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质危机到核危机: 怎样和伊朗人谈判

　　编译自《纽约时报》, 作者原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

　　不久前，美国发表了一个值得欢迎的声明: 愿意加入与伊朗的直接谈判( 国务卿赖斯于5 月31日宣布—编注)，这件事重新点燃了我对一段亲身经历的记忆。

　　人质危机与核危机

　　25 年前，我是处理伊朗人质危机的美方首席谈判代表( 当时作者任美国副国务卿—编注)。那次谈判的主题围绕1979 年11 月4 日在德黑兰被扣为人质的52 名美国外交官。他们在被扣444 天后获释，就在1981 年里根的就职之日。自那一天起，我们和伊朗既没有外交关系，也几乎断绝了所有直接对话。

　　1979 至1981 年危机的局势和目前的有一些明显区别。当时想进行面对面谈判的是美国，而今天要直接对话的是伊朗—该国领导人希望借此弥补几十年来美国对伊朗的“羞辱与污蔑”。25 年前的谈判关系到52 个个人的命运和福祉，而2006 年的谈判( 如能举行) 将涉及一个可能危及千百万人生命的问题。

　　教训一: 找对谈判对象

　　不过，从当年与伊朗的谈判中，仍可以吸取一些在2006 年能为我们所用的教训。首先， 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在与合适的人对话。在人质谈判期间，我们遭遇的最大挫折之一是: 尽管用很长时间争取与当时的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达成解决办法，后来却发现他连转移人质的权力都没有，更不用说促成他们的释放了。如果2006 年我们的谈判者能摸清伊朗的权力架构，或许可以避免类似挫折。

　　眼下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风头正健，十分高调，但他的实权可能没有看上去那样大; 况且随着时间推移，权力也可能易手。最终的权威仍保留在最高精神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手中，我们也很久没有听到关于曾任两届总统、现任伊朗权宜委员会( 最高仲裁机构) 主席的拉夫桑贾尼的消息了。

　　教训二: 提防“集市行为”

　　其次，我们的谈判代表必须对一种可称作“集市行为”的情况做好准备。我和很多国家对话者的谈判尽管也相当艰难， 但我总是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协议一旦达成，对方就会按章履行。而伊朗人的谈判方式就像中东的集市一样，惯用手法包括漫天要价、假意退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为一些细枝末节讨价还价。

　　1981 年1 月19 日( 里根就职的前一天—编注)，在协议签署之后，伊方突然推翻一项关键的技术附件。为了让他们

　　到原先的约定，我通过一条我知道被窃听的电话线指示专机飞行员发动引擎。伊方很快放弃了新要求，次日人质便获释了。

　　如果伊朗人最终走到谈判桌前，我们的谈判者必须有耐心，而且是超乎凡人的耐心。伊朗人一切言行的潜台词都包含对美国的历史积怨，至少可以回溯到1953 年由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推翻伊朗政府、扶持原国王复辟的政变。

　　人质危机被拖得旷日持久，大概是伊朗人想让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曝光最大化， 同时尽可能长时间地羞辱大撒旦( 美国) 及其总统。其中一次令人不解的漫长拖延是因为伊朗人拒绝与美国签署任何直接协议。后来我们建议: 协议可采取双方都向第三国阿尔及利亚作出有条件承诺的形式，结

　　果对方同意了，其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教训三: 可以制裁但不应动武

　　第三，如果由英、中、法、德、俄、美六国提出的新奖励方案无法说服伊朗暂停其铀浓缩计划( 这是华盛顿加入谈判的条件)，我认为制裁可以扮演有价值的角色。人质危机显示，在实行制裁时应集合尽可能多的参与者，包括俄国人在内。尽管在人质危机临近结束时，我们通过联合国实施的制裁在执行上已成为强弩之末，但这一措施仍对全体伊朗人产生了影响。当伊朗领导层不得不权衡继续扣押人的

　　潜在收益与代价的时候，制裁在他们的天平上肯定占有相当重的份量。

　　与人质危机发生时一样，军事解决方案既不明智，大概也不可行( 当时卡特总统命令美军特种部队乘直升机从航母起飞、突击伊朗的行动中途失败了— 编注)。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军事选项，但我们必须坚持采取外交手段，如有必要还可以用经济制裁的方式。

　　教训四: 对内对外都应坚持不懈

　　我们的谈判代表必须立场坚定、态度坚决，不仅在与对方打交道时，与媒体、行政当局和公众打交道时也一样，因为这些人难免会失去耐心，迫使交涉者过早宣布谈判已告结束。

　　在1980 年圣诞前不久，就在卡特政府陷入大选落败的愁云惨雾之时，我们又收到伊朗人的一个信息，要求将释放人质的金钱条件( 即美国解冻伊朗资产的金额) 从80 亿美元加码到240 亿美元。当时我差一点想撒手不管，把这件事留给即将入主白宫的里根政府解决。但最后我认定: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不能就此放弃。对方后来放弃了这一要求，谈判按与我们原先提出的条件相近的条款完成。

　　当美国的代表在未来谈判中面临类似情况时( 肯定会碰上的)，我希望他们能认识到，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来说，坚持不懈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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