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城市都需要N份榜单

　　中国城市真的需要榜单的仪式感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强心剂和勋章。升斗小民傍着城市挣钱，不靠研究城市过活，榜单上的竞争力强盛与否，经济活力迸发与否，都不如薪资水平、房价、空气质量更冷暖自知。

　　文/胡尧熙

　　6月11日，倪鹏飞和7国学者联手完成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5—2006)》在成都发布，中国人的城市

　　榜格局已经从本土延伸至全球。榜单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变身的考核表，对于城市而言，榜单发布象征着躁动的速度感和成就感，排名决定着变身的进度应该有的放矢还是狂飙猛进，如果在榜单上找不到名字，规划者可以考虑把一切都推倒重来。

　　有多少城市榜？

　　城市榜的数量肯定少于中国660个城市的数量，但它和GDP一样，还在持续递增中。

　　榜单的数量呈现了城市的多面性和矛盾：西湖旁的楼盘已经超过1万元/平方米，但杭州人自我感觉是中国最幸福；小城

　　今天，城市榜出现在报纸、电视以外的更多的媒介里，比如博客和BBS，能出现文字的地方都有它存在的空间。也不仅仅只有学者、调查机构、媒体才是榜单的制造者，造榜行动已经方兴未艾地到了民间。从来没有去过台湾的安徽人整理出了全国城市美眉排行榜，并对台北美女极力推崇，外加注解“没有亲眼目睹过”；在生态安全榜上夺魁的大连被本地人顶上“缺氧城市”的首位，因为高消费和低工资带来了呼吸困难。这时候，权威和公正只是无所谓的等闲事，与其说是在排列城市还不如说是在为自己的城市生活亮分。

　　660个城市足够多，榜单上的有限名额当然不会变成“分猪肉”，名目和指标的繁多也可以让城市们在不同的榜上找到价值和荣誉。当然，城市会因为上榜而有节制地变得体面、整洁、环境优美，但那些最关乎城市生活的现实弊端不会因为榜单的增多而在一夜之间减少，人们对城市价值的判断也不会因此而多元化，在城市幸福感的指标中，排在首位的永远是收入以及房产。从这点而言，内心指向的榜单只有一个。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榜？

　　新浪网的调查显示，80%的人选择了把城市竞争力作为衡量城市的首要前提，但竞争报告太多，经济活力榜太多，上榜城市千篇一律，排位总有出入。相信谁，这是个问题。竞争榜曾是政府的保留项目，一家垄断，中国人习惯了照单全收并无异议。现在它被打包给了调查公司、中介机构，国内公司在全力参与，国外机构在热情参股，取而代之的结果是版本更多，指标更细，头脑更晕，相信谁都是不安的。但城市规划者们不这样看，他们要全部榜单，要么全部都不要。

　　市民们更关心薪资水平、房价排行、空气质量，这样的榜单更有人间烟火，但最好能够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城市，如果找到，我们可以靠榜单过活。所有的城市都需要一份城市榜，外资企业更相信《福布斯》和《新闻周刊》，久未浮出水面的包头人会觉得自己有了荣耀和奔头。宜昌只盼望浙商每年投自己一票，这是为数不多的上榜机会。上海期待创意城市、品牌城市、消费城市的头衔，已经习惯了年年不落。深圳希望自己永远是人均薪资最高，这样能让房价名正言顺。发榜日，大家一起公告天下，皆大欢喜，然后再为第二年的榜上有名而努力勃发。被城市榜忽略掉的城市会若有所失，并且痛下决心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份榜单，同样要气势如虹。

　　榜单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大学要排行、美女要排行，然而，这种排行却又并不是毫无意义，如一次无聊的选秀那么简单——其结果有可能影响到政府及公众的认识和选择。尽管这种排行已经被冰冷的数字填满，再也没有汉大赋的奇瑰雄伟富有情调，然而剔除了情感因素的这份社会报告却似乎更加不可或缺。或许，进化中的中国城市和城市人，真的需要榜单所附涵的仪式感来成为发展过程中的强心剂和勋章。想成为什么样的城市，你就需要什么样的榜单。

　　谁最在意城市榜？

　　一年一度的城市榜正把规划者的时间分割成分、秒单位，一切都在发榜日之前进入倒计时状态，成为旷日持久的作业。城市硬件要更换，地铁申报计划要及时送审，房价要稳中有升，外资要大力引进，本土企业要全力扶持，高架桥要多多益善，所有工作都要向榜单上的名次看齐。但劳师动众的成果不一定都能获得高分，中关村和798工厂的存在让北京登上美国《新闻周刊》，并先后获得“最具活力的文化创意城市”和“世界风尚城市”，但两个驰名已久的街区都是年代久远的民间自发形成，政府大兴土木的“银行一条街”却惨淡地引不起国内外的任何兴趣，和期望中的“世界级金融中心”相去甚远。着眼于榜单效应的决策者并不能保证为城市交出满意答卷，而遗留下来的城市病痛，只能留给时间来慢慢偿还。

　　升斗小民傍着城市挣钱，不靠研究城市过活，榜单上的竞争力强盛与否，经济活力迸发与否，都不如工资表上的数字来得冷暖自知。成都的三轮车夫和广州的的士司机对所居城市在榜单上的顺流逆流不甚关心，前者是本地人，习惯了看完八卦榜之后倒在乘客位上睡到收工，后者是外地人，更在意一路上扬的油价是否会继续升位。这种景象在造榜者眼里可以被进化成关于城市舒适度的衡量指标——成都更加惬意，广州充斥着焦虑；一个适宜生活，另一个适宜拼命。

　　选不选择这座城市，究竟和榜单有多少联系？刚毕业的大学生去了深圳，是因为这座城市和他同样年轻，充满着变数和机遇，在自己的内心榜上身居高位；中年白领不愿挪窝，是过惯了日子，别处是不是更好都无关己事；民工跑到最近的省会打工，只因为那是省会，有大把工地。事实上，找不出一个在所有榜单上都十项全能的城市，即便有，它也无法复制十万人下海南的壮观画卷。

　　最喜爱城市榜的应该是城市论坛上的狂热分子，它可以被用作挑衅的口水，娱乐的八卦，关于城市荣誉的较量。在排行榜上位列前席的城市，市民随之一起鸡犬升天。榜上无名或是排位低下的城市，狂热分子极力想证明榜单的不科学和荒谬性。这时候的榜单被空前地重视，市民利益和城市形象被融为一体，对于那些有着情感纠葛的城市，榜单的地位会更高，比如成都和重庆，沈阳和大连，北京和天津。

　　不见光的软肋榜

　　李欧梵曾兴致勃勃地把上海和香港捏到一起作文化类比，好事者建议再加上北京，凑成三城围战。比较城市，更像是“极众人之炫耀，折以今之法度”的荣誉感泛滥。

　　马可·波罗的城市榜中，元朝大都排在第一，意大利人肯定不爽；韦小宝的城市榜中，莫斯科“跟猪圈也差不了多少”，捷卡特琳娜肯定不爽。不是所有的城市榜都让人心甘情愿地乐于上榜。《德国之声》连续3年把中国的16个城市列进全球污染最严重的黑名单当中，不能否认，无法接受，到最后是悄无声息的不了了之，是否有则改之则不甚明了——目前中国每年有30万人死于呼吸道感染。

　　城市的软肋从不缺乏人关注，只是少有人直面。深圳人对如厕难深有体会，也默认它被视为人情淡薄的名利场，但浮在面上的永远是创意工业和薪资水平所带来的利好。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城市空间仍旧绚丽，个人空间运转不畅，搏命的深圳人承认，平均睡眠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并且依旧找不到“方便”之门。事实上，追究城市的软肋显得无助而又奢侈，弊端可能会消失，但往往是在矛盾积聚爆发之后。广州对“最没有安全感的城市”头衔避之不及，但频繁严打和鼓励民警开枪都只是事件恶化后的工作，大家往往忘却了它的根源来自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对软肋榜避之不及的城市们到最后总会发现避无可避，在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里，伤口总要变成毒瘤才成为问题。

　　年初，《个人理财》杂志对全国最具影响力的37个大城市的房价和人均收入进行了分析，排出了房价泡沫榜，温州和上海分列前两位。以上海的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为例，该市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683元，三口之家的可支配收入为50049元，再按照目前我国居民43%的消费率计算，则该三口之家的平均年节余(年收入的57%)为28528元，目前，上海一套普通的两居室房价(按70平方米计算)为603890元。也就是说，上海的一个普通三口之间要买一套70平方米的住房，按照现在的收入、房价水平，平均需要21.17年。不过，上海的市民买房还不是最需要耐心的，最需要耐心的是温州市民，他们需要21.43年。建筑的纵向生长把人均薪酬增长的速度远远抛在身后，购房力当然也可以造榜，但是关于房价，任何榜单的出现都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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