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慈善排行榜迷局：计算方式不同是主因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郭高中、实习记者张琰/北京、上海报道

　　有关部门正在筹备成立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来保障慈善信息的透明

　　2006年4月18日，由国家民政部及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指导、《公益时报》主办的“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 ”在人民大会堂高调发布。今年55岁的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

以1.6亿元人民币的捐赠额夺取榜魁。

　　该榜单由于民政部等官方机构的参与而被媒体冠以“官方版”慈善排行榜，这与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先后发布的“胡润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以下简称胡润榜)、福布斯中国慈善排行榜(以下简称福布斯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但是三个榜单却让人们看花了眼，其中差别很大。

　　在“官方版”中高居榜首的黄如论，在胡润榜中却屈居第三；而在胡润榜高居第二的杨澜，却在“《公益时报》版” 中名落孙山。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比后还发现，进入胡润榜前20名的慈善家中有15人被排在《公益时报》的慈善排行榜前 20名之外，甚至榜上无名。

　　三个排行榜不仅排名前后差异很大，即使同一个人的捐赠数额也相差悬殊。余彭年、黄如论是同时出现在三个榜前1 0名的仅有的两位慈善家。

　　余是希尔顿深圳彭年酒店董事长，他以20亿元的捐赠额度高居胡润榜榜首，而同样是他，在《公益时报》榜单中的捐赠额度则缩水为1.08亿元，在福布斯排行榜中更减少到9360万元。

　　黄如论在三个榜单中的捐赠额则分别是4.47亿元、1.61亿元、1.58亿元。

　　天津天狮集团总裁李金元在胡润榜中排名第九，捐赠数额是9438万元；而在《公益时报》榜单中却排名第11，数额为3000万元；福布斯榜单中排名第九，数额为1303万元。

　　慈善榜出笼始末

　　针对同一群体的不同排名，差异如此之大，令人费解。

　　2006年5月20日，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出自己的疑惑后，《公益时报》总编辑刘佑平笑着说：“这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

　　刘佑平是《公益时报》慈善排行榜策划人之一，这几年他一直在和该报副社长彭建梅共同策划此事。

　　早在2003年，中国大陆开始出现各类排行榜。作为公益事业的推动者，彭建梅和刘佑平开始设想对中国慈善家进行排名。就在当年年底，中国企业家论坛在哈尔滨市滑雪胜地亚布力小镇举行，英国人胡润也出席了论坛，《公益时报》前去出席论坛的记者与其相遇。

　　刘佑平说：“当我们把这个想法讲给胡润后，他十分感兴趣，双方一拍即合。”

　　在双方的合作下，2004年中国大陆慈善排行榜出笼，从此“慈善排行”开始逐渐为中国社会所熟悉。

　　合作完第一届慈善榜之后，胡润和《公益时报》分道扬镳，双方开始各自搞自己的慈善榜。福布斯杂志中文版也开始跟上，于是出现了中国慈善榜 “三分天下”的局面。

　　“官方榜”、“胡润榜”、“福布斯榜”

　　《公益时报》是民政部旗下的报纸，这项活动自然获得了民政部的全力支持。记者在《公益时报》看到，民政部为此专门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发文，要求各地配合这项活动，提供统计数据，同时还看到多个地方民政部门上报的接受捐赠数据。

　　在中国，各级民政部门专门设立有救济救助处，负责接受社会捐赠和慈善救助。由于中国民间组织的缺乏，一直以来，政府部门成为大陆从事慈善救济的主要渠道，因此，这些统计数据来源自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面对记者的采访，无论是刘佑平还是胡润都极力强调自己榜单的权威性。事实上，《公益时报》慈善榜和胡润慈善榜是由2004年的同一个慈善排行榜发出来的两个“枝”。由于这一先天“血缘”关系，使双方在谁是第一个问题上有点“剪不断理还乱”。

　　刘佑平强调进行慈善榜排名的设想是他们最早想出来的，胡润只是在2004年跟他们合作实现了这一想法；胡润则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最初是他教《公益时报》怎么做的”。

　　胡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们主要通过企业自身、媒体报道来了解企业的慈善捐款数额。

　　“我们的调查范围从去年中国最富的500位企业家扩大到了2500多位，也交叉核对了来自最新的报道、新闻发布会和慈善基金会档案等，”胡润说，“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企业家们的慈善捐赠行为，我们还必须参加慈善领域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拜访相关学者、记者、业内人士和慈善家本人。”

　　据记者了解，胡润曾亲自登门拜访过上海晨兴集团总裁王祖同、深圳余彭年公司总裁余彭年等许多富豪。

　　“官方版”数据来源获民政部支持

　　据刘佑平介绍，《公益时报》的数据来源首先是各级民政部门的统计数字。

　　刘佑平称，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提供的数据，以及数千个富豪企业家自己提供数据和捐赠凭证、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及财务捐赠数据也是《公益时报》慈善排行榜单数据来源的重要渠道；各大媒体和网站的报道以及《公益时报》自己所建立的数据库也是参考凭证之一。

　　刘佑平说：“我们会相互印证，保证数据的权威性。比如拿排在我们榜首的黄如论来说，福建慈善总会提供的数据，和黄如论自己提供的数据大体一致，而且一亿元的捐赠本报已派记者现场采访，数据可以认可。”

　　《公益时报》副社长彭建梅介绍说，《公益时报》2006年慈善排行榜在最后统计数据的时候，发现根据企业家自报数据2005年度捐赠过亿元人民币的一共有六个人，但最后核实调查，只认可了黄如论和余彭年两人。

　　《公益时报》在排榜的过程中十分看重企业家的实际捐赠，因此不少介于投资和捐赠之间的行为都被排除在外。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胡润榜中以2.3亿元捐赠额排名第五位，而在《公益时报》榜中却被排在108位，捐赠额只有210万。

　　据介绍，李书福自报捐赠额为2.2亿元，捐赠对象为海南三亚学院，该学校也出具了捐赠凭证收据。但经《公益时报》调查发现，从吉利公司网站和媒体报道，以及该公司“落笔洞”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授受媒体采访时都自称是投资，与捐赠之说不符合，因此这个数据没有被《公益时报》采纳。

　　计算方式不同是主要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这些慈善排行榜差别巨大的背后，除了数据来源不同以外，对慈善理念的理解不同也是主要原因。

　　胡润是按照国际例行的基金会形式，以累积捐赠和承诺方式进行计算的；《公益时报》则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捐赠额计算；福布斯排行更不算实物捐赠和任何承诺捐赠。

　　比如在胡润榜排名第六名的赵汉青2005年承诺给北大教育基金会捐赠一亿元，从当年开始，每年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

　　胡润榜就按照一亿元人民币的捐赠额度计算，而《公益时报》则按照2005年实际捐赠1000万元数额计算捐赠额。捐赠20亿元、排在胡润榜首的余彭年，其数额则是胡润根据余彭年承诺的在其离世后，将“彭年酒店”捐给社会估算出来的。

　　其次，胡润只计算大陆有捐赠行为的企业家，民营企业家若控股公司50％以上，企业捐赠计入个人捐赠数额；而《公益时报》则计算内地所有有捐赠行为的人，包括官员、艺术家等各个行业；福布斯只计算民营企业法人。

　　所以，《公益时报》榜单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官员甚至(前)国家领导人都榜上有名，同时也不乏社会知名艺术家。

　　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以2005年度200万元的捐赠额位居《公益时报》2006年慈善排行榜第114名；钱其琛以一年捐赠70万元、李瑞环捐赠50多万元分别被《公益时报》授予“特别贡献奖”；已故著名书法家刘炳森以120 万元捐赠额位居《公益时报》2005年慈善榜第108名；作家冯骥才、画家范曾都以年度100万元的捐赠额并列200 5年慈善榜第115名。

　　警惕以慈善的名义

　　大陆慈善排行榜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在《公益时报》社采访时，记者获知一个有趣的插曲：就在2006年4 月份胡润慈善榜发布之后，李嘉诚的秘书从香港打电话到《公益时报》问刘佑平，为什么慈善排名第一的是余彭年而不是李嘉诚？他把胡润榜当成《公益时报》发布的了。

　　刘佑平告诉他，他们都只计算内地的慈善家，李嘉诚在香港，没有计算在内。

　　记者了解到，慈善家们普遍更重视《公益时报》的排名。

　　但是有人也对《公益时报》排名的公正性提出了疑问。他们担心众多富豪都十分重视带有官方性质的排名，是否能真正保证做到客观公正，里边会不会有利益交换行为？

　　刘佑平坚决否定了这一点。他说只有保障榜单的客观公正，才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就没有前途。他承认个别企业给过一点点的赞助，但那远远不够成本支出。为了做慈善排行榜，他们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团队常年工作。

　　针对三个慈善榜出现的巨大差异，6月20日，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社会救助处处长郑远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他首先正面肯定了三个榜对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形成舆论环境的积极的作用，但他承认由于信息来源、统计方法等不同，导致排行结果也大大不同，确实有点乱。

　　郑远长认为从慈善事业发展的角度看，以后更应该加强信息公开透明，使社会捐助信息准确透明，给社会一个明确的交待。这样才能够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在筹备成立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来保障慈善信息的透明。另一方面，由民政部起草的《慈善事业促进法》已经列入立法计划，这都必将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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