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在华师大座谈会间隙接受采访

　　80 年代是一个起点

　　查建英和很多人一样，怀念上世纪80 年代。她在80 年代初期开始写小说，在后期引领了“留学生文学”。如今，她作为80 年代的亲历者和记录者，筹划并出版了《八十年代访谈录》。

　　6 月26 日，她出席上海座谈会，27 日接受了本报专访。

　　文/ 河西　图／小武

　　不知天高地厚的80 年代80 年代初的查建英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虽然英文“很烂”， 但还是跑去美国留学。那时，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时髦的学说还没有在北大涌现。查建英的大多数同学都有作家梦，不是写诗就是写小说。

　　查建英也不能免俗，在北大写了几个短篇。后来的一个偶然机会暂时中断了她的写作之路，“当时我听说可以自费到美国留学，就报了名，申请的是南卡罗莱那州立大学英文系。恰好当时是托福来到中国之前的几个月，还不用考托福，所以我就‘蒙混过关’到了美国， 还拿到了一笔研究生奖学金。”

　　在南卡罗莱那州立大学，查建英学的是英美文学，从乔叟到莎士比亚，从海明威到后现代，整个英美文学脉络都清晰起来。这段研究英美文学的经历让查建英大大开拓了眼界，80 年代红极一时的先锋小说水涨船高之时，查建英冷眼旁观，她说:“各种流派的形式实验我在美国读书那些年早有所见， 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新鲜，那不是我的兴奋点。”

　　1987 年，查建英毕业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回到北京。当时的北京一派热闹，各种文学潮流各领风骚几个月。回到母语环境中的查建英如鱼得水，“我感觉自己接上地气了，大家的生活都是清贫的，但热爱写作和艺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在一起混，聚会、编刊物。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时期。”

　　当时，查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其中大多数篇幅基本上都写于1987 年至1989 年。

　　但她的留学生文学和后来在大陆风靡一时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不同，后者都是赚尽泪水的

　　留学打工文学。虽然查建英在美国的经历在中国人中并不具有代表性，但她认为，每个人的80 年代都是个人化的，就像很多网友质问《八十年代访谈录》为什么只选精英名人做访谈时， 查建英的回答仍是：80 年代是每个人的80 年代。

　　对80 年代的反省与怀念谈起做《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初

　　衷，查建英说并非蓄谋已久，缘起很偶然，“当时我被洪晃拉去给她那本吃喝玩乐的《乐》杂志出主意，但参加了《乐》的选题会后，发现杂志和我的写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顺手牵羊的，但我就糊里糊涂地成了《乐》杂志的编外策划。”

　　“在《乐》杂志的工作也有收获。有一天，在选题会上通过了一个选题， 想找一些80 年代的代表人物做一个专题。几个小孩都说他们做不了，一定得‘查老师’出马。我骑虎难下，于是就开始着手这个访谈计划。很快我发觉这需要一本书的篇幅，不是几个人物速写就可以对付过去的。结果‘雪球’越滚越大。”

　　查建英原本的想法是对80 年代进行批评和反省，但最后她发现，他们这一代人对于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还是充满了感情：“以前老是说要对80 年代进行‘反省’，觉得到了今天，对于它的局限、问题、天真、浅薄、脆弱，看得比那时候明白多了。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对80 年代有着一种感情。我认为这并不妨碍理性地评价它的得失。

　　这是我们的青年时代。它可能少见多怪、水平不高，经不起时间检验，但那是一个起点、一种追求。90 年代以来， 各种阵营壁垒分明，大多数人都多了一些世故、城府、复杂和纠缠。但至少在80 年代，争论和争鸣不会对友情造成那么深的伤害。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尽管当时有许多道德上的保守，视野和文学趣味上的狭隘、肤浅，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真诚、严肃和激情仍然会有一种怀念。”

　　向上海的读者赔罪

　　对于《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 查建英也不是没有遗憾，她说:“我必须向上海的读者赔罪。像孙甘露、吴亮、王安忆、陈村这样重要的上海作家，还有像先锋小说的格非、余华、残雪，我都没有列入访谈计划。这和我的女儿有关。2003 年，我回北京，公事是拿了古根海姆的写作基金给美国的出版社写《China Pop》的续集，私事则是想让我

　　的女儿能在中文学校中打下中文底子。

　　而我先生在美国，我一个人要照顾女儿， 不可能天南地北地跑，访谈对象只能选择在北京的，上海就没法去。” 就是来北京的计划内访谈人物也不是一帆风顺，北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北岛当时就在北京。他们之前已经约定访谈，但结果却完全出乎他们最初的预料和安排。“他确实是来了北京，但当时他结婚不久，新买了房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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