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立的社会文化环境里求生

　　周四 中介工头的阴谋

　　我楼上的房友每天清晨被送去凯瑞食品公司(Kerry Foods)在红坟镇(Redgrave)的鸭肉加工厂做工。他们有的是4点钟就得起来，有的是6点钟。凯瑞食品公司距离住处约半小时车程，他们就在车上打盹，补充睡眠。

　　凯瑞食品公司是一家跨国企业，生产各种肉类加工食品。它在诺福克郡唯一的一家加工厂里雇用了200多名工人，其中，大约五分之一为华裔。工作量非常大，监工要求也非常苛刻，其它房友也劝我别去凯瑞食品公司的鸭厂工作。有一位说：

　　“在那里有很多搬运的工作要做，用利刃切割鸭肉，还有极为快速的包装工作。那个厂里的女工不多。太辛苦了，你做不来的！”

　　凯瑞食品公司供应食品给全球120个国家，它目前的年度销售额近40亿欧元。而同时，一位全职的外籍劳工，正如我的华裔房友们，一周40个小时的劳动最多仅能挣得149镑，也就是每小时3.73镑。

　　对新召进的工人，普坦斯(Pertemps)职业介绍公司安排的工作每日皆有不同。我们每天都得进公司询问当天的工作地点和时间。因恐错过工作，我们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10点钟便到达公司。“你们两个小时后再回来！”办公人员这么简单地告诉我们。我们便在公司对面的广场凉椅上坐着等待，观望来往人群。

　　12点整，我们回到了公司。“现在没有工，你们两个小时后再回来！”又是这样的回答。大家的脸都沉了下来。

　　一整天，我们等待的就是一个班次。

　　普坦斯职业介绍公司的办公室里总充斥着种族歧视意味的语言。外籍劳工就像畜生一般地被对待。而该公司办公人员的借口总是，外籍劳工不擅英语。“坐这里！”“走开！”“你笨蛋！”是那个办公室里的每日语言。无证的巴西籍和华裔工人皆不得不接受这种对待。

　　此时，林先生正忙着他的新计划——回到莫克姆海滩做拾贝生意。他说，他正四处召集15名工人，并将为他们安排伪造的工作证，且供应他们在利物浦的食宿和每日拾贝所需的交通工具。

　　林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同去莫克姆，担任他的“会计”工作。我可以看出，他在暗自计划着和我建立起某种男女关系。除了监视我的行动之外，他时常对我表态。我知道他在找寻伴侣。“你未来要回中国吗？”他问我。当我回答“可能不会”时，他对我说，“我可以给你好的生活，你要什么就能有什么。”

　　空间和隐私的缺乏，有时成为人们彼此建立性关系的条件。楼上50来岁的阿兰，一搬进这房里就和岁数相近的李先生共享一张双人睡铺。久而久之，两人便成为形影不离的情侣。林先生不断地暗示我，我们也可这么做。“出门在外，每个人都需要有人照顾，”他对我说。

　　对外籍劳工而言，工作之外的生活极为孤立且单调。我的房友既无任何当地社会网络，亦无经济能力去享受任何休闲娱乐生活。“酒吧或俱乐部都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消费场所，”中国北方来的周先生说。此外，身份的隐秘性也使得他们习于避免出现于公共场所。

　　晚上，我们一块吃红烧猪尾和白饭。“猪尾巴和猪耳朵是这里肉贩店里最便宜的东西了，”一位房友说。大家轮流用餐。第一批人用完餐，洗了碗，第二批人才进来做饭。接下来才轮到第三批人。我的房友来自中国各地，北方、中部和南方省份，因此烹饪十分多样有趣。由于我年纪比大家小，他们总问我吃饱了没有，要我品尝他们的各式烹饪。从南方以米饭为主的食品，到北方以面食为主的烹调，我都试过。

　　在这里，一切都以经济为原则——250克的面粉可以做成一周午餐和晚餐所用的面包、蒸包、蛋饼和面条。他们多从工厂的肉贩店里买得廉价肉类。每有肉食，一定是至少两天的晚餐。就连一个茶包都可使用两三次。他们每日的食宿消费皆极为低廉——每人一周消费不到6镑。

　　晚餐后，大家聚集在楼下我住的卧房里(这是大家的客厅)打牌，抽烟草。谈话中，有人提起了莫克姆悲剧。

　　他们提到了过去的朋友阿超，他曾在塞特福德做工，后来去了莫克姆，为的是亲身体验拾贝生活，想日后自己做拾贝生意。谁也没料到，他在那里才一个星期，就丧生海里。不住口的周先生说：“对阿超而言，死亡不见得是件坏事。生活才是无法忍受的。他在拾贝时，他家里还欠着一堆债呢。死亡至少让他得到解放。”房友们都以沉默来响应他的这番话。

　　周五 工资被克扣

　　我和几位房友随同林先生一起步行去普坦斯公司询问今天的工作分配状况。两位办公人员鲁莽地向我们吆喝，“没工，没工！”我站在那里，不肯离开。

　　我们走过市中心的HSBC银行，大家都在那里领取支票。我才想起今天是大家的发薪日。各国工人在银行旁比照彼此的支票。大伙都在纷纷议论着彼此工资单上的差额。住在另一栋房子的李先生心急地要我看他的工资单。“你看！他们没发给我加班费！整整四个小时的额外工作！一毛钱也没有给！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我建议我们进去公司问个究竟。林先生凑过来，试图阻止我们。李先生不甘失去四个小时的工资，请求我陪同他进去询问公司。正当我要进去时，林先生将我拉到一旁，对我大喊着：

　　“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没有合法身份，还想进去讲理？！你自己先管你自己的工作！少管人闲事！别忘了你是黑工！”

　　我这回似乎真是得罪了林先生。回家的路上，他不停地教训我。他这么警告我：

　　“上次有个中国人也是要去公司讲理，我当时就告诉他，我可以让任何人消失，简单得很！把你丢进河里，你在中国的爸妈永远也找不到你！”

　　林先生虽然是公司的忠实盟友，他的工资却不比我们任何人高——今天，他的工资单上显示，他上周在凯瑞食品公司工作40个小时的工资仅仅为125镑，也就是一小时3.13镑。

　　周五晚上，大家又聚集在这烟味弥漫的房里，谈笑、打麻将到晚上11点。我和周先生谈了许久。他满腹笑料，总逗着大家开心。他告诉我，他对英国这个地方一点幻想也没有。他是因为国营企业裁员失业，才决定来到英国。他的唯一目标是要挣够日后的养老费用，回中国过日子。

　　周六 休假

　　今天大家休假，我主动做饭给大家吃。做的是猪肉炒饭，不过，做完了饭才发现，周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不吃荤。两位女房友倒挺喜欢我的炒饭。

　　其中一位，阿兰，来自中国河南省的一个小村镇。她是四处借了钱，才能找中介公司申请到所谓商务签证。一年前，她的签证过了期，于是便这么加入了非正式经济的“地下世界”。别无选择，她也只能从苦中寻乐，在这里找到了经济上能互相照料的伙伴。对于工厂的重活，她似乎很少抱怨。

　　另外一位女房友来自上海，已在英国飘荡多年。在大家眼中，她似乎属于另一个阶层，拥有不同的生活机会：她是楼上工头的女友，和他一块收取介绍费。普坦斯职业介绍公司信任她，经常雇佣她介绍的工人。

　　饭后，周先生拿出他的中文版英国地图给大家看。他告诉我们这一年来他走过英国那些地方——从伦敦的餐饮业，到普利茅斯的花场。他谈到他的佛教信仰，不自觉地透露出他悲观的论调。

　　冯先生是个历史唯物论者，他和周先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说他的哲学只是在为自私找借口。当周先生夜里起来打坐时，冯先生总开他的玩笑。

　　晚上，周先生下厨，做了些可口的北方大饼和蛋花汤，我们四个人一块用餐。冯先生是这个房间里的梦想家。他以他浓烈的河南家乡口音，告诉我他的过去。他自称“农民”，家里有两个儿子，经济状况有欠理想。他想出去闯天下，住过上海，游遍中国，远及乌鲁木齐。他有相当丰富的医学知识，皆自修而来。苦日子，以及创造新生活的坚强意志力，将他带到了英国。

　　周日 学英语

　　为了避免和林先生同房，我要求与楼上的一位上海男人交换睡处。于是，我搬进了楼上这个两平方米大的房间，与其他三人同房。我们都睡在地上的睡铺。暖气不好用，房里经常很冷，但我的心里负担不再——没有人再能像林先生那样监视我了。

　　晚上，我的三位室友都在用一本字典和周先生在中国买的电子翻译机学习英语。听着翻译机上扭曲的电子声音，周先生认真地重复着它的发音。这样的学习方式似乎效率不高，但大家别无选择。冯先生这么说：

　　“我真想学会说英语。那对我的工作肯定会有好处。你知道，在凯瑞食品公司的鸭厂工作，不会说英语真是种障碍，你会很容易受工头欺负。我们要是会说英语，就不用在那些工头底下工作了，因为我们的工作速度又快，质量又好。”

　　冯先生将他学到的所有英语词汇都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经常拿出来复习。但问题是，他将所有的英语发音转换成中国字，并用中文来记忆。这个方法使得他无法系统地学习，而他总说是因为自己的年纪。

　　“每次想表达什么，却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真是很气馁。就连要向驾驶先生说声‘谢谢您来载我’，都说不出口。”