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80年代变成30年代

　　本文是6 月26 日下午座谈会的部分录音整理。与会的十几位上海、北京的文化人聊起80 年代的激情、狭隘和轶事。焦点集中在上海。

　　文字整理/ 刘莉芳 张羽(实习)　　图／小武

　　吴亮(评论家)：对于80 年代，大家肯定都有自己的记忆，这毫无疑问。我一直认为

: 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上海和北京没法比。

　　看到查建英的书，我心血来潮，脑子里浮现出各种片断。首先我想到在朱大可家吃饭，碰到张小波喝得酩酊大醉， 他被两个人架着在卫生间呕吐，双脚离地，挣扎，连连嘟哝:：不! 不！。好多年以后，张小波在北京成了书商，参与炮制了《中国可以说不》。

　　陈丹青(艺术家)：80 年代是时间概念，不是地方概念。上海，大家都知道它在80 年代很重要，为什么曾经重要，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上海

　　吴亮：1989 年冬天，我去茹志鹃家打

　　我关于80 年代的思考全是碎片的， 昨天罗岗还批评我：碎片观。这无所谓了，从碎片中看总体，特别好玩。

　　许纪霖(华师大教授)：刚才吴亮谈的都是碎片。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这些碎片串起来，形成一个记忆中的80 年代。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课题：90 年代中国思想的研究。当我们研究90 年代的时候，往往要谈到80 年代，这两 个年代形成了前后相连又彼此区别的对照。对于许多80 年代的过来人来说， 80 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三代”理想， 将80 年代作为理想性符号，反思和批判90 年代以来的世俗化和市场化。

　　比较80 年代与今天的上海，我认为80 年代文化人的公共空间开阔得多， 那时大家都充满激情，就像在古希腊城邦那样，生活在公共空间之中。我们就是在那样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还非常落后， 但在文化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那时的各种思潮非常活跃，公共文化生活非常丰富。校园里像是沸腾一样，华师大“夏雨诗社”培养了多少诗人！但现在华师大的“作家群”还有吗？这个氛围已经没有了。如今丽娃河畔，出名的竟然是儒商群， 以江南春为代表的华师大儒商群。

　　80 年代的文化人不像今天，一个一个山头，思想界封建化了。80 年代的时候，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还是朋友。

　　对于上海来说，80 年代不是1989 年结束的，从1989 到1992 年，还有惯性。上海的80 年代是以1992 年上海股市的开放而宣告结束的。

　　陈村(上海作家)：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同。我现在有点害怕80 年代要变成30 年代。我们现在所谓的时尚化的30 年代其实不是真正的30 年代，至少不是全貌的。

　　每一代人都会怀念青春，但有时候， 怀念不那么真实，对个人来说，情感是真的，但对历史记忆来说，就不真实了。当年，像孙甘露、残雪、马原这种人“爬”出来真是千辛万苦。马原发一篇破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不少人在杭州开会的时候轮番去跟《上海文学》的头头说，这才发出来。发出来之后成了经典。不像今天，不行就贴到网上去， 比如安妮宝贝，你不欣赏她没关系，有人欣赏她。大众认可了，出版商也来了。

　　在80 年代初期，有很多政治文章， 编辑们很喜欢这类文章，因为那些编辑当年也受压抑。那些政治文章，在今天读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的，当年一些所谓突破禁区的文章，比如《爱情的位置》， 因为当时谈爱情是下流话，所以文章提到爱情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我觉得历史造成了很多误会，使得那些根本不入流的文章成了文学史上的名篇。

　　80 年代大量文人进入政界，大量的人当了官，他们手中有了权力，这种权力不仅是文化上的，还包括对别人的人事支配权。大批作家当官不是好现象。吴彬(《读书》编辑部主任，《八十年代访谈录》责编)：其实陈村讲的是80 年代的一个方面，80 年代并不是一个神话，什么都好。任何时代可能都是这样，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看，把它和现在做对比，实际上是站在21 世纪去感觉、定位80 年代、90 年代。吴亮讲的也是80 年代的一个方面。80 年代有多种面貌，讨论可以有多种角度，评价也可以有多种标准，绝对不是一个非得正面评价的时代。

　　陈村：80 年代也有些正面的东西。那时候茹志鹃很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进作协的时候据说是上海作协最年轻的会员。当时她做了很多工作，想办法争取名额来使我们变成专业作家。我记得当时，她就是不让王安忆进来，王安忆当时在《儿童时代》做，她的文章其实已经写得很好了。第一批进入作协的有五个人，我是其中一个。王安忆两年后才进来。

　　许纪霖：我觉得陈村和吴亮都非常有意思，你们背负着“父亲”的阴影， 被压抑着，但又看不起“父亲”，想取而代之。但像我们在大学里面的年青学人，感受就不一样。我们的经验是没有“父亲”，反而隔代遗传，继承的是“祖父” 一代的精神传统，他们是1949 年以前的五四或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华东师大，有王元化、冯契、陈旭麓等老先生。

　　林旭东(纪录电影研究者、纪录电影评论家)：中央美院可能有点特殊，和导师就像是朋友。我在上学时，有一次苏联电影回顾展，我搞到一套票，但下午有课，我就跟老师请假，我还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放着素描课不上，人体模特放在那里，浪费国家的钱，跑去看电影。但导师却很支持我，他送我到门口，对我说，再帮他弄张票。那天晚上12 点看完电影，老师特地来找我，就跟我说，这个电影好。

　　吴彬：只有在80 年代，才真正地感觉到：将来可能会比现在好。80 年代之前是极度贫乏的十年，没有文化， 什么都没有。80 年代的起点低，但有一种被激发起来的兴奋感和被解放感。

　　何平(季风书园董事)：我觉得还是像吴亮刚才说的，上海仰望北京。许纪霖刚才讲的所有议题都是北京的，虽然吴亮没有讲，但他那种漂亮文章用的都是北京的话语系统。

　　我比较同意阿城讲的一句话，他觉得80 年代的意义不大。而到了90 年代以后，上海慢慢开始变化，逐渐变成一个和北京不一样的城市。上海现在最时尚、最前卫的人士对今天这种会议一点概念都没有。我觉得从90 年代开始，传统意识形态开始真正遭到摧毁， 到最后可能是任何人都不要道德。

　　刘擎(华师大历史系副教授)：我可能算80 年代的“遗少”吧。本来读理工科读得好好的，研究生毕业也才22 岁，就碰上“文化热”的浪潮，一下子高度兴奋、特别晕眩。

　　现在公共舞台上的主角是企业家、商人和娱乐明星。我们在这里感叹公共性的丧失，但人家那边“超级女声”啊，“我型我秀”啊，热闹着呢！人家玩得很开心， 根本就不用理我们。

　　从个人旨趣和情感上讲，我特别怀念80 年代的思想文化界。但人家现在玩得很热闹的那些事情就没有“公共性” 吗？只不过这个“公共性”里没我们的份！ 或者说我们很边缘，基本是被排斥了。80 年代的时代氛围消散了，我们这些人“遗老遗少”也涣散了斗争的激情，没有了悲壮感。但问题没有终结， 当下的“公共性”里面蕴含着许多新的可能性，也蕴含着权力关系，结构性的霸权和支配等等。但这一切都不是简单的，需要我们做出更为细致的辨识，提出更为审慎和深入的批判分析。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我们只有在“边缘”地带持守着这份职责.这说得好听一点是在坚持理想，说得调侃一些，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也没什么本事，我们干不了别的，就认命吧。

　　罗岗(华师大中文系教授)：80 年代从我们读书人的角度看，有真正的文化英雄，就是李泽厚等人。在《文化中国》丛书大量翻译外国书之前，没有多少人真正很认真地读西方的书，真正给我们直接刺激的先是李泽厚的书。

　　我觉得《访谈录》这本书里有两个因素的缺席，一政治因素，二是科学因素，80 年代最早起来的时候叫作“科学的春天”，尊重知识、人才。如果不想让80 年代变成怀旧的话，就是刚才陈村老师说的，不要变成所谓的时尚化的30 年代，就不能搞成逸闻趣事。

　　毛尖(华师大对外汉语系副教授)：

　　八十年代我基本上是在中学里度过的。那时，大家都特别崇拜作家，但现在， 作家在学生的心目中，不再像80 年代那样有光环，这一方面我觉得有学生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觉得80 年代的作家自己也应该有问题。你们在追溯80 年代的时候，好象很多在反省时代，但你们有没有反省自己呢？

　　其实我还是很羡慕书里讲的那些生活，你们吃的第一口奶就和我们不一样，没有那么平民的生活。另外，上海的时间观念和北京很不一样，在上海回忆80 年代的语速会比北京快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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