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志强接受新周刊专访

　　他曾是上世纪80年代演艺界里命运最波澜起伏的一个。他的人生由几个关键词组成：明星、罪犯、囚歌。他的经历里，剥离开时代背景，一切说辞都显得太过草率与轻飘。

　　文/陈艳涛 图/郭义(除署名外)

　　上世纪80年代，他是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因主演《小字辈》、《夕照街》等影片

，而成为当时的银幕新星。1981年，他和刘晓庆、唐国强、陈冲、潘虹等11位演员一起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演员。在事业的巅峰时刻，他却因流氓罪被判入狱4年，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几年后，他又凭借《铁窗泪》等一系列囚歌大红大紫，8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全国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迟志强哀恸、悲伤的囚歌。那种情形，类似今天的刀郎：红得快，消失得也快。

　　迟志强是80年代演艺界里最波澜起伏的一个，他的故事版本多多，当年究竟因为什么被判流氓罪，他曾经在一些场合解释过，但很含糊，遗留巨大空间。为什么以囚歌走红之后又突然从公众视野里消失？至今，他仍给人留下很多问号。

　　迄今，网民在评论迟的时候，还有不少人会骂他是强奸犯、大流氓，说媒体报道他是时代堕落的表现。但，迟志强的经历，很难用这样简单粗暴的结论来评判，在他的经历里，剥离开时代背景，一切说辞都显得太过草率，太过轻飘。

　　《新周刊》:上世纪80年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迟志强:80年代正好是我事业、生活、个人道路发生剧变的一个时代。我最辉煌的时候是80年代，最艰苦、最磨难、最坎坷的时候也在80年代。失去的东西我又重新获得也是在80年代，重新获得政治生命、艺术生命，乃至我个人喜欢的电影、电视表演艺术等等都是在80年代。这是一种幸运还是我的悲哀？我说不清。国家在经历着改革开放。而我个人，也经历着国家和个人的互相作用。我有得有失，有幸运有磨难。

　　《新周刊》:现在再回头看你当年拍的那些片子，你认为自己是个好演员吗？

　　迟志强:80年代初，我就获得了我们国家电影演员最高奖项——政府奖，全称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优秀青年演员创作奖”。这个奖我们国家到现在一共颁布了两次。一次是给老艺术家，是给赵丹、白杨他们的，一共颁布了22个人；我们这次颁布了11个人，其中有刘晓庆、陈冲、唐国强、我等等。

　　在80年代我很荣幸地拍了《小字辈》、《创业》、《济南战役》、《最后八个人》。所谓创作奖不是因为一部电影，是创作塑造鲜明的一系列形象。像《小字辈》我演售票员，《济南战役》演一个牺牲的战士，《最后八个人》演抗日战士，《创业》演的是创业的技术人员。那个时候我特别年轻，参加工作才十七八岁，到了1980年获奖的时候已经拍了八九部电影了。那个时候角色不像现在很多，上一个戏不容易，很多人都在争取一个角色，我拍了很多，这很不容易。

　　《新周刊》:当时为什么入狱，能坦率说说吗？

　　迟志强:那时候随着改革开放，邓丽君之类的歌慢慢流传进来，我们国家虽然不禁止，但也不提倡。我所接触的环境，像高干圈子，他们优于老百姓的一点就是有很多这种磁带，偶尔在家里举办舞会。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还是觉得刺激、新鲜。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北京的好多演员、明星来到南京参加一个大型活动，我就接待他们。后来要找几辆车送他们去机场、火车站。就有人介绍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姓陈。她特别有能力，是部队的军医，医院的营级干部。她安排好了一切。我特别感谢，要请她吃饭。她建议去她家吃。我不能喝酒。但当时出于感谢，一下子就喝掉了半瓶。那时候年轻，酒量也不行。我估计陈大姐这个人，她是离婚的，肯定是喜欢我。后来报道我是强奸、轮奸，那都不是事实。

　　我让司机送我回去，她就说不用，让志强住我家吧。我的朋友也说满脸通红回组里形象也不好。我说好。她那时虽然已经离婚了，但也很年轻。我一进她的房间，就觉得特别香，说心里话心里也有点渴望，渴望和她在一起，也预感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也愿意这种事情发生。我也没有结婚，渴望新鲜、刺激的事情发生。她就说，你休息，我去洗个澡。这下我的心里一阵狂跳。她洗完澡，我已经迷迷糊糊要睡着了，她就钻进我的被窝里。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以后，我有点害怕、紧张。有点不好意思再见她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都不敢看她，像逃跑一样离开了。我回到摄制组还满脑子都是那晚上的事情，但一点印象也没有，想不出来那个情景。也没有其他感觉，就是紧张。当时我们在南京待了三个月拍《月到中秋》那个电影。就和她认识了，她父母经常不在，她还有一帮男男女女的朋友，放录音机，举行家庭舞会。我不常去，但一周也有一两次。拍摄之余也很愿意去。毕竟跳舞的有女伴，多是军区干部的孩子。虽然后来都判了刑，我也觉得当时就是纯真的好朋友，单纯的玩。

　　当时有个女孩跳舞的时候抱我抱得挺紧的，还偷偷告诉我，明天到我们家去玩吧。这个女孩比我小。我又是一顿心跳。她说明天下午一点到鸡鸣寺等我，我去接你。第二天，我就兴奋地去了她家。她家没人，一开门，把门一关，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我还是很紧张的，也抱她。后来在她家待了两个多小时，跟她有了性关系。我讲这些就是讲我的生命轨迹，是什么原因导致迟志强入狱。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导致判刑呢？我也觉得奇怪。只能说，是我们那个年代不允许的事情。像谈恋爱，要经过党支部批准，才能去谈。1982年，我参加舞会，和这些女孩有这样的关系。然后戏拍完了，我就走了。到1983年，已经过了将近一年的事情，全国范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我们跳舞那家的邻居就向公安局揭发，说她们家就是流氓窝，每天晚上男男女女拉上窗帘跳舞。而且有电影演员迟志强。于是公安局就特别感兴趣，枪打出头鸟嘛，马上他们就立案了，把这些跳舞的人都抓起来了，问到都有谁，每个人都先说我。公安局就因为这个抓了我，我当时在河北的完县拍《金不换》，那片子还有几天就拍完了。南京公安局就来抓我了。

　　带到南京后，我就实事求是，把跟谁什么什么事情都说出来了，因为我也没有强行，也根本没有什么报道中的所谓裸体舞会之类的事情，顶多就是两个人抱得紧一点而已。其他什么都没有。结果在里面一关就是两个月。本来是要长影领导接我回厂里内部处理的。但在他们出发的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就发了《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的文章，讲迟志强就是强奸、轮奸。说我怎么露出狰狞的面目，恶狼一样扑上去……全是这样的报道。这是我入狱以后才看到的。这个报道出来后，公安局也傻眼了，说怎么能够这样不实报道呢，严重歪曲事实，干扰我们的审判程序嘛。当时全国的舆论都指向了我，江苏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这个案子不要放人，就按流氓团伙来判。于是我就被判了4年，还是从重来判的。那要按照报道来的话，都得枪毙啊。人家都说迟志强肯定要枪毙，但是结果出来，只有4年以后，媒体又哗然了，觉得怎么判得这么轻啊？其实我是没有罪判的罪啊。

　　《新周刊》:入狱以后，最让你痛苦的是什么？

　　迟志强:那时候上诉什么都没用。我到了劳改队以后才看到《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暴跳如雷，那两个记者要是在我面前，我就是判死刑都会把他们杀了。管教干部劝我既来之则安之，这样闹没有好处。当时每天都有记者，还有很多老百姓来看我。那时候我名气很大，就跟现在的陆毅似的。我感到屈辱，也没有能力辩解，只能忍受他们的眼光，忍受他们认为我是个恶棍。但是也没有想去死，我没有这个勇气。我的前途已经没有希望了，反而就一咬牙，决定好好干，就从牢里开始，不管以后单位会不会接纳我。

　　那时候我已经被长春电影制片厂除名了，多大的打击呀。80年代连个单位都很难找，而我被开除了，我就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回到厂里。我一抱定这个决心，就被分配到大田三组干农活。那个地有几百米长，没有机器，一天就要干完。还有就是把几吨重的大石头敲碎，弄成垫路基的小石块，敲得虎口都震裂了。回来后，看到迟志强的名字有小红旗，那个高兴啊，因为小红旗多了就能减刑。干了半年，然后就是春节了。指导员就说，小迟啊,春节就要到了，是不是排几个节目娱乐一下啊？我精选了20多个人，排节目对我来说是手到擒来，虽然我是电影演员，但是排个相声啊，三句半啊，小品、小短剧、歌舞啊还是不在话下，很快排了十几个节目。那年春节，名声大振啊，周围的老百姓都来看，这一下子，让支队的一把手作出一个决定，让迟志强当总导演，组织一个犯人艺术团。我们每个周末都演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唱《铁窗泪》。

　　入狱到这个时候，我记了两次大功，一下子减了一年半。要出狱了，那个兴奋啊，炒菜的声音，家的感觉，人民币，还有自己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兴奋完了就是茫然。出来时，面对那么多的记者，接我的人，一瞬间，我都想回监狱去。至少在那里我是平等的。而出来我去哪儿呀？单位开除了，我怎么待在我家的那个院子？像唐国强、陈佩斯等等都是我的朋友，人家都在干啥？

　　但是也得面对啊。我自己一个人坐着火车又从哈尔滨回到了长春。后来我见到厂长，那是我有生以来哭得最厉害的一次，连屋里的人都哭了，尤其是那些女演员。全团都来了，说怎么办呢。团长就让我去人事处报道吧。后来我就做了临时工，去后勤总务。我是1985年出狱，在总务科干了一年。推着个车去拉土啊，去修理什么东西啊，因为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就习惯了戴墨镜。

　　《新周刊》:什么时候又开始拍戏？后来怎么突然又成了歌星了？

　　迟志强:1987年吧，我们厂的厂长写了一个剧本，当时我在外地干活，我们厂长让我马上买机票到成都，去西藏拍这个片子。那时候我没有哭，但是那个兴奋呀。虽然隔的时间不长，才4年。但感觉是失去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又回来了。我们那个戏真是艰苦啊，拍长江漂流。在长江源头，我和李幼斌一个帐篷，全是他干活。吃的是压缩饼干和罐头，缺氧。这个剧后来没有上是因为刚拍完中宣部就有一个通知，说长江漂流的事情就不要宣传了。那是我出狱后的第一部电视剧。后来很多观众就说，你怎么不演了呢，其实不是我不演，那个时候《四大天王》《风流女杰》都是我主演的电影。只不过没什么影响而已。

　　拍这些戏前后，我们厂说迟志强你那个歌那么好，现在正好可以出磁带。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创作班子。以后在宣传里说歌词全是迟志强写的，那不可能，我没有那么多才华，只是改动了一些词而已。我没有想到那盘磁带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厂办的《电影世界》创办35周年庆典的时候，毛阿敏、阎维文他们都来了，所有人的掌声都没有我大。当倪萍说下面欢迎我们久违了的迟志强时，万人馆的大学生都拍手了。当时刘威站我旁边说，迟志强你小子又起来了。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是没有想到这盘磁带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录的初衷其实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告诫青年朋友们要懂法知法守法。

　　《新周刊》:那些歌很火过一段时间，为什么你又突然消失了呢？

　　迟志强:那时邀请我唱歌的人特别多，游离了电影电视表演了。这是我不情愿的。而且后来，这些磁带被弄成商业行为了，我特别反感。再找我去录的时候，我就不干了。什么都要有尺度。其实这些年我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一直在拍戏、唱歌，就是没有在中央台露面。但还是一直在从事这些工作，只是没有那么轰轰烈烈而已，没那么多人注意。

　　《新周刊》:经历过这么多的大起大落，你的性格这么多年有什么变化吗？

　　迟志强:我是话不多的人，但是和朋友们在一起又比较活泼。我不喜欢冷场，不愿意没有话题而让气氛冷，也不想在这些朋友中间有什么矛盾冲突。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比较热情，喜欢帮助别人。看到别人有磨难，就想起自己那个时候多需要帮助啊。哪怕是一句话，现在也会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入狱时，有个女演员，张小蕾给我寄了30块钱，说强哥啊你要好好振作。现在想起来真是比什么都要好。那时候郭宝昌导演带话说：出来以后我们再合作，那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我的变化就是：我要成为别人的精神支柱。我想，如果没有入狱的经历，我可能不会那么热情，会和某些明星一样很傲慢，用那种眼光看别人。但我现在永远也不会。

　　《新周刊》:你更愿意谈上世纪80年代还是90年代？

　　迟志强:人们都以为我会回避谈80年代，其实我很愿意。我愿意谈那个时候。那时候按时上下班，还有一个大集体。我渴望上班，也渴望一个集体，现在没有班上了，很怀念。包括入狱那段经历，大家都知道了，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但是我很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都还有人说我是强奸犯啊流氓罪啊，这让我受到特别大的刺激。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不是，我就是在那样的时间做了那样一些事。和我发生关系的两个女孩也挺惨的，那个让我去她家的女孩被判了1年，那个陈大姐被判了5年。如果说是强奸，是犯罪，那么谁是受害者？谁又不是？

　　我有错，错在对女友不忠诚，那时我很快要结婚了，拍完《夕照街》，就有人给我礼钱，我都收了。我很爱我女朋友。我不爱她们，当时是图新鲜、刺激，就发生了关系。我一直在后悔自己的行为，但对于别人说我是罪犯，是强奸犯，十恶不赦，还是觉得很痛心。

　　我现在是长影厂正式演员，这实际上是为我平反了。那时候冤案太多了，不可能一一澄清。做人不容易，尤其面对自己曾经的磨难。要面对磨难，要主宰自己，这是大话，但是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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