开始只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抓革命促生产
”，后来
改革开放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先是沿海地区，再波及到内地。今天人们常常会赞叹国家经济进步、城市建设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其实，我们更应看到广大的腹地——农村和农民对这种发展所作的特殊贡献；我们在承认受到全球化影响和外国资本
作用的同时，还更要珍视中国农民自己艰苦卓绝的牺牲和创造：
第一，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50年，中间的许多动乱、起义、革命、战争都是与“吃
饭”问题没有解决好有着密切的关系。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后来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搞土改，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社
会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这个成果，却很少意识到它的深远意义。如果没有土改，没有20世纪80年
代初的分田到户，中国的发展进程难免会增加许多不稳定的情况。
第二，中国搞工业化，由于前面提到的约束条件，只能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走出一条不平凡的工业原始积累的路子。
改革开放后，农民发明了一条独特的乡镇工业化(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之路，在短短十几年里，吸收了一亿“离土不离乡”
的农业劳动力，其后在全球资本流动以及相应的沿海城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又转移了一亿“离土离乡”的农民工。这些农民
工为城市筑起了高楼大厦，把城市打扫得干干净净，也提高了城市GDP的增长率，然而城市的公共服务又有多少用于他们身
上！
第三，对于人多地少的状况，我们往往将其理解成为一个包袱，一个制约，实际上恰恰是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孕育
了中国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特有的文化。试想，江南精耕细作的传统和灵巧的园林艺术不都是人们对环境的很好应对么
！人多地少既是历史制约，也孕育出一种合作互助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其独特的社会观、世界观和天下观。它强调家庭的价值
，从生活、就业到养老、保障，各方面都是以家庭互助这种模式来展开，一个好汉三个帮，同样地，一个富人也有责任帮助提
携三个穷亲戚。它重视天人合一，除了看GDP，还要看社会的互信、亲情、凝聚、安全、秩序的状况，认为在整体上和谐才
是有意义的。
今天，城市发展和农村落后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是农村工业化和全球资本、全球市场能够彻底
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在这两条已经是宽阔道路之上去寻找更多的出路。其中，西部大开发具有一定潜力，通过多渠道的投资和
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把农民组织到全国性的市场体系中来。另外，发展服务业也有很大空间，在邻国印度，2002年第三产
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为49.1％，而同年我国的比例仅为33.5％！更为现实的情况是，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人口不
可能大规模减少，按著名学者黄宗智的说法，这些农户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它的劳动力是既定的，因此它会
做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所不会做出的抉择，会愿意为(低于市场工资报酬的)自家消费之用而种植口粮承包地，它会为了
增加家庭的收入而结合主业和副业，结合主要劳动力和辅助性劳动力的使用。因此我们要在小面积的、劳动密集的农副业生产
中去寻找出路，逐步建立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在资金、技术、信息上给予帮助，促进其经营多样化，提高产品价值。
第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如孟买、雅加达、墨西哥城，可以看到触目惊心的贫民区，再看看我们的京沪穗
等城市，从市中心到郊外，都是整整齐齐，光鲜亮丽，心中不免产生自豪。这当然跟政府的有效管理有关，“形象意识”也起
了一定作用，但我们应当看到，这根本上还是农民对城市化的贡献。一方面，借助中国经济所成功创造的大批制造业、服务业
岗位，进城农民工以其辛勤劳动为城市带来了繁荣；另一方面，因为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土地，等于为农民提供了一份“保险
”，如果发现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呆在乡里。在浙江农村，许多农民将手工活接回家见缝插针干，缝一把
雨伞2角钱，一天挣10元钱。难怪有人说中国的发展不是得益于工业革命，而是得益于“勤劳革命”。
可以说，中国农民曾经支援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仍在支持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里人，或者只是一两代、三四代
的城里人，真的要用心去了解农村父老乡亲啊，并心存感念！(作者为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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