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波匈迷雾下的中国谋略

　　-本刊记者/张凡

　　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对于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1956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在《毛泽东传》里，美国人特里尔这样写道。

　　毛泽东则在1957年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

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这让刚确定了中国新五年计划的毛泽东感到忧虑。

　　那是一个混乱年代。外交部解密档案中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所作的努力，中国第一次对欧洲事务表态，这一事件也影响了中国迈向国际社会的进程。

　　副标题一：波兰的愤怒和赫鲁晓夫的醉话

　　1956年3月，一份关于苏共二十大纠正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波兰被公开流传。

　　率领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总书记贝鲁特被这份秘密报告所击倒，于3月12日在莫斯科猝然去世。他生前在莫斯科表态：“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

　　一系列的事件在波兰引起了巨大社会动荡。波兰人感到自己被骗了，他们关于苏共秘密报告的讨论非常热烈。与此同时，对国内经济计划目标没有实现的抱怨也在增大。中国驻波兰使馆发回了波兰关于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的反应，称“在波兰报刊及部分群众中泛滥着一股不满现实和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巨大浪潮。”

　　一些关于苏联的政治笑话在到处流传，驻波使馆发回的电报中提到其中一则：波兰人写信给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不是称自己是圣人吗？那他就不应该和列宁并排躺在水晶馆里，他应该去耶路撒冷，那里才是神呆的地方！赫鲁晓夫接到信后说，他们得开会商量一下。开完中央全会，赫鲁晓夫说“中央不同意斯大林同志去那里”，群众问“为什么？”赫鲁晓夫说“因为那里容易复活，耶稣就是在那里复活的”。

　　在波兰人开始发泄不满情绪的时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对波兰领导人开展的民主化大感不满。1956年5月1日，在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宴会上，酒喝高了的赫鲁晓夫醉醺醺地即席讲了一通话，中国大使馆随后将此讲话回报国内。

　　在对波兰犹太人占有领导者多数进行批评之后，赫鲁晓夫对波兰已经开始向西方靠拢的自由化思潮加以斥责。他用质问的口气说：“波兰领导人说要学习西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呢？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对革命的背叛。”

　　但是说醉话的赫鲁晓夫显然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对波兰大使说：“我这句话仅是个人意见，请你转告你的政府，今天我的酒喝得多了，不知话说得对不对。”

　　波兰人并没有在意赫鲁晓夫的醉话， 6月份，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工人呼喊着“我们不要空头支票，我们要面包和自由!”的口号开始罢工，波兰政府出动了军队进行镇压，最终导致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23人被捕。此后共产党的威信全无，波兰不得不提前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波党八中全会，会议中检讨了镇压的错误。原来被批判并被送入监狱的领导人哥穆尔卡被释放，并回到了中央委员会。

　　但苏共中央坚持认为，波兹南的“反人民暴动”是美帝国主义策划的，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哥穆尔卡不同意苏共中央关于波兹南事件的看法。

　　“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哥穆尔卡认为，“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波苏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的分歧直接导致了波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开始派出军队逼近华沙。

　　副标题二：毛泽东决定支持波兰

　　10月发生的波苏冲突是社会主义阵营第一次出现军事干涉的危机。

　　波苏关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之下，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苏联人和波兰人都在向北京通报情况，希望能得到支持。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中国决定反对苏联出兵波兰的态度在外交档案中有所呈现。档案中关于波兰情况的报告，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记者报回的内容相似，观点却截然不同。中国驻波使馆在一封电报中谈到了苏联驻波大使希望中国进行干涉的意愿，“苏联大使谈话中表示，希望中共能使用影响防止此种错误发展。估计苏联在应付这一问题时有一定的困难，软则助长右派气焰，硬则有可能逼炸。”

　　驻波使馆随后的一封电报称，“波党右派以迫使中央全会通过了哥穆尔卡所提的中央名单，篡夺了党的领导，这是右派秘密有组织地阴谋活动的结果。根据目前情况估计，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新华社记者谢文清的一封内参，却是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天不存在波兰脱离社会主义而投向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资本主义在波兰的复辟问题。” 驻波使馆在这篇报道后面写了按语称：“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看法有基本差别。”

　　毛泽东随后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应该更准确一点，中国于是明确表态反对苏联出兵干涉，认为波兰仍将走社会主义道路。

　　10月23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抵达莫斯科，在会谈中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经过会谈说服赫鲁晓夫肯定了波兰政治变革的正确性，并表示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领导人，波苏危机趋于缓和。

　　波兰人稍后获悉了中国的态度，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在会谈中说：“苏联同志不了解波兰形势并准备诉诸武力，捷克和德国同志也持类似立场。苏联同志要中共领导也支持其使用武力。”但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联的意图，并希望立即派遣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当面阐述中国的立场。”

　　之后，为了稳定局势，周恩来在1957年初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3国。中国的支持让波兰人感到十分高兴，基里洛克说，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被接受了，这是整个阵营取得的胜利。

　　副标题三：在中国，纳吉也不会有好出路

　　“按下葫芦起了瓢”，10月23日，就在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的时候。在匈牙利又发生了几乎同样的动乱，并且比波兰有过之而无不及，十几万人走上了街头，愤怒的人群推倒了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上25米高的斯大林巨型铜像。由学者、历史学家、作家等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提出了10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在匈牙利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拉科西时期的错误进行清算；维护匈牙利的民族尊严和反对苏联大国主义。此前被迫害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纳吉在这一天被推上了台。

　　11月1日，纳吉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宣布取消一党制，退出华约组织，并请求联合国对匈牙利进行干预，以保卫它的中立。

　　11月4日，总理卡达尔不满进行政治改革的纳吉政府并退出，成立了新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并立即向苏联提出，请求红军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同日，苏军应卡达尔要求出兵进入布达佩斯。

　　这一次，中国则坚决的支持了苏联，毛泽东的态度至关重要，他认为“纳吉是一个典型人物，各国都有，本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11月1日，中国发表支持苏联政府的宣言声明，并连续3天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纳吉的错误，支持苏联出兵。这让当时的纳吉政府感到十分委屈，也是纳吉后来向西方寻求帮助的一个转折。

　　报回中国国内的电报显示，11月3日罗马尼亚大使曾会见纳吉，纳吉抱怨人们不了解他，苏联同志也不了解他。罗大使问到，你为何不向兄弟党求援，社会主义大家庭不是完全能够援助你吗？为何向西方求援呢？纳吉称，譬如中国共产党把我纳吉政府说成是卖国政府，我又怎能向中国党求援呢？纳吉还说，他曾向铁托和哥穆尔卡求援，结果没有得到帮助。

　　纳吉和他的政府仅仅维持了13天；一年后，为了追究他当权13天的责任，他被处以死刑。两万人死于这场动乱，15万人被迫逃离匈牙利。尽管南斯拉夫对匈牙利事件保持中立，但是当地人对这一事件并不中立，在中国驻波使馆发回的电报中说，南地方上和边防军的态度是抓到匈逃亡者时加以痛打，他们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逃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

　　波兰则是因为中国的态度而改变了立场，中国第一时间对退出纳吉政府而重新组织新政府的卡达尔表示承认，周恩来对波兰大使说“卡达尔政府是一个合法的政府”。此时，波国内对匈牙利事件仍有不同看法，有很多人认为卡达尔是斯大林分子。驻波使馆报称，“我对卡达尔政府发了贺电后，许多学生问，周恩来是不是正直的人？”

　　在中国的影响下，波兰随后承认了卡达尔政府。在联合国召开的关于匈牙利问题的会议上，波兰听取了中国的意见，对美国的要求苏联撤军提案投了反对票。1956年11月5日，基里洛克会见周恩来，询问在匈事件上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明确答复：坚决反对美国的提案，支持匈的新政府，支持苏联。周恩来说，“美国主张苏联从匈撤军。如果苏联撤军，反革命势力就要得逞，卡达尔的政府就要被推翻，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在匈被打开一个缺口，那么，南、罗、捷等国家包括波兰在内都要受到危险。”波兰外交部长拉帕茨基后来和王炳南大使说，“联大讨论匈问题时波兰投票反对美国提案，在相当程度上是根据了中国的意见。”

　　同年12月，周恩来在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到匈牙利事件时说：“1956年时纳吉正是扮演了我们中国1927年汪精卫所扮演过的角色。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卡达尔退出纳吉政府，重组新政府，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正确的。苏联应卡达尔政府的要求出兵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当时只能如此，否则，反动势力得逞，匈牙利将恢复旧的反动统治。”

　　这一年，波兰外交部第五司司长在和王炳南大使谈话时表示，周恩来总理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他说：“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在波兰领导人正确地分析了情况，并及时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划清楚，但在匈牙利未能做到这一点，以致使情况复杂化。”

　　“在当时情况下，匈牙利只有两条路，或者是西方拿走，或者是苏联出兵挽救社会主义制度，别无他途。”周恩来在和尼赫鲁谈话中很明确的表明：即使在中国纳吉也不会有好的出路。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处于当时卡达尔政府的地位，就会或者逮捕纳吉或者让纳吉逃到西方国家去，没有别的选择。”

　　副标题四：中国策略稳固社会主义阵营

　　波兰、匈牙利的连续出事让苏联政府忙得焦头烂额，为了稳定局势，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赫鲁晓夫发电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到苏联进行会谈。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波兰事件中先行赴苏进行调停。正在亚洲访问的周恩来随后也改变了行程，飞往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就波兰问题交换意见。并在1957年1月先后对苏联、波兰和匈牙利进行了访问，对这一事件进行调停和周旋。

　　周恩来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做了批评。当时在会谈时，赫鲁晓夫说，当时对波兰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帮助哥穆尔卡，周恩来则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党有严重分歧，如果认为对波采取行动不是错误而是帮助，是很危险的。我们认为苏联在这个问题的估计上有错误。

　　苏联领导人后来接受了中共的意见，承认苏联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有错误。在这次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第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各国又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原则。”

　　在说服苏联认错的情况下，中国方面也在说服波兰等国家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据中国前驻塞浦路斯大使骆亦粟回忆，周恩来访波时在举行正式会谈之后，曾经到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的私宅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谈话，这在周恩来的外交史上是第一次。这次谈话非常深入，哥穆尔卡详细的介绍了十月事件前后波兰的情况。而周则在谈话后表示了中国支持波兰，但不希望波兰和苏联发生冲突。

　　周恩来的支持和说服显然起了作用，在会谈后，1957年1月14日哥穆尔卡在对选民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以苏联为首的同盟” ，《人民论坛报》也把苏联称做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力量”“主导力量”。

　　这种变化迅速引起了各方关注，在波兰民众中也有议论。有些波兰人说“这是周总理的成就”，也有人不能接受，说“周讲中波关系就行，为什么老谈波苏关系呢？”

　　波兰驻保加利亚大使后来说,“波兰就像一只在海洋中迷失了方向的船，周访问后，这只船在海洋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周恩来的访问帮助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大选中取得了成功。

　　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行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驻瑞士大使馆发回的电报称，“(西方国家)认为自波匈事件以来，苏联内部有分歧意见，总理去后解决了苏联这些问题，巩固了赫鲁晓夫的地位。波兰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哥穆尔卡在演说中承认了苏联的领导地位。西方各国认为我地位、力量和威望日益上升，第一次在欧洲事务中起重大作用，西方不能忽视。”

　　在另一封电报中，中国在谈到西方国家对此的分析时认为，“在一连串事件后，苏联同志有些乱，但我国则很镇静，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很策略，对波兰和匈牙利分别处理，虽然踢了南斯拉夫一脚，但是穿了丝绸拖鞋踢得很轻。有的说，现在知道中国是马列主义学得最深的共产党人，决不允许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一切都是为了世界共产主义。”更有分析指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将会使中国不久后超过苏联，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将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也就是说中国不会再做老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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