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偷渡客泣血英伦

　　周一 获取工头信任

　　林先生约我在伦敦维多利亚巴士车站与他会面，一同前往塞特福德。一见着我，他便多疑地打量我，同时转动着他的黄色鸭舌帽。他详细地盘问我的来历：老家何处，来英国多久了，做过什么样的工作，等等。我给予早已准备好的答案，说我是河北廊坊来的，在伦敦餐馆里打杂一个多月，也做过保姆的工作。对我的每句话，他总缓缓地答应着，“是这样子

吗？”好似在质疑我的真诚。

　　半个小时后，他逐渐放松心情，并开始与我闲聊。

　　到塞特福德城的这一路上，他从南到北地向我这个陌生人倾诉他的过去。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之中，我才得知，他是在“黑色经济”中“打滚”的典型人物“中介工头”，靠着四处钻营挣取暴利，但从来做不了太大的决定。

　　我试着从他的角度来听他的故事。林先生来自贫穷的中国福建乡村，生活艰苦。小时常被父亲体罚，有一回愤而离家，自此在外闯天下。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被遗弃的孩子让外面的世界磨练出来的一辈子的倔强。

　　“我过去在中国曾因发印假钞，险些被警察开枪打中，”林先生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他曾透过蛇头安排，偷渡到台湾，在那里从事建筑工作6个月，直至被遣返回大陆。

　　在英国的5年之中，林先生一直在经营“身份制造”业——“做身份”——他自己这么说。所谓“身份制造”，也就是制作护照并贩卖之，从无路可走的华裔劳工那里赚取利润。他经常和金斯林镇的工头合作，往返于金斯林镇和塞特福德之间。

　　他对我说，2004年2月5日在莫克姆海滩遇难的23位中国籍拾贝劳工之中，有数人是他所召集，是他手下的雇员。望着前方的玻璃车窗，他淡淡地说，“我的女友也遇难了。”此时，他显得非常平静。“很可惜，”他说。她40来岁，来自中国东北的沈阳。

　　那晚，有些华工手上连求救的电话号码都没有。知道如何求救的人，却无法以英语告知救生服务处他们已有生命危险。

　　其中一名工人在被海水淹至胸口时，以手机打电话给他远在中国福建的妻子。“我想我过不了这一关了，”他对妻子说，并与她告别。

　　在黑凄的夜里，一个个工人手牵着手，望着自己被四面涌来的潮水淹没的那一幕，让我顿时沉默下来。

　　晚上11:30左右，巴士到达了塞特福德，一个完全陌生的英格兰城镇，迎接我们的只有夜里的冷风。我们沿着公路，走向郊区。步行20分钟后，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列列的地方政府住房。林先生指着前方一栋两层的、不怎起眼的灰旧楼房，说那就是我们的住处。

　　一进门，就是一条狭窄的走道。这原是三房两厅的房子，而今楼下的

　　“我睡哪里呢？”我问他。他耸耸肩，指着旁边的一张双人床。我立即明白，那是他的床。

　　睡在地上的一个男人被我们的声音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问，“什么事啊？”我指着他脚底下那块窄小的空间，坚持说，“我就睡这里。”这小块空间的租金是每周30镑，付给一位当地房东。

　　周二 巧遇三位莫克姆拾贝工

　　我的室友是三位上海人。他们在两平方米大的厨房里用早餐时，我开始和他们谈话。其中一位，张先生，正津津有味地吃着意大利面加黄豆。“这又便宜，又可口，”他对我说。 四至五人可同时使用这窄型的厨房，不过免不了要经常擦肩而过。“我们都得轮流吃饭，”张先生解释，“谁先下班回来，谁就可以先使用厨房。”

　　楼上有3个小房间，每间住有4人。睡在地上的人都得自行准备棉被。其中一位告诉我，他的睡铺是从外面垃圾堆里拣回来的。“这很好用啊！”基本家具如小型衣橱是这里的奢侈品，大家共同使用。每人存放在衣橱里的所有物，仅为一只行李箱和两三件衣服。看来似乎没有人把这里当作久留之处。

　　整栋房子里仅有一间窄小的浴室，里面连洗手槽都没有。大家刷牙，洗手，都是在同一个浴缸里。为了保持卫生，有些人使用自备的塑料脸盆来洗澡。等着使用浴室是最消磨耐心的事了，尤其是对那些上早班的人而言。大家也逐渐建立起了共识——早晨使用浴室的时间，需尽量控制在五分钟之内。

　　林先生一离开，我们大家尚能放松心情，围坐在厨房里谈天。这几位上海人其实才在我几天之前到达塞特福德城。受过大学教育的张先生和秦先生，过去是上海的建筑工人。张先生说：

　　“我们没有必要去高谈上海的繁荣，更不需要去假装家里有个游泳池。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件事逼迫我们离乡背井，那就是贫穷！今天上海的工作不好找，也不容易保留。而我们都有家得养。我儿子目前在大学里念书，我要为他提供最好的教育。他很聪明，大学毕业后一定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他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我就得给他什么。”

　　张先生又说，“中国内地有上百万的劳工从贫穷的农村大老远来到上海求职。他们在上海遭受到最恶劣的待遇：他们是上海最低薪的劳动力，劳动条件毫无保障，生活条件也极差。尽管他们如此出卖劳力，他们在上海这个城市里一点地位也没有。令人感叹的是，今天上海像我们这样的贫穷城市人，也同样离家，远走西方。今天，我们面临的剥削状况，正如上海市里的那些农村劳工一般。”

　　这三位上海人已在英国漂泊了一年多，但他们尚未寻到驻脚处。45岁的秦先生这么回想着，“最初，我们在普利茅斯的一个花场工作。100株的百合花，3小时才能摘到，而我们的工资是每100株才3镑钱。这工作是季节性的，没工可做时，我们就得离开，到别处找工。后来，没工可做，我们就只得去莫克姆海滩拾贝。拾贝工作可真辛苦，我的身体状况实在应付不来。”

　　52岁的唐先生在旁不好意思地开口：“拾贝的工作我才做了一天呢！那海风，背疼，唉，我真受不了！”

　　张先生是他们之中体力较好的。他说他不怕吃苦。他在莫克姆海滩整整做了一个月。当时在莫克姆有5个队伍的华裔拾贝工人，由不同华裔工头召集。工头提供拾贝工人的住宿条件很差，8到10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还有许多人住在阁楼里。

　　大伙说，华裔拾贝工人的安全，从来不曾是英国买主和华裔工头的顾虑。许多人根本没有渔业经验，不熟悉海上劳动。雇主不仅不提供安全训练，也不提供安全设施。这已由生还者(如林国)的证词所证实。林国表示，在紧急状况发生时，他们“只能靠常识判断如何应对”。

　　仅在悲剧发生的数月前，也就是2003年11月，有30名华工被困在海滩上，幸被抢救。莫克姆海湾救生服务处(Morecambe Lifeboat Service)的麦克(Michael Guy)证实此说。 “悲剧发生前，这些贪婪的雇主甚至一直没有告知华裔工人紧急状况发生时所需的求生联络电话。”

　　所幸，张先生一伙人在悲剧发生前，即已离开莫克姆。他们同行到伯明翰的一家花场做工。秦先生说：“我们在那里做牛做马两个星期，但每人竟然才拿到了15镑。那个工头一毛钱也不肯多付。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离开。”

　　秦先生边说边摇头叹息。回想着他们遭受的种种待遇，他的愤怒几乎要让他掉下眼泪。

　　“我身上现在只剩下60镑了。我实在需要尽快开始工作，才能还清介绍费，”秦先生说，在英国这段日子，他憔悴了许多。

　　林先生5点钟回来后，便领我到普坦斯(Pertemps)职业介绍公司去登记。

　　林先生一开口，我便察觉他与中介公司的关系并非平等。公司的行政人员不断地嘲笑他的英语，以不屑的态度对待他。而在不知我能说英语的情况下，林先生在我面前表演他的“领导”作风。

　　一名行政人员指着我，高声斥责他，说：“你再不去工厂上班，她就没工可做。”

　　走出公司，林先生向我承认，他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在从我们工人这里争取利润的同时，他还得百般讨好公司，与之分享利润。据同屋工人表示，其他工头也同样地与公司维持此种共生关系，并经常支付100镑左右的费用或等值物品给公司。

　　周三 第一份工作是加工猪肉

　　林先生又领我去公司。他十分礼貌地将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两位行政人员，里面放了些现钞。他说，“你得经常喂给他们小礼品，香烟和现金。这样他们才会保证你的工作量。”

　　行政人员充满自信地接受了礼物，然后为我安排了今天下午的工作——葛兰平工厂，英国最大的肉类制造商和供货商。

　　下午3:20左右，我在住处附近的“铁桥”旁等待公司的小型巴士，载我们去葛兰平肉类制造公司在萨福克郡(Suffolk)最大的工厂上班。从这站上来的有10多人，多为巴西、葡萄牙和东欧人。我是唯一的亚裔工人。

　　一个小时后，巴士缓缓驶入葛兰平肉类制造公司的大门。大门内的保安气氛浓厚，让人突然置身备战状态。我们一下车，就被迅速地分成许多小组。我被分至该厂的森斯伯理 (Sainsbury)超市屠宰厂，同事多为东欧人。我们被领到楼上，更衣，戴上清洁帽后，才进入屠宰厂。

　　工厂地面非常湿滑，我们得小心翼翼地走过。我们的第一份工作是用机器切割猪肉，拣选猪肉，并将好坏肉分开。据一名苏格兰籍工人表示，她从第一天上班起，就从未被给予操作机器的训练，更不用说是职业介绍中介公司带进来的外籍劳工了。

　　接下来，我们被领到屠宰厂的另一部门。在那里，我们负责用塑料纸包装上吨的猪肉。再下来的一步，就是装箱并冷冻这些包装好的猪肉。

　　头两个小时内，我试着让自己习惯这快速且单调的工作步伐。我的方法是做白日梦，让自己的思绪走得很远很远。此时，我的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分隔，我便成为这庞大生产机器的一部分。

　　第3个小时内，在休息时间到来前，我们因长久站立在同一位置而感觉筋疲力尽。我的双脚已僵硬。扑鼻的生肉味令人感觉窒息。血的颜色更让我双眼无力，不得不闭眼几秒钟。

　　半个钟头的休息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感觉像是仅仅10分钟。我得迅速地上楼脱下脏制服，才能被允许进入休息室。我的几位同事坐在那里，闭着眼，试着恢复体力。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变得更是难熬。此时，我的工作是装卸大块的冷冻排骨，每一块都有大约10公斤。由于一箱又一箱的猪排骨不断地送进来，工作是不可停歇的。监工就在附近，每个工人都低着头工作，想要离开生产线几秒钟都是不可能的。在第5个小时内，我的双脚已麻木，且背部疼痛。

　　“这些排骨最后都要进到森斯伯理 (Sainsbury)超市啊！”一位今天刚开始上班的同事感叹地说，“真不可思议！”

　　葛兰平肉类制造公司每年在它这个萨佛郡(Suffolk)的工厂里加工360万只猪。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我们作为工人生产什么，最终的生产品都与我们毫无关联。我们就是旋转机器上的小崁齿，没有身份可言。

　　在第二次休息期间，我们累得连烟都不想吸。接下来，有更多冷冻排骨的装卸要做。最后的两个小时内，我强迫自己持续同样的工作步调，而我只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机械式地移动着。每个人都累得说不出话来了。

　　晚上11:30， 工作总算结束了。我们站在工厂门口等待巴士来接我们回家，冰冷的雨滴愈飘愈急，回到塞特福德的住处时，已是凌晨1:30。回到了房间角落里的睡铺，我根本没有整理思绪的精力，倒下就睡着了。

　　这一切，竟是为换得微薄的28.42镑，也就是一小时3.78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