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外交官吴建民：搞外交和当兵一样

　　央视《面对面》播出节目《吴建民：外交一生》，以下为节目内容实录：

　　他是一个资深外交官，42个春秋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吴建民：外交资源是不可替代的，外国资源是四两拨千斤的。

　　作为中国驻法大使，他促成两国元首互访家乡，法国总统亲自为他颁受勋章。

　　吴建民：后来他们告诉我，希拉克对我的第一印象相当好。

　　退出一线外交之后，他又身兼数职,一个67岁的老人，忙碌在不同的舞台上。

　　吴建民：尽我最大的力量，做我能够为国家人民做的事。

　　一位67岁的老人，外交给他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面对面》王志专访资深外交官吴建民。

　　精彩对白：

　　记者：接触过总理的人都觉得总理这个人非常有魅力。

　　吴建民：他老人家服人，他不是压你。

　　记者：驻法大使这一段是不是最辉煌？

　　吴建民：辉煌我不敢用这个字，我就是做了一点事情吧。

　　记者：就从你四十二年的外交生涯来看，你好象是永远在被动的接受安排？

　　吴建民：搞外交跟当兵一样，命令你去，你能拒绝吗？

　　记者：那您忙得过来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今年应该是67了。

　　吴建民：那时间得放在刀口上吧。

　　吴建民，1939年生于重庆，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61年至2003年42年间，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等职务。2003年至今，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政协新闻发言人、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务。

　　这是吴建民在外交学院讲课的场景，67岁的吴建民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自从2003年结束中国驻法大使任期之后，吴建民一点也没有退休养老的意思，他头上反而多了四个头衔，分别是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政协新闻发言人。身兼四个要职，吴建民在退出一线外交工作之后，变得更加繁忙。

　　记者：那您忙得过来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今年应该是67了。

　　吴建民：忙不过来怎么样，就是时间安排的问题。你说一个人就24小时，那时间得放在刀口上吧，什么叫刀口上？就是对国家的利益、对促进两国关系最有用的地方去吧。

　　记者：四个职位摆在一起，你给我排下序，在你的心目中间，哪个对你最重要？

　　吴建民：外交学院，外交学院最重要。为什么？就是要培养人。中国，我们观察了那么久，中国我们各方面有很多人才，但是中国缺乏懂得世界的人才。中国人不会用外交资源，我现在还在为这个呐喊，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不懂得外部世界，外交资源是不可替代的，外国资源是四两拨千斤的，中国人懂得太少，我们能讲的也太少。

　　42年的外交生涯，吴建民深深感受到外交作为一种资源对国家的重要。退出一线外交之后，吴建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外交学院的管理和教学上，外交学院号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吴建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培养出更多出色的外交官。

　　记者：那您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受外交学院院长这个位置？

　　吴建民：当时我开始犹豫，后来领导说，我说这不好干啊，回了我一句话：不好干才让你去的。你怎么回答？不好回答了，这句话回答里面包含着信任，包含着对中国未来的，懂得一定世界人才的期望，让我来，不好拒绝。

　　记者：不但当院长，而且你还亲自给学生上课。

　　吴建民：对，对。

　　记者：这是外交学院的规矩呢？还是从你这儿开始，你自己创造的？

　　吴建民：我是这样想的，一个学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教学，我作为学院一把手，我应当通过教学，和学生有直接接触，

　　记者：同学的反映呢？

　　吴建民：好像他们还是欢迎的。他们说，哎呀，最好吴院长多教几堂课就好了。

　　吴建民42年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是担任中国驻法大使，在他担任驻法大使的四年多时间里，中法关系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记者：当时我们跟法国的关系，或者更往前推一点，并不像今天这样，你当时心里有负担吗？

　　吴建民：我去的时候，去的时候关系正在回升。我到那儿之后，我发表了一个讲话，把全馆的人员集中到一起，我说大家都有追求，我也有追求，我说我到这儿来不是养老的，也不是来坐末班车，我是想做一点事的，我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信息。

　　记者：但是当时您的年龄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了坐末班车。

　　吴建民：对。1998年我59岁了。但是这个人他是观察的，他一看你这么干法，不像坐末班车的样子。

　　记者：从您的心态来说呢？

　　吴建民：我一点没有坐末班车的思想，就是我原来的一个人生逻辑，做点事吧，而且到了这样一个岗位做事，应该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这个岗位上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

　　这是吴建民出任驻法大使，向法国总统希拉克递交国书后的照片，拍照时，希拉克作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他把吴建民请到了他和法国外长的中间。

　　记者：这是一个特别的礼仪吗？

　　吴建民：后来他们告诉我，希拉克对我的第一印象相当好。照相的时候，他一下把我推到中间去了，我说不行不行，总统您站中间，他说不行，您大使必须站中间，这样一想，恭敬不如从命了。

　　记者：以前不是这样。

　　吴建民：以前不是，以前是很多地方都是国家元首站中间，两边外长和大使，他把我推到中间去的。

　　记者：意味着什么？

　　吴建民：当时我没有仔细想，我想可能他反映出来对我们国家非常好，愿意在我的任期内推动法中关系的发展，我当时一种下意识的感觉到，他这么尊重我，是尊重我后面的国家啊。

　　从1999年到2000年两年期间，在吴建民的建议和安排下，中法两国领导人互访了各自的故乡，这在世界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

　　记者：谁的创意？

　　吴建民：这个创意应该说逐渐摸索出来的，我的一个秘书，他上过法国的国立行政学院，那是高等学府。他曾在希拉克的故乡实习过。他就建议我说，吴大使是不是到希拉克的故乡去看看，我说好啊，我一去看了以后，受到非常好的接待，住在省长官邸里面，省长把我带进客房，说你这个房子，戴高乐总统夫妇住过，我们夫妇去的，希拉克总统在这儿住过，房子是一个很古老的房子，我们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去了一趟，他们以为1999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他们以为这个东西，就很赞赏这个东西，就跟我讲，如果江泽民1999年的时候访问法国的时候去克立兹省，那么2000年希拉克访华的时候去扬州。我就把这个事情向国内传达，这很好啊。后来1999年5月份回国述职的时候，江泽民主席召见我，一对一跟我谈，我讲了思想，他很赞成。

　　2003年1月24日，法国政府用中国人民喜爱的红色将埃菲尔铁塔装扮起来，以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这是吴建民任驻法大使期间,策划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内容。

　　记者：埃菲尔铁塔应该说是巴黎的一个标志，但红色的埃非尔铁塔也是仅此一次。吴建民：仅此一次。

　　记者：我听说您当时表示担忧，并不是十分赞同。

　　吴建民：对。

　　记者：为什么？

　　吴建民：这个点子是法国人牵出来的，我还有一点犹豫。我说中国人来法国把铁塔搞红了，是要赤化法国啊，还有这个顾虑。后来我见到总统的文化顾问，她说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故宫的城墙不也是红的吗？你们中国人结婚不也是红的吗？我们法国国旗上也有红的，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她讲一句话，给我印象太深了，她说中法文化是第一次，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让世人忘不了的，让世人震惊的。

　　就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皮上红装后的3个月之后，中国爆发了非典疫情，许多国家都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计划，中国的外交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吴建民促成了法国总理拉法兰的中国之行，法国总理拉法兰成为非典期间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官员。

　　记者： 非典肆虐的时候，你把法国的总理请到了北京。

　　吴建民：是这样的，这个创意应当说不是我的，因为原来计划就是拉法兰这个时候要访华，可是呢，在这之前，很多对华的访问都取消了，因为非典的原因，你们知道，包括英国首相布莱尔，这一系列的全都取消了。这个时候，国内给我传来一个信息，就是希望拉法兰总理如期访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

　　记者：但是吴建民有什么能量让他不取消呢？

　　吴建民：我向总统的大顾问就讲这个道理，我说是，非典是中国人经历的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是法国是敢为天下先的国家啊。建交是你第一个，很多活动你法国人都是第一个啊，在日内瓦要跟中国就人权问题对话而不要对抗的，你法国也是第一个啊。我说你在中国人困难的时候去，我想对你法国，中法关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呀；第二不就是安全的问题嘛，健康安全的问题嘛，我相信中国政府是有能力控制这个局面的，

　　记者：那怎么考虑风险呢？万一呢？

　　吴建民：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万一，但是我想，政治家他所敏感的神经是什么？他考虑的是政治后果、政治效果，法国人是有政治远见的，他考虑到中国确实有困难。后来拉法兰见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讲了这句话，他说就是中国人现在困难的时候，需要法国人支持，我们就来了。这话讲的多好啊。

　　2003年6月27日，吴建民任职驻法大使期满告即将别法国，这一天，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总统府为吴建民送行，并向他颁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以表彰吴建民为发展中法关系所做的贡献。给一位离任大使颁授这样的勋章，这是法国的外交史上的第一回。

　　记者：大家对你在为驻法大使来说，评价是您是过往以来最杰出的一位驻法大使。

　　吴建民：不能说是最，我们历任有非常优秀的大使。我赶上一个好时候，赶上一个好时候是什么？中法关系在发展，我作为大使，我了解双方的一些情况，我这个时候，大使的权力什么？是建议权，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大使主要是这个权力啊，我就把这个权力用好，建议权，这个时候得到两国双方的认可，这个有些事情就做成了，

　　记者：那对于你自己42年的外交生涯来说呢？驻法大使这一段是不是最辉煌？

　　吴建民：辉煌我不敢用这个字，我觉得做了一点事情吧。

　　吴建民于1939年出生于重庆，父亲做过司机，母亲做炊事员，那么，一个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是如何走上外交道路的呢？

　　记者：您在大家心目中间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外交官了，但是翻开你的履历一看，好像是个误会。

　　吴建民：是啊，这就是时代造成的。我原来想学物理，特别喜欢物理。考大学之前班主任找我谈话，说北京外国语学院来招生，我看你文科也不错、数理化也蛮好，我没想到我将来搞外交，他说你去报考这个吧。当时班主任讲话是圣旨啊！那么就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到外国语学院，心里面还有一点情绪。

　　记者：那现在回过头看，大学四年，到底给了你什么？对你这42年的外交生涯，起了一个什么作用？

　　吴建民：大学四年的作用，第一它给我打了基础。我学法文，我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候打的；第二，我想大学基础教育还是做人，16岁到20岁这段时间，正好是人生观形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教育就是觉得好象应该为国家做点事情，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为国家做点事情，这个观念是慢慢在大学里形成的。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吴建民完成了法语本科、研究生的学历教育，毕业后被选进外交部。从1965年到1971年六年时间里，吴建民在外交部从事翻译工作，这是他最初的外交经历。

　　记者：外交官在人们心目当中是过一种非常精英，或者非常贵族的一种生活，您的这个背景好象离这个是比较远的，您自己也不避讳，您当时没有犹豫吗？

　　吴建民：从自己来讲呢，因为家里面我父亲母亲生了八个孩子，我是老二，生活也是相当一般的，所以对这些东西还是很不了解的。从，那种高雅的场面、外交的场面是慢慢学的，怎么学？观察啊，哦，一看人家是这样子的。年轻的时候有心。

　　记者：这6年实际上你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工作。

　　吴建民：对，就是做翻译。

　　记者：你自己的感受呢？长吗？

　　吴建民：六年应当说，因为翻译总是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做完一场翻译回来就查，这个不懂、那个不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的教育，基础知识是很有限的。所以有时候

　　相关专题：CCTV《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