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勉强维持的中国摇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剑锋/沈阳报道

　　他们当年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歌,为什么20年过去了,写的作品还不如以前了呢

　　一个喜欢摇滚乐的人对另一个不喜欢的人说:你不喜欢，是因为你身上根本没这种东西。他说这话的口气，透出十足的骄傲。可摇滚到底是哪种“东西”啊，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总之如果喜欢摇滚乐的人，纵然生活把他折磨成一个生活的奴隶，只要你让窦唯、张楚、何勇站到他面前放声歌唱，一定能找回年少时那个桀骜的自我。”摇滚乐迷潘刚说。

　　就如一本介绍重金属音乐的书上的句子:如果你觉得这种声音有些吵，就证明你已经老了。

　　所以，摇滚乐显然是和激情、和青春有关的东西了。

　　6月16日、17日、18日，中国摇滚乐坛在沈阳火车头体育馆实现一次历史性的“阅兵”。“如果再来20年”大型音乐会以纪念摇滚乐在中国诞生20年之名狂欢3天。中国三代摇滚音乐人首次同台演出，这几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崔健、“唐朝”、王磊、汪峰、谢天笑、“二手玫瑰 ”、SUBS、颠覆M等一共20余支乐队，全面展示中国摇滚各时期的光辉历程，也是中国摇滚20年风雨历程的一次总结性回顾。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摇滚人还能撑多久”

　　即使在

　　就在演出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了崔健，他一提到中国摇滚的现状，表情就很严肃:“中国摇滚正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现在几乎没有人能体会这种音乐形式的重要意义 。除了北京几个摇滚乐队和极少一部分痴迷摇滚乐的人还在艰苦支撑，很多人都已经退出了。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摇滚人还能撑多久。”

　　但沈阳火车头体育馆的盛况还是足以让人欣慰的。乐迷们站起来、站到前排，用力挥舞双臂，和台上的乐队互动着，场面感人至深。

　　与此同时，这次音乐会的音响、灯光与调音也是相当出色的。视频师陈雄伟说:“这些人员都是跟了崔健、王磊很长时间的人，经常与国外交流，他们熟悉国际上先进的灯光、音响是什么样的。”

　　窦唯没有来，许巍没有来，可是，谢天笑来了，声音还是穿云裂帛;二手玫瑰来了，带着那诙谐讽刺的语调;“唐朝”来了，有几个高八度丁武已经明显唱不上去了;还有王磊，这个走在摇滚前卫路上的人，为未来摇滚的方向实验着;汪峰，只有在现场才让人觉得他是搞摇滚的，而不是流行歌手;当然，还有崔健乐队，满身披挂，五角星帽，当之无愧的最后出场。

　　然而，却没人敢说，中国摇滚将从此走向春天。崔健说，如果说在这次音乐会的带动下，一两年内中国摇滚全面盛行，我没有那样的奢望 ，这要靠积累，也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摇滚乐队SUBS主唱抗猫说，我挺希望这次音乐会能让摇滚乐迎来春天，但事实上这一次成功并不能代表以后也会成功，毕竟摇滚乐还存在很多问题。

　　崔健直言不讳，中国摇滚乐还处在萌芽阶段。不要以为坐在家里听几张唱片，就是欣赏摇滚乐了。事实上，摇滚乐非常需要去现场感受，需要音乐会的形式。而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环境，摇滚乐远远没有深入中国人的生活。

　　“一无所有”的追求

　　大多数人对摇滚的记忆开始于崔健的《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那是在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纪念“ 国际和平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穿着一件大长褂子，背着一把吉他， 两裤脚一高一低，蹦到简陋的舞台上——崔健掀起的狂热无人能及，他替一代人唱出了他们自己，也让一代人跟着中国人自己的摇滚乐走。

　　20年后的今年，崔健和着全场上千人要求“返场”的呼声，再次唱起这首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作时，乐迷们还是那样激动，还是那样爆发，然而中国的摇滚乐是否真的走到“一无所有”?

　　摇滚乐迷潘刚说，“我非常喜欢崔健的歌儿，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它写出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他说:“我看他是我们摇滚乐的行吟诗人。他反映的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是准的，比大而无当的、泛泛的文化的那种，我更能理解。”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当《一块红布》仍然作为保留曲目，在音乐会上唱了起来，每个歌迷都拿着入场时赠的一块红布，为老崔歌唱、呐喊，在重新寻找当年的影子。

　　上世纪90年代初，“魔岩三杰”张楚、窦唯、何勇分别出了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黑梦》、《垃圾场》三张标志性的唱片。他们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体育馆举行的演唱会，轰动的场面令人难忘。那时被称作“新音乐的春天”。

　　而“春天”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后来的摇滚乐在中国日益边缘化，演出活动及相关报道少之又少，负面的传闻却时有所见，当年的辉煌，像传说一样遥远。所以，当摇滚乐的探寻者们努力想要办大型摇滚音乐节、音乐会，试图把摇滚乐带回到公众的视野时，才发现世界变了，摇滚也变了。在沈阳三天的演出过程中，天天上演着台上台下互相较劲的尴尬大戏:歌手喜欢唱新歌，歌迷喜欢听老歌。一个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歌迷说:“我就不明白，他们当年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歌，为什么20年过去了，写的作品还不如以前了呢?”

　　在北京、在上海，有为数不少的地下乐队，有的已经具备相当的水准，但他们的号召力，还很难和那些老乐队相比，更让人尴尬的是。他们已经不再拥有摇滚的“空气”。

　　SUBS乐队主唱抗猫，在演出时一口气唱罢五首歌，歌声中是愤怒与咆哮，是一次声嘶力竭的体验。抗猫向台下大喊:“摇滚是一种站着听的音乐，你们还坐在那里干什么?”

　　走下台，抗猫又变回到那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年轻逼人且挂着幸福的微笑，与震慑全场闲云野鹤般独自取乐的那个抗猫简直判若两人。

　　“我们的摇滚乐希望是一种可以与观众互动的音乐，我们表达的情感但并不活泼开心。在我的印象里，常有认真在听的观众是一动不动的，还有哭的。”抗猫对记者说，现场就是现场，是作品和人在一起呈现的最真实状态，也正是因为这样摇滚乐队的现场最有意义。

　　沈阳的三场演唱会，不少乐队都和SUBS乐队一样无奈地呼唤观众“站起来”。现在摇滚乐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很多摇滚乐队就是为了生存而在抗争，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需要保持一个乐观的精神，不要饿死在那里。抗猫这样说:“我们常常乐观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曾经苍老，但我现在风华正茂

　　崔健厌倦甚至痛恨被当作精神标志和文化符号，他一直在创作，可人们总是更喜欢《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同时，那个写“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的许巍，却不会再去写那些沉重的东西了。是什么改变了老的摇滚人?

　　抗猫说，我们时刻保持着对社会的敏感，中国摇滚的20年是中国社会变革的20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中国摇滚人都很敏锐，对国际摇滚趋势和脉搏把握非常好。可是有些前辈，他们却不再敏锐、不再与生活发生冲突、碰撞；但他们在那个年代做了他们应该做的，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沈阳，人们对中国摇滚乐的现状未来各抒己见时，王磊反问了一句很有摇滚精神的话，“摇滚为什么要走出困境”。是的，摇滚乐最不需要的就是怜悯和自我怜悯，摇滚的精神就是反叛和自由，需要的不是别的，只是对手。没有对手，英雄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英雄，人们又何必喜欢摇滚呢?而现在，谁都很难充当英雄。

　　周国平曾说，摇滚在中国从来没有兴旺过，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兴旺。

　　上世纪80年代崔健音乐的红火，得益于他的作品的内涵与时代氛围的幸运结合，与摇滚的红火是两回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可能再有这种幸运结合了。下一次在何时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无人能够预言。

　　能做的，就是坚持和进取。英国的大卫·鲍伊，就是那个一双眼睛同时呈现青绿色和棕色的著名摇滚乐手，56岁的时候，在他的个人演唱会现场，他浓密长发，花色复杂的大衣，音乐千变万化，千奇百怪，而他的歌迷 ，许多已经是中年男人，肩上扛着儿子，小男孩衬衫上印着鲍伊的名字。有人问鲍伊感觉怎么样，他说，很好，我还是我。“我和他同年龄，我一直迷恋他” ，一个歌迷如是说。“你爱着青春时候的他，就像爱一个年代;你爱着年老时候 的他，就像爱一种习惯。”

　　前两年来中国演出的深紫乐队(DeepPurple)每位乐手都60好几，加起来有几百岁了。他们号称“重金属之父”。中国重金属之父唐朝乐队主唱丁武说，老哥几个也会继续努力的，自己60岁的时候，一帮老头还在台上玩摇滚，那是多牛的事情。

　　唐朝乐队是中国摇滚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乐队，但正当乐队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贝司手张炬被一场

　　丁武说，“我们最后坚持没有解散，主要是我们最初热爱音乐的信念没有变，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另一方面在音乐方面我们都到了中年期，在创作方面很多在年轻时不成熟的东西，现在开始慢慢成熟起来，我们会把握好自身的价值，创作出更多长远的音乐。”

　　一直有人喜欢唱，一直有人喜欢听，有生命的东西会自己生长，摇滚乐也是这样，一直“相看两不厌”，也许就成就了一段不平凡。希望那些摇滚乐手60岁时，能像鲍勃·迪伦一样唱:我曾经苍老，但我现在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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