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噶亮：沪版“郭德纲”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问蔡噶亮在上海有多火？反正，上海开出租车的师傅都知道，上海滩有个“老滑稽”的人叫阿蔡。问蔡噶亮有多红？每天，他都要在家里接待至少一家媒体的采访。问蔡噶亮有多吃香？在上海本地电视上总能看到他的“大背头”，《百姓戏台》、《三人麻辣烫》、《家庭演播室》，后面的新节目还候着呢。

　　他参加过的一期节目，在上海本地创下9.4%的收视率。

　　蔡噶亮真名叫“蔡如华”。“噶亮”，上海方言里，是“眼镜”的意思。早年间跑龙套时，剧场老板的一句戏谑——“噶亮”从此成了他的艺名。

　　歌厅里唱了27年，沪北一家影院的小剧场卖了9年艺，名不见经传。今年2月，一位乐评人的一句“北京郭德纲，上海蔡噶亮”，忽拉一下子，成了“上海滩的草根明星”。

　　金丝镜，大背头，脖子上一条粗粗的金项链，浑身上下都是上海里弄的市井味道。一双精明、世故的小眼睛，紧跟着你转，留心你的一举一动，揣摩你的心思。多年来跑码头的经验，早已培养了他察言观色、看菜下碟的能耐。记者是他口中的“妹妹”，随行的摄影师成了“弟弟”。很配合地拍照，卖力地秀着各种“蔡氏”招牌动作。

　　采访过自己的媒体，他都记得“煞清爽”，至于到小剧场来看他现场演出的“名人”，他能列出长长的单子：“陈丹青对我赞不绝口；陈冲，那是国际明星；还有谢晖和他爸爸……”

　　蔡噶亮的看家本事，是一种被他称为“超级脱口秀”的表演形式。说白了，其实就是混搭的大杂烩——又唱又演又说，普通话、上海话再加苏北话，又以日常生活的笑料为包袱。

　　马路歌手、歌厅艺人

　　1980年代，在上海滩的歌厅艺人中，蔡噶亮是最早的一个。他不是唱功最好的，却是硕果仅存的。在上海滩，蔡噶亮是惟一一个跟上了时代、没有被淘汰的歌厅艺人。

　　苏北人蔡噶亮的童年是在老上海的“下只脚”——闸北区的棚户里度过的。闸北是啥地方？就是《上海滩》中“丁立”混出名堂前住的贫民区。这里聚居着来上海讨生活的各地穷人，大部分是苏北人。又因为位于苏州河以北，和虹口区、普陀区一起被叫做“江北”。上海方言中，“江北人”和“苏北人”都是带有歧视意味的。平日里，出身江北的人惟恐被人知道自己的底细；要是叫某人“苏北人”或是“江北人”，对方会瞪眼睛、赤红了脖子和你急。

　　有关“苏北人”的笑话，是蔡噶亮“脱口秀”中的最大噱头。

　　父亲是工厂工人，母亲在食堂里倒泔水，一家6口人挤在一间违章建筑里，日子苦是苦，也有乐趣。蔡大妈是民间语言高手，满肚子俗语、俏皮话，还有土生土长的人生哲理。从小，蔡噶亮就跟着娘学段子，向小姐姐学舞蹈动作。

　　1980年代初的上海，有种今天听起来非常浪漫的“街头文化”，过来人称之为“斩琴”：两帮大孩子约个时间，各自背上吉他，在街道口一首一首对弹，一首首PK。胜利的一方，就把飙输一方的吉他砸个稀八烂。

　　在那帮少年马路歌手中，小蔡不是最风光的那个。琴弹得不算好，飙歌的机会轮不着，只能在一旁敲敲沙球。如今的蔡太太，就是当时跟着他学琴的小姑娘，弹着弹着，两人就“搭界”起来。

　　中学毕业后，和上海弄堂里的多数孩子一样，小蔡顶父亲的名额进工厂。穿上了神气的工作服，才发现工人阶级的生活一点都不“荣耀”——在玻璃厂烧锅炉、搬氧气瓶，两毛钱吃顿中饭，一个月拿17块的工资。这个小年轻的一颗不安分的心，早就飞到厂房外头的花花世界里去了。

　　跟着厂里的文艺队到外面学交谊舞、踢足球，因为“跳舞不用上班，踢足球可以拿点津贴”。接着，跑歌厅、茶座、咖啡厅，能唱的地方都去了，“整天想着法子出头。有人找就去，没人找就自己主动找上去”。迟到、早退、旷工，厂领导的意见越来越大，扣工资、警告，最后要开除这个“不务正业”的小子。“还是我自己辞职吧。”丢了铁饭碗，扔了劳保。前面已经没路可走，待业青年蔡噶亮明白“只有靠演出这一条路了”。

　　1980年代初，几乎是一两年间，上海街头遍布大大小小的歌舞厅。一位老上海回忆，在顶峰时期，全上海总共有3000到4000家歌舞厅，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在歌厅卖唱的歌手，早几年在街头“斩琴”、飙歌的那批街头少年是其中的主力军。

　　唱功不算好，得靠“拉关系”。小蔡好不容易在一家咖啡馆里谋到职，当起了“助唱”，这是没报酬的工作，演出结束后给两块面包当夜宵，已是“老好了”。后来有机会上台了，唱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迟到》、《勿忘我》、《小秘密》、《阿里巴巴》……到今天，蔡噶亮最拿得出手的，还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一个晚上跑几个场子，一个月下来能有几百块的收入，比呆在厂里强多了。

　　在歌舞厅演出，要有演出证，小蔡一直没考上。多年来的“不入流”，让蔡噶亮有些自卑和底气不足。2003年，蔡噶亮终于拿到了证明自己资格的一纸证书，规矩却已废除。捧着“声乐四级”的绿本本，他一脸的“搞不懂”。

　　1989年，上海娱乐市场一夜间萧条下去。找不到出路的蔡噶亮只身南下，来到了广东的惠州。这个当时人口不到16万的小城市，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人、公关小姐，和形形色色混江湖的人。蔡嘎亮得到一份在酒店演出的工作，“包吃包住，一个月给1500块”。

　　人生地不熟，广东话也不会讲，背井离乡的日子，异常艰难：白天，除了睡觉就是写段子，晚上，拼足了劲演出；曾被一同南下的上海同乡“修理”过，也得罪过当地的黑社会。照片上的蔡噶亮，那时穿着一身蹩脚的西服，瘦得像根竹竿，黑边的眼镜遮去二分之一的脸。

　　渐渐地，

　　那时，“每晚我的演出票子都提前卖完，前面的位子需要预定”。看他演出的人，不少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每个草根艺人都有自己一套行走江湖的生存方式，在场子里，蔡嘎亮结交三教九流，拜当地有势力的人做“大哥”。到今天，蔡噶亮依然把和“有来头的人”的铁关系，作为自己有实力的象征。

　　中年女人是他的铁杆粉丝

　　南下两年后，蔡噶亮回到上海。先在香格里拉饭店驻唱，后来到当时上海最好的夜宵歌舞厅“花都夜总会”。一天唱三四场，唱到哪里生意火到哪里，“如果不唱，那个场子就关门了”。后来到麒麟宫的地下室演出。到那里跳舞的，多数是40岁以上的中年女人，“跳完舞后，她们就听我唱，受欢迎得不得了。”演出时间从30分钟延长到40分钟、一个小时，到后来的两个小时，原本5块钱的门票也跟着向上涨。

　　1990年代开始，歌舞厅市场日趋衰弱。迫于生计，当年在歌厅、茶座卖艺的歌手纷纷转行。

　　绝无仅有的，是蔡噶亮。“坚持5年的有二三十个，10年的有两三个，20年就剩下我蔡噶亮一个人了。”“我不是上海滩歌唱得最好的，像老杨(蔡噶亮现在的搭档)这样唱得比我好的，上海有几千个，但他没有市场。我找到一个结合点。”

　　9年间，蔡嘎亮牢牢抓住了他的核心观众群——40到50岁上海中下阶层的中年女性，上海方言称之为“黑大妈”。“黑大妈”是蔡噶亮的铁杆粉丝，也是他的衣食父母，在他的演出现场，多数是几年来天天捧他场的“黑大妈”。一上台，蔡噶亮就喊“姐姐”，开口三句话中必带一个“妈妈”。“对自己好一点，男人是靠不住的，小孩也大了，该吃好点就吃好点，该白相就白相。”几句温情的体贴话后，包袱抖开，台下便是笑声不断，欲罢不能。

　　有温情，有自嘲，都是些小市民的酸甜苦辣，和对现实生活小小的讽刺和挖苦，这或许就是蔡噶亮受欢迎的原因。用蔡噶亮的话来说，就是和粉丝要有共鸣。“我就抓住几点：反映民情，赞美女性，孝敬爷娘，尊敬师长。”“宗旨只有一个：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拥抱爱情。”

　　“在现场，要大智若愚，要大喜大悲。不能让全场300多个观众都喜欢我，但要让他们至少不讨厌你。” 每说三句话，他必然抖出一个包袱，笑完后，还得让人回味——蔡嘎亮讲的闲话，还是蛮有道理的。

　　在当年的歌厅歌手里，蔡噶亮属于“唱得不咋的”，在上海本地传统艺术滑稽戏艺人眼里，“蔡噶亮勿正宗”，但他就是有市场。他的粉丝团越来越大，在他的场子里，如今还能看到不少文艺名角。这，让多年来“名不正言不顺”的蔡噶亮有了骄傲的资本。

　　早些年的歌厅生活，被人从头上倒过酒，被人用钞票砸过，被赖过演出费，求的只是“生存”二字。如今，房子、车子和票子都有了，蔡噶亮在乎的是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业内

　　蔡噶亮的表演方式，一直争议不休，有人追捧，有人斥为庸俗。但看过他演出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认真劲儿。“一上台我就玩命了，上去就不下来了。眼睛一闭，被观众拥护的感觉真TMD好。” 为了保持台上有足够的体力，已经43岁的蔡噶亮坚持每天踢两个小时足球。

　　2006年的4月，蔡噶亮平生第一次上电视，摄像机前的他，额头直冒冷汗。录制完后，蔡噶亮终于弄明白了，“原来电视可以切，可以NG，可以慢动作，这比我在台上容易多了。”多年的临场经验培养了他的自信，“我处理(现场)的速度比他们(主持人)快多了。”

　　这个头脑“拎得清”、善于经营自己的人，很享受自己现在的名气，“连看车的都认得我”。对于未来，“要分两步走”，主要还是靠剧场演出，电视呢,“能给就上”。

　　虽然坚称“我还是蔡大妈的儿子”，永远“为四五十岁的黑大妈服务”，但蔡噶亮还是越来越“主流”了。他开了自己的工作室，雇了保安、司机、媒体公关和乐队，如今要看蔡噶亮的表演，门票最低也要50元，这显然已不是“黑大妈”们能消费得起的。

　　是努力向“文化”靠，还是保持“下只角”的格调和路数？离开原本的土壤，蔡噶亮还能红多久呢？想到这个，蔡噶亮有些心烦，“如果不火了，那也只能自认倒霉，大不了跟着妈妈去苏北老家，但我还是相信我蔡噶亮的，我把半辈子的青春贡献给了演唱事业，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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