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财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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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究竟是个中性的商品媒介，还是可以用来支持社会道德的工具？

　　-薛涌

　　“如果你经营风险投资，你就身价8亿。但你竟然拿着现在的工资，你有毛病啊？”这是在曼哈顿金融界的一次讲演中来自听众的提问，提问者是位风险投资商。被问者则是讲

演人，耶鲁的首席投资官大卫·史文森。

　　大卫·史文森是在耶鲁拿工资最高的人：年收入100万美元，超过校长一倍以上。但是，他在哈佛的同行，年收入在1500万到2000万之间。一个好的风险投资商，则可能挣到上亿。所以，在金融界，百万收入的大卫·史文森确实太过安贫乐道了。

　　再看看他的业绩，就更是不可思议：他也许是历史上给耶鲁带来财富最多的人。他的职务很简单，就是用耶鲁的捐助基金投资，使学校的财力升值。在美国，特别是私立名校，都拥有大量捐助基金。这是一个学校实力的基础。如果能够聪明地用这笔基金投资，学校的资产就会迅速翻番。所以，各大学会不惜工本，斥重金请一流的金融专家来经营。

　　耶鲁的捐助基金仅排在哈佛之后，为全美第二。这笔钱的形成，当然要靠一系列慷慨解囊的校友和财主：Harkness, Sterling, Beinecke, Mellon等等。这些名字，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财神”。耶鲁的许多建筑、

　　这78亿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首先，在史文森的经营之下，从1985年到2005年这20年，耶鲁的捐助基金从13亿增长到140亿，净增127亿。当然，这20年赶上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股市火爆，各学校的捐助基金都通过投资大幅上涨。净增值当然不是史文森一人之功。不过，如果拿各校捐助基金的平均增长比率来对比，在史文森的经营下，耶鲁的捐助基金比按各校平均增长率创造的财富多出78 亿。这当然要归功于他经营有方。即使和耶鲁的对手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学校捐助基金的平均增长率比，史文森的经营也比人家多生出40亿。具体地说，这20年，耶鲁捐助基金的年增长率是16.1%，哈佛虽然也表现出色，但年增长率也不过是14.9% 。如果一位校友1985年捐给耶鲁1万美元，到2005年，史文森就让这笔钱变成了将近11万。如果把这笔钱放在股市中，现在也不过是4万到9万多。难怪史文森在哈佛的同行杰克·迈耶自叹不如：“在这个行当中，大卫是最好的。”

　　1985年，当年仅31岁的史文森出任耶鲁捐助基金首席投资官员时，耶鲁的捐助基金正陷于危机之中。从1968年到1979年，美国处于高通货膨胀，低股市的阶段。耶鲁捐助基金的购买力下降了45%，以后也迟迟不见起色。实际上，耶鲁的财政危机，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期。乃至学校穷到要砍掉一些缺乏竞争力的系和学科，一度甚至连社会学系也面临着关门的危险。

　　捐助基金是一个学校的底气。耶鲁靠这笔钱支持着全校28位最顶尖的正教授，给学生提供奖学金，维修各种基础设施，支持各种运动队等。捐助基金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不佳，一切都免谈。这也怪不得，耶鲁从1990 年代初开始，在史文森的金融魔棒下渐渐反弹。科系不再砍了，像商学院这样的新兴学院，反而异军突起。给学生的奖学金也更有竞争力了，甚至读硕士学位也能拿包括生活费在内的全奖，所有博士学位都拿到全奖，外加暑假的经济资助。同时，整个校园突然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校方投入大量资金，对年久失修的建筑逐个维修。号称世界第二大的综合健身房，本是个获奖的老建筑。拆掉重建一个现代的健身房，费用是维修老建筑的一半。但是，财大气粗的耶鲁决定保留老建筑，对之翻修扩建。这个健身房经过昂贵的整型后，变成世界第一大，而且照样保留这古色古香的风格。这一切，离开了史文森怎么可能？

　　当然，他并不仅仅给学校带来财富。许多教授和员工的退休金，也跟着捐助基金经营。这也难怪，史文森的事迹以封面人物故事刊登在耶鲁校友的杂志上。许多人把他看作是耶鲁成功的魔术师。

　　史文森出身于书香门第，是6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化学教授。他父亲还是威斯康星大学River Falls分校文理学院的院长。他也就是在父亲的学校里读完了本科。1975年，他来耶鲁读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他到华尔街工作了6年，但觉得华尔街不是安身立命之处。他最喜欢的还是耶鲁。这时，恩师威廉姆·布朗纳德正好当了教务长(耶鲁第二号人物)。这位经济学家清醒地意识到扭转学校的危机必须以

　　史文森也当仁不让，迅速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闪光。除了理财的天赋外，他最可贵的素质，就是其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准则。一个只想赚钱的人，不可能在耶鲁呆这么久。在威斯康星州长大的史文森，从小受父母的影响，认识到生活中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他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当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为公众服务。也因此，他认为美国金融投资业的许多做法是不道德的。他的近著《非常规的成功：个人投资的基本方法》炮轰通用电气前CEO韦尔奇惊人的退休待遇。

　　在耶鲁，史文森不仅负责投资，卷入校园政治，还自愿给本科生和商学院的研究生们上课。他不愿意单纯地做一个赚钱机器，而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人。作为经营耶鲁投资的最高官员，他每天都会遇到这类道德问题：投资烟草业是否对得起那些吸烟的受害者(哈佛已经从烟草业撤资，耶鲁没有行动)？是否应该用投资的方式支持社会公益？一句话，钱究竟是个中性的商品媒介，还是可以用来支持社会道德的工具？

　　所谓“道德投资”(ethical investing)的问题，在耶鲁已经辩论了30多年。1972年，耶鲁成为第一个放弃价值中立的投资行为(即所谓“消极的机构投资者”)的主要大学，并由学生、教师和校友组成了“投资者责任委员会”。在1978年到1994年期间，在这个委员会的敦促下，耶鲁卖掉了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17 家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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