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之星”晚年创业别样精彩

　　她是袁世凯的孙女，她最珍爱“慈善之星”这一殊荣，她积极创业又将财富回报社会

　　袁家倜：晚年创业，别样精彩

　　-本刊记者/杨东晓

　　天津的政协委员、深圳的拓荒者、捐资助学的“慈善之星”、西餐厅的女掌门??在不同的身份和人生经历中，袁家 倜乐在其中。

　　关注民生

　　新世纪：您在政协是一位有23年“工龄”的老委员了，您都提交过一些什么样的提案？

　　袁家倜：我是1983年入市政协参政议政的。前几天开会，我递交了一份建立慈善医院的提案。我以前身体不好， 经常到医院。见到有些经济困难的急救病人，因为一时交不上5000到8000元，就不能看病。我们不是一直说救死扶伤 、发扬革命主义人道精神吗？温总理免了全国农民的税收，我们为什么不能想办法凑点钱？

　　新世纪：慈善

　　袁家倜：有的落实了，有的还没有。我还提过一个大学生下农村的提案。农林局的回复都来了。大学生毕业后在城市 里漂着，还不如下到农村去。找不着合适工作，都在城市漂着，也不是办法。我们13亿人口有9亿农村人口，农村的科技水 平和新观念需要城市扶植，所以我想让大学生到农村去当个村委主任、乡长，带去新鲜血液。

　　我还提过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提案《我们可将躯肢经济进化到头脑经济》。我们天津现在是引进世界名牌来加工，我 认为这都是躯肢经济。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创造，就是大脑经济。加工才能挣多少啊！

　　绝地逢生

　　新世纪：您还记得30多年前、在下放的几年里从事农村生产的事吗？

　　袁家倜：太记得了！我在农村还有一番新的创业呢！我那时已经50多岁了，带着3个儿子、老伴到农村，我老伴还 是“右派”、“资本家”。多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没把我压垮，我就是坚信，我们的党决不是这样的党。后来我就想，可 能是政策上有失误，我有理解能力。下农村没什么书看，我就看《马克思全集》、《毛泽东选集》，现在小平同志的书籍我都 看了好几遍。

　　生产队实在太穷了，一个棒劳力一天才挣一毛五工分，还发不下。当时干部就来找我和我老伴，想办个电镀厂，我老 伴有关系，他以前是天津市五金工会的一把手。

　　没饭吃啊，逼急了一张白纸上也能画画。我们就办，他们搞外交，搞技术，拼脑子，拼智慧。结果1970年到19 76年，我们给他挣了48万哪！全村1/3家庭盖了瓦房。他们也给我分了两间瓦房。那时我和我老伴退休金只有35块钱 。村里每月还能发给我100到120块钱，并且送我的3个儿子到天津上了技校。这不就等于送孩子回城了吗？因为这些， 体现出我和我爱人的生存价值，我们没被饿死，也没被歧视。那时候是真苦，麸子饽饽、马齿菜饽饽都吃了。

　　新世纪：其他村有来取经的吗？

　　袁家倜：有。但是他们不行。外交不成熟，经营管理也不行。就像赵本山演的那个龙泉山庄，所以他们很多都没有学 会。党是好的，只是执行者、中间层是最可怕的。这错不归党，我联系好了中间层，大家都有了，这不也给我房给我粮食。这 不大家都过好了嘛。

　　新世纪：把一个村子的观念转变的同时，对您自己也很关键。

　　袁家倜：对，那个时候早上5点起来和大姐们一起给劳动力做饭，农民的生存太艰苦了，汗珠子砸脚面，挣那一点工 分，珍惜粮食。我找到了生存的价值，自我拼搏自我生存。就凭着我一定要活着，绝地逢生。以前我是什么人，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一阔小姐阔太太，8年的农村生活，脱胎换骨成了新人。

　　那是我人生最光荣的日子，我体会到了存在的价值。1973年家骝回国时，跟周总理说，我有个妹妹还在农村。总 理就批示了。可是那时候还有“四人帮”挡着。1978年，小平同志的秘书亲自到天津来办我这事，3天就办好了，我回来 后就在华侨农场当会计。党对我的恩情太重了。

　　捐资助教

　　新世纪：你捐资助教现在是第二批了吧？

　　袁家倜：是的，第一批的10个孩子已经毕业了。农村的孩子学习比城市孩子知道用功。这些孩子每年都寄成绩单给 我，两门功课能考198、199分。我最爱的孩子叫焦艳梅，她考入县中，3门主科全是100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 安慰。

　　新世纪：您的捐资助教是如何具体实施的？

　　袁家倜：让当地(天津市蓟县)给出贫困生名单，我自己在里边挑，我专挑最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两批孩子我每年把 钱交到他们自己手里，没有中间环节，每人500元。今年8月初，台湾有个邀请，请百名有良好声望和杰出成就的大陆人士 ，作为民间大使出访台湾，我不想去。一是我经不起这么大的波动，二是来回加起来得花两万元钱，对我没有多大的价值，还 是把钱留给孩子们上学心里更踏实。

　　下海从商

　　新世纪：您到深圳创业时，已经62岁了，这是中国人开始颐养天年的年龄，您当初是怎么想的？

　　袁家倜：那时我已经接受到改革开放的思想，由于经常跟着兄嫂跑，所以也有一些开拓性的思维，但当时天津还很封 闭。1987年深圳市长吴小楠想请袁家骝和吴健雄去当高级顾问，转道找我，要我为他们聘请袁先生和吴先生。后来，吴市 长发现我有些经验，因为解放前后我爱人就是大企业家，我和我爱人做大企业很有经验。她邀请我参加特区建设，聘我为特区 经济发展公司顾问。我去深圳打工时，忘记了自己已经62岁，当时拼搏的思想压倒了一切。

　　新世纪：在深圳的6年，您收获到了什么？

　　袁家倜：我作为深圳市的拓荒者，参与了香密湖酒店及小梅沙度假村建设。我也参与外商谈判，还有些成果。那6年 ，虽然苦但拓展了眼界，深圳人有那种执著、拼搏，他们有先进的管理理念、经营策略。这期间积累了我个人的创业资金。

　　新世纪：什么使您又回天津？

　　袁家倜：6年后的深圳发展已经快饱和了，而天津已经起步发展。我一直还是天津的政协委员，市政协的领导就劝我 ，回到天津搞企业。我当时是想在深圳落户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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